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探奇

作者简介

郑在瀛，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湖北英山人。历任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助教，湖北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出版著作有：《六朝文论讲疏》、《李商隐诗集今注》、《李商隐诗全集》、《传记散文英华》、《唐代爱情诗萃》、《中国历代爱情诗萃》、《经典情诗》、《唐代送别诗选注》、《郑在瀛论文选》等，参编教材有：《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毛主席诗词解说》等。发表旧体诗词一百余首，曾获全国屈原杯金杯奖，黄鹤杯二等奖。书法作品曾获全国教育工作者首届书法、绘画、摄影大赛一等奖，名列榜首，中国当代文人书法大赛金奖，作品载入《中国书画家作品集》，并获中国百名著名书画家荣誉称号。载入《世界名人录》。

内容简介

荆山高迥接重霄，百代空闻产玉瑶。 和氏忠良双刖足，屈平耿介最萧条。 江枫隐恨愁淫雨，峡水鸣冤起怒潮。 楚老相逢因有意，彩丝犹得系长蛟。 ——《荆山》 1982年6月，在屈原故里秭归举行了屈原学术讨论会。端午节前夕，我写了《荆山》诗悼念屈原，并向大会呈上一篇论文《屈原的民族精神略论》，后来登载在《屈原研究论集》上。这次盛会是对多年来的屈原研究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屈原研究队伍的一次检阅。我因为教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所以对屈原与楚辞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不陌生。但是说不上“研究”，以往仅仅在课堂上传授习见的知识而已。秭归会议之后，我经常记挂着屈原与楚辞问题。好生奇怪，屈原一人独创了骚体，而且空前绝后，百代无匹，这本领是怎样获得的？五言诗的形成和兴盛，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格律诗的形成也由于六朝人的长期酝酿，而骚体的成熟却是突发式的。文学史上说楚国有民歌，有地方音乐，有原始宗教的巫风等，这些都是楚辞产生的基础。说法虽然不错，但靠这几首民歌、几章乐曲就能孕育出以六言为主的十分成熟的《离骚》？《离骚》《天问》《九歌》《招魂》在体制上差别很大，屈原也像杜甫一样，乃是各种体裁兼备兼善的诗人？屈原是楚国诗人协会的“主席”，一生专门从事各种诗体的创作实践？《四库提要·集部总叙》说：“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如此说来，屈原活着的时候，靠什么出名？他是先当三闾大夫，后当左徒，还是先左徒、后大夫？他跟楚怀王有什么特殊关系？是屈原首次成功地运用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吗？他从哪儿学来的？刘勰说“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是主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吗？屈原的作品能称“赋”吗？所谓“屈原赋二十五篇”，都是屈原的作品吗？如果不全是，其中哪些是，哪些不是？刘安、班固、贾逵“缺而不说”的问题，王逸说得清楚吗？还有屈原爱国问题，所谓法家、政治家问题，屈原参加稷下学派活动问题，屈原否定论问题，以及楚辞注释问题等，都经常萦绕在我心中。虽然是老问题，但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因为过去的结论未必都正确。 当然，我对屈原的景仰，对楚辞的爱好，并不是由上述问题引起的，而是由于熟读《离骚》的结果。每一次读《离骚》，就感慨古往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屈原那样峻洁高超，那样善于歌唱自己。假如没有《离骚》，到哪儿去寻找屈原的光辉形象？去听司马迁《屈原列传》片断的介绍吗？去听王逸的关于“忠臣”的说教吗？去听刘勰的“四同”“四异”的审理报告吗？可是屈原缺少知音，生前被放逐，十分孤独，死后也难以被人理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刘安而外，有几人真正说骚高明？王逸、朱熹将《楚辞》作为忠臣教科书，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列出中国文化代表三十二人，竟没有屈原的位置。或则郢书而燕说，或则买椟而还珠，纷纶舛错，言人人殊。近现代以来，由于考古工作的新发现，研究方法的趋新，使这门学问获得新的生命。有穷毕生之精力研究屈原和楚辞的专家，也有偶然一回顾而见识卓异的学者，队伍不断地扩大，论文和专著逐年增加，使屈原与楚辞的研究成为热门，一直热到今天。关于现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已有高文评述，兹不妄说。拙著《楚辞探奇》别有天地，试图对屈原和楚辞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作新的论考，目的是求得事实，并非故作新奇。 第一篇《奇人屈原论》以“十五证”证明屈原是一位职业性的浪漫人物，他由一名优秀的巫官而晋升为宗族长兼祭司长——三闾大夫，所谓“左徒”之职，时间短暂，政绩不显。屈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天才的艺术家。 第二篇《奇文〈离骚〉论》分析诗人自我形象的特点，联系屈原一生的经历，进一步阐明屈原的巫官作风。本篇是第一篇的补充。或问：“你怎么能把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与屈原本人等同起来呢？”答曰：“我从来没有将两者之间画上等号，只说有广泛的内在联系。”难道说《离骚》《九章》等主观抒情的作品中诗人自我形象与诗人自身毫无关系吗？真是“心画心声总失真”吗？有位著名学者还提倡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呢！为何在我这里又行不通了？ 第三篇《神曲〈九歌〉论》认为《九歌》是神曲，十一篇中有九篇是九种神祗的专场歌舞，故曰《九歌》。天数曰九，地数曰八，故“九歌”与“八阕”是有天壤之别的。屈原奉怀王之命编定《九歌》，祀于南郊，用于“兵祷”。 第四篇《巫诗〈天问〉论》认为《天问》不是屈原书壁之作，不是抒情诗，而是巫史所传唱的启示录、教育诗，仅在末尾有几句是屈原加上去的感叹的话。《天问》述史，《九歌》娱神，功用有别，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巩固楚王的统治。 ⅳ楚辞探奇前言ⅲ第五篇《〈招魂〉自招论》认为《招魂》的开头和结尾是屈原自己作的，而主体部分招魂词本是工祝巫官制作并保存下来的口头文学，屈原借用来自招生魂。 第六篇《〈九章〉抒怨论》认为《九章》是研究屈原的生平和思想的可靠依据，可以用来证明屈原的巫官职任以及与怀王的特殊关系。屈原“受命诏以昭时”与《周礼·春官》所言巫官保章氏“以诏救政”相同。 第七篇《〈远游〉避世论》认为屈原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产生出世思想，与《离骚》的“从彭咸之所居”实质是一码事。 第八篇《屈原爱国论》认为屈原爱楚国、爱故乡实乃久已形成的楚民族精神的体现。 第九篇《鲧功考》考证鲧治黄河的功绩，说明屈原三次为鲧鸣冤，实是替自己鸣冤。 第十篇《闻一多〈楚辞校补〉读后》盛赞一多先生的考索之功及爱国精神，他与屈原千载同心，学者、诗人兼斗士的一多永远是我们的师表。 第十一篇《骚、经不同论》认为楚辞改变了经典文风，《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 第十二篇《骚、赋不同论》指出班固纳骚于赋的错误，分辨骚与赋的不同特点，阐明赋的历程。 第十三篇《〈鹦鹉赋〉——屈骚的嗣响》介绍东汉末年的著名狂士祢衡及其《鹦鹉赋》的价值。祢衡以孔子信徒自居，而他的抒情小赋却深得屈骚的风骨。 第十四篇《咽咽学楚吟》认为李贺堪称屈子的苗裔，他的歌诗奇丽虚幻的作风，是《离骚》《九歌》艺术风格的继承和发扬。 第十五篇《余论》重申屈骚的成功是宗教意识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成果，屈原研究应当扩展到受屈原沾溉的后世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方面。 总此十五篇，暂告一段落。其中某些观点，实受比较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的启发。屈原与楚辞的研究也是心灵的科学的一个分支，必须用科学的心灵去对待它，从前的由现象到现象的研究方法，已为历史比较的推论、文学美学的批评以及心理学的考察所取代。《楚辞探奇》是在笔者以往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它未能总结专家学者的丰硕成果，仅在研究上作些新的探索。在写作过程中，曾向苏雪林先生、汤炳正先生请益，得到指教和鼓励，谨在此一并致谢。 这部著作，主要使用文化学理论，结合作者自己独特的艺术感悟而成，作者自己洒脱的文笔，更为本书增添了魅力，不仅闪烁着学术思想光彩，而且优美真挚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