托克维尔传/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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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还能从这片废墟里抢救出什么呢？托克维 尔20年代的生活就是要努力保留一些信念，使它们在 一个理智上更说得通的框架中容身。尽管他的堂兄弟 路易（受到一些佩剑贵族出身的亲戚的唆使）拼命劝 他从军，但也许是借此表示对马勒泽布的纪念，他决 定去巴黎学习法律。神甫也不赞同从军的想法，他察 觉到了年青的被照管人心灵的品质，想尽办法激发托 克维尔在文学上的雄心。 现在到巴黎学习，时机真是再好不过了。1822— 1823年，议会和新闻界正在进行那场“大辩论”。复 辟初期相对自由的政6府，在1820年王位继承人被刺 杀之后，让位于由维莱勒控制的极端保皇派政府。20 年代中期，维莱勒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法案，它触及法 国社会和政府的各个方面，而在反对的自由派看来， 这些法案几乎就是要复辟旧制度了。鲁瓦耶一科拉尔 领导的自由派声称，这是一场“旧制度和革命、旧法 国和新法国、‘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的斗争。 从托克维尔仅仅几年以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与这 场大辩论靠得很近，它为他的思想提供了基本的范畴 ——“贵族制”和“民主制”，“原子化”和“集中 化”，培养了他对两种社会类型做比较的习惯。大辩 论让托克维尔获得了双筒望远镜一般的视野，而且再 未丢开过。 到了1827—1828年，托克维尔正一帆风顺地往自 由派的路上发展。他在与哥哥爱德华同游意大利时— —此际他已经完成法律学习了——所写的日记里，流 露了对公民与政治自由的热爱。他严厉指责那不勒斯 贵族政体宁愿投靠专制王权，而不去支持人民的权利 。托克维尔还是基督教道德协会（Societyfor（： hristianMorality）的成员，这是一个在历史学家基 佐影响下的自由派压力集团，它的思想反映了新教对 复辟时期自由主义的强烈影响。基佐的看法同斯达尔 夫人、还有贡斯当一样，认为自由主义远不像天主教 保皇派想的那样是对基督教的威胁，而应该看作是基 督教的具体应用。因为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一样，也是 基于道德平等的假设，也认为道德只能出于良心，或 是出于不受强迫的自发选择，而这就是公民自由的根 本理由。 这种半新教的解释，使得托克维尔能够把“基督 教道德”从自己信仰的废墟中抢救出来，这个观念在 他以后的写作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由此他被引向了 一种新的信条。自那以后，托克维尔把本是由单纯信 仰所维系的激情注入了自由主义的“正义事业”中。 几年后，当批评家圣伯夫初次遇到他，立刻就把他归 为“信徒”。 法律学习没有让托克维尔的好奇和雄心得到满足 。在一位从前在梅茨做过教师的人的帮助下，他继续 政治方面的学习，对中世纪以来英国和法国制度的演 变做比较。这事出有因，在大辩论中这一比较是自由 派论点的核心。毕竟，英国为复辟时期法国引入代议 制政府提供了榜样；可是为什么英国发展出了代议制 政府，而同时法国却沦为绝对君主制？这个问题开始 困扰托克维尔。 1827年，托克维尔做了凡尔赛法院的助理法官， 他的父亲刚刚做了那儿的省长。尽管有这层关系，他 仍无望获得迅速提升。法官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适合的 职业，不能让他兴奋，而他对这种兴奋的需要几乎已 经到了病态的地步。他还发现公开演说对他也是一个 考验，他音调太柔和，又过于挑剔，总想把自己的想 法表达得丝毫不差，却又没有18席演讲的能力——这 和另一位青年法官古斯塔夫·德·博蒙成了对照。博 蒙是来自都兰的青年贵族，为人和善，也是一位坚定 的自由派。托克维尔的思想激发了他的热情，他给予 了托克维尔带有保护色彩的友情。托克维尔需要这种 密切关系，因为同事之间一板一眼的交往态度不能使 他满意。“我担心自己迟早会像大部分同事那样变成 一架法律机器，他们那么专精于一个领域，可以娴熟 地推导出一系列公理，发现各种相似性，但他们却没 有能力去判断一次伟大的运动，或者领导一场伟大的 事业……”，他写信告诉凯尔戈莱，“我如果落到那 种地步，宁可把我的书扔到火里。” 1827年，极端保皇派政府在大选中失败，让位于 中间派的马蒂尼亚克政府，这普遍被认为是波旁王朝 和法国自由派政党之间最后的妥协机会。新政府取消 了大学授课的禁令，基佐于是开始了一系列以欧洲和 法国的文明史为内容的讲座，这成了青年自由派知识 分子的聚集地。基佐在讲课里运用大辩论时期的思想 ——尤其是原子化和集中化的思想——对欧洲制度和 信仰的演变做了有力的阐述。托克维尔感到基佐的讲 课很有说服力，“基佐的分析头脑”成了他仿效的模 型。将近三年里，他每周六都从凡尔赛赶往巴黎，加 人古老的索邦学院汹涌、激动的人群中。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