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的历史(精)

作者简介

于迎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先秦秦汉方向博士生导师，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奖学金获得者。专著包括《秦汉士史》《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等。

内容简介

第三章?“文人”的复合性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中，“文人”是一个看起来意思明了但其实界限模糊的概念，其指称范围相当难以确定。大致说来，“文人”这个概念具有宽狭两种含义：有读写能力和一定程度古典人文知识的受教育者，即泛指有文化者；以诗文为主的、善于有技巧地运用修饰性文字的写作者。 “文人”宽、狭不同的两个含义相互贯通、纠缠着，这增加了厘清的难度，却也使得其在互文中，丰厚了彼此的内容。两者都与“士”这个社会政治——文化阶层密切相关。狭义的“文人”，即艺术性的写作者，逐渐从“士”阶层内部自然分化出来，被视作一个人物类别，但仍内在地隶属于这个阶层。随着“士”在汉代被体制化和国家行政的逐步“士大夫”化，文人也获得了多元的、复合性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并始终体现着这个阶层价值的综合性，即道德、事功、学术文化的三位一体。 一、文人是士阶层中分化出的一个人物集群 “士”这个社会政治、文化阶层曾经包罗庞杂，战国文献中，以“士”为词素组成的人物称谓、名词众多。这一方面说明士阶层的社会活跃，也表明其内部成分的复杂和多样化，为了有所区分，往往根据品格、才能、地位、职事等种种标准，对士人加以分类。 在经过长足发展之后，“士”的阶层共性获得了集约式的加强。由于教育内容与科目顺序、社会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人生出路和入仕途径等，士人生活中这些重要的方面在汉代都越来越趋于统一，使得这个“无组织的组织”具有了更多的同质性。与此同时，随着其成熟、扩大，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这个阶层内部也在不断发生着裂变和自然分化，先后产生出了不同的类型和群体。王充为了辩驳识别贤能之士的社会流行标准，曾在《论衡·定贤》中，胪列了二十种人物类型，都是在当时被朝廷选用，或者获得了程度不等的社会声誉的士人集群，涉及功业、德行、文化教育与创造等人生几大方面。“仕宦得高官身富贵”“居职有成功见效”“孝于父、弟于兄”“避世离俗，清身洁行”“经明带徒聚众”等等，凡此被王充选立为样板对象的，无疑是社会中比较稳定的群体，至少在东汉初期具有一定典型的社会人群说明性和类别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士阶层内部一些得到社会充分肯定的人物类型。 从士人写作的角度来观察，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敏于赋颂”一类。《论衡·定贤》：“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这表明，辞赋家以其作品的特质，再加上由之而来的社会声誉，已经被分立为一个人物类别。具体地说，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善于写作辞赋等美文、丽文的“文人”，尽管不乏社会评价上的异议，依然通过其作品的特性获得了明显的社会认可，同时也具有了人物的类别辨识度。 除了以赋颂名世的文人，还有两类人物需要留意，“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者，“敏于笔，文墨两（雨）集”者。他们分别是博览多识、典掌官府图书文献的学士儒者，如司马迁、刘向；从事官曹文书，特别是司法文书写作的文吏，如张汤。这三类人无疑都属于汉代中上层社会中书面读写能力最强的群体。王充一向以章奏、史传、论说、赋颂等来定义文章概念，因此，他的这一人物类型划分，实际上就在其宽泛的文章范畴之内做了区分：他不仅充分认识到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赋颂作者的独特性，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了文字写作在史传学术、行政文书、诗赋文学这些领域中的不同运用和体现，从而将“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的文人，与士阶层中的其他群体加以分别。 与王充差不多同时的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总括汉武帝朝廷名臣辈出，也分类枚举了若干种人才类型，儒雅、笃行、推贤、定令、历数、运筹等之外，“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而宣帝一朝，在“儒术”“将相”“治民”等类列中，称赞“刘向、王褒以文章显”。综之，文章之士与以经术、德行、法令、治民等闻名者一起，被视作朝廷人才济济、政治昌明的表征。 王充、班固的分类叙述表明，以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王褒、扬雄为代表的善于写作辞赋文章之士，虽然还没有固定地被冠以“文人”这一统称，但是作为获得社会名声的一个人物类别或人生成就形态，东汉初期，显然已经在社会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认可，甚至在政权的人才评价系统内也有了一席之地。其文章才能和作品特性以其内在的共通性质，将他们综合成了同一种人物类型，因此不仅有必要，而且也足以与那些在儒术、法令、行政管理等方面有专门才干的其他士人类别区分开来。 二、文人与士人、士大夫的界限并不分明 “文人”来自于“士”，“文人”在汉代先是逐渐指向了士阶层中那些显现出书面写作能力的人，后来更偏重于指称艺术性地使用文字的写作者。尽管可以认为“文人”在“士”阶层中正逐渐别为一类，但对于大多数名声有限的文人来说，作为善于写作文章之士，事实上，他们在这个阶层中缺乏可直接辨识的外部特征和衡量标准，因为诗文写作既非一种职业或营生，也不经专门的技艺培训，而且，写作水平没有一个可准确量度的指标。更何况，写作越来越成为士人的基本能力之一，史传中常常有传主动笔成文、上书奏记的叙述。因此，不难理解，“文人”有时候会被宽泛到指称一般知书能文的人，即具有书面读写能力的人。由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尤其是接受了古典人文教育的知识者，几乎集中于士阶层，所以在此意义上，“文人”就不免与“士人”大致相当。 士阶层自春秋战国之际崛起于世，其中的活跃分子虽以才干、学养见长，但整体来说，受教育情况、知识背景等，彼此差异很大。汉代以来，随着社会意识形态和官吏选举标准日益经术化，社会中主流的知识、教育内容逐渐集中于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古代典籍，在政权的推动，各级教育机构的响应下，士人修习经术的热情受到鼓励，官僚队伍逐步变得儒术化、学者化。官吏文化素质提高的同时，政权对参政者的读写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早在汉文帝十五年举贤良文学士，皇帝亲自策诏，要求他们就国家政治的若干方面直陈时弊：“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在政治见解之外，百余位对策者自然还需要表现出相应的良好写作能力。而这将成为后来类似政治参选中不言而喻的必备条件。不过，文章写作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官员必备的能力，汉初，高祖与众功臣的质朴少文固不待言，汉文帝即位，依然是“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即使到了东汉，仍有为官者因为不能写或写不好奏章而假手他人。所以王充才会在《论衡》中就奏记文书的一些低水平现象予以责难：“书五行之牍，书十奏之记，其才劣者，笔墨之力尤难，况乃连句结章，篇至十百哉！”“疏一椟，相遣（遗）以书，书十数札，奏记长吏，文成可观，读之满意，百不能一。” 随着教育的普及、士文化的丰富、社会风习的潜移默化，汉魏以后，文章写作逐渐成为广大士子普遍接受的基本学业训练，甚至还成为他们求仕选官的重要科目，士大夫上疏奏事，文辞典美成了重要的评价标准。官府朝堂的文章外，一般的诗文也越来越广泛地演化为士人社会交往最当行本色的工具，用来诗酒唱和、赠答探问、记游怀人、序跋题辞等等。总之，诗文写作既是他们从启蒙阶段就开始的必修课程、基本教育训练，也是他们一生中社会活动和自我表达的常规方式与手段。士人在其公、私活动中，越来越要仰仗或诉诸他们的书面写作能力，从这一角度来说，“士”这个阶层后来越来越文人化了。由于“为文”成了士人的一项基本能力，并为他们所普遍认可，因此，比起其他的所为，成为“文人”，差不多就成了士或士大夫在入仕从政之外、之余，最便于，也乐于接受的才能选择和组合。说到底，士大夫与文人之互为表里，不仅表现为他们抒情言志的个体性诗文写作增多，并以此博取名声，还表现在官吏的政治性写作也越来越重视显示其文才。 另外，文人不仅不以写诗作赋为专门性职事，作为士阶层中的能文者，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为官居位，写作不仅不是他们唯一从事的，甚至都不一定是他们主要从事的活动。从现代学科、职业的分类出发，对于一些士大夫进行人物类型或社会身份上的确认，往往是相当缠结的事情，其具体结果可能差异明显，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立场和兴趣。 《史记》《汉书》俱为贾谊立传。前者以贾谊见疏于文帝、离京远去长沙国途中的《吊屈原赋》为传记主体；后者在《吊屈原赋》《鸟赋》之后，又以更大的篇幅载录了《陈政事疏》这类就时政问题而上的奏疏。同一个人物，两位史家以其各自的理解和偏好，选材、记载偏重不同，从而影响了其形象的塑造。读者有时候愿意把贾谊看作汉文帝的近臣、富有远见地论议政事的太中大夫，有时又倾心于那个在辞赋文章中抒发激越情怀、敏锐感伤的才子文人。不同的社会角色，各有相应的条件和能力要求，贾谊的这些不同侧面，乃是他在分别作为辞赋家和国家官员时，才情、学养、见识等方面，顺乎其然的体现。相对来说，班固对贾谊的记叙要更全面一些。在《汉书·贾谊传》中，一方面叙述了传主对屈原“追伤之，因以自谕”而作《吊屈原赋》，“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而有《鸟赋》；另一方面又写他“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不过文学、政事两方面的篇幅相当不平衡，班固显然更加重视贾谊在时政方面的见解，传末“赞”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有关内容的大篇幅引录，无疑强化了贾谊作为政治人物形象的分量和优先性。 文帝任用贾谊，景帝以司马相如为郎，又在枚乘两次上书吴王刘濞、劝阻其谋反之后，召拜他为弘农都尉。对于不好辞赋的景帝来说，他的任用一定不是出于对相如、枚乘辞赋才能的欣赏和利用。换言之，这些被后世主要视作“文人”的人物身上的多侧面，使得他们在当时可以以其他才能立身行世。就贾谊而论，既是善于属文的赋家，又是朝廷大夫、诸侯王太傅，这两类身份不断相互转换；虽然对他本人来说，写作辞赋、陈政议事，都不过是因乎时地、发乎至诚、顺乎学养和性情的自然所为，并不存在身份分辨、确认的问题。综之，文人与士人、士大夫，他们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创造上同时并存的综合性的素养、复合性的角色，使得两者所谓的“身份”界限时常只是相对的，不容易判然析分。 ？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多年研究心得汇聚成书，填补汉代文人研究之空白。 ？以汉代文人群体而非某个人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学术性著作。 ？综合视角，多层次描述，为汉代文人群体画像。 依据丰富，资料翔实，分条缕析，深入探讨文人和文人文学的演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