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晓——1921

作者简介

徐剑，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人，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创作一级，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文学作品700余万字，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中国好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全国、全军文学奖，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

内容简介

将近黄昏了，天有些暗淡，好像要下雨了，上海城郭上空，不时惊雷响起，轰隆隆的声音，从遥远的地平线传来。 王会悟放了一天哨，天将向晚了，这些男人们的会议越开越长，那个外国人马林，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李汉俊和刘仁静换着给他做翻译，看来这会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瞧，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下楼看了好几次，都不见小叔子的动静。李书城去南方前交代过她，对于汉俊的事，一概不许过问，她谨遵夫训，复又折回楼上去了。 天黑下来，不会再有人来干扰了。王会悟得回到渔阳里2号，她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呢，于是起身匆匆走了。那是7月30日晚上8点的会，马林将要发表演说，与会代表围着长方形的大条桌落座。周佛海请假了，说自己闹肚子，腹痛大泻，正独自躺在博文女校的地铺上。 各位代表，开会吧！张国焘刚宣布完，那一扇半掩的后门，忽然被推开了，闪进一个陌生面孔，是一位中年男人，身着长布衫，朝一楼的客厅扫视了一圈，仍站着不走。众人惊诧。 “先生，你找谁？”李汉俊站起身来，问这位不速之客。 “对不起，我找错地方啦。”男子说完转身便走了。 “刚才这人说了什么？”马林很机警，用英语询问李汉俊。“他说找错地方啦。”李汉俊也用英语回答。 “有情况，散会。”“砰”的一声，马林将拳头重重地擂在桌子上。他毕竟是老地下工作者了，有着丰富的城市秘密斗争经验，说，“这是一个包打听，一定返回巡捕房报告去了，大家立即从前门撤退，会期再定。” 会场发生一阵小小骚动，大家立即起身，卷着文件和本子，从前门蜂拥而出，三三两两，穿过林荫道，各奔东西。他们也不敢再回博文女校了，再集合的地点是渔阳里2号的陈家，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在这里应对。 陈公博当时为何不走？他在《寒风集》中说：“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预警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马林的判断极其准确，那个陌生人去巡捕房搬兵去了。代表们刚撤走一会儿，十几个武装巡捕和刚才那个包打听就闯进了李汉俊哥哥的家。 李汉俊因为牺牲得早，对于巡捕房搜查之事，未留下只言片语，但陈公博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在《新青年》杂志上，虽然隐掉了他参加中共一大之事，但是因离那个时间较近，比较贴近当时的事实。他写道：“……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横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是英国人。那个总巡有点儿疑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懂。那个侦探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儿误会。我于是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地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已经检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是不少，既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法国总巡训完话，收队走了，扔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个人长舒了一口气，好险啊，险些酿成摇篮中共的一场大劫。陈公博说，自那天始，他在上海和杭州活动，他的身后始终有三两个鬼影尾随。 这场突如其来的搜查，因了马林非同一般的危机预警而化险为夷，但是每个与会代表对这场有惊无险的撤离皆记忆犹新，经年之后，纷纷付诸文字。可是一场秘密之会，何以受到巡捕房的搜查呢？ 其实这一切，又皆与马林有关。马林刚一踏上沪土，他的行踪便受到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共同监视。此人系危险人物！荷兰王国外交部早已经照会英、法、日、德和中国外交机构。从这一年春天马林在维也纳被捕，然后登船驶往东方，他的行踪就被沿途各国及殖民地总督府所“眷顾”，他到上海住于何处，接触些什么人，皆在各国警方互通情报之中。马林对此也早有察觉，并采取反侦探的措施，让人代转信件和收发电报，但是他还是无法隐匿个人的行踪。日本著名中共党史研究者石川祯浩曾翻阅过日本警视厅《外秘乙995号中国共产党上海的行动（1921年6月29日）》（收于《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内称“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与会”。时间被误报成了6月30日，但地点却确凿无疑：“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就在法国巡捕房检查过的第二天，《民国日报》刊登了法租界当局的一条取缔集会的条例：自8月1日起，凡集会须于四十八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的许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法租界巡捕房因获悉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匆忙制定的一个应对之策。日本警视厅未说情报来源何处，但是法国总巡搜查李书城家时，将陈公博当成日本“社会党”人，可见其情报并非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