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 新闻艺术（增订本）（精）

作者简介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教育家。1927年进入国闻通信社做复写员，后在《大公报》任记者、编辑、编辑主任、桂林和上海版总编辑。他是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曾任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半个多世纪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活动的见证人。 一生著述颇丰，撰写了大量新闻评论、通讯、游记和杂文，晚年除撰有不少回忆新闻生涯中亲历亲闻的文字外，还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并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兼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主持创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和新闻实践及有关学理做出系统回顾、集中思考和深入探究。"

内容简介

"记者是当代的历史家 前面谈到记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和耳目，要发挥桥梁作用，使人民更正确地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能及时地了解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各方面的情况。通过报纸，使党和人民更加心贴心。另外，记者还应该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当代的情况，发挥当代史家的作用，成为当代的历史家。 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和理解中国报纸的传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批判地继承和发扬那些优良的传统。 传统之一，就是中国史家传统。过去称孔子的《春秋》是一句一字都包含着褒贬之意。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坚持写事实真相，宁可被杀害，也不昧着良心说假话的史官。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以史官的刚直凛烈的浩然正气来激励自己。董狐是晋国的史官，他不畏权势，秉笔直书，故历史赞扬他是古之良史，“书法不隐”。齐国的太史更值得称颂。齐崔杼杀害国君，太史就在竹简上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将太史杀害，太史的两个弟弟仍然坚持这样记载，又被杀害，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捧着竹简来记载这段历史时，崔杼只得由他写去。这个流芳千古的太史之简，董狐之笔，正是中国史家尊重事实的光辉典范。 中国之所以有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流传下来，一是有一批优秀的史官，一是几千年前就定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史、右史，是皇帝身边的两个史官，各有分工，把皇帝、大臣所说的话和朝廷的重要事情都记入史书中。他们的记录，皇帝本人也不能看。《唐书》记载：唐太宗问史官要记录看，史官说不行，这是历代祖宗规定下来的。唐太宗也只好不看。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就保留下很多可靠的历史文献。后来又形成一个惯例，前朝的历史由后一朝修，以避免隐恶溢美，歪曲历史的记载。二十四史里，包含着几千年的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文化史、交通史等等，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资料。 人们习惯于称鲁班是中国工匠的祖师爷。假如我们新闻记者也要有“祖师爷”，我认为应推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 司马迁父子都是史官。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在临终时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热泪横流，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后来，他于著述期间为李陵抱不平，惨遭宫刑，身体残废，仍然发愤著述，终于完成《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第一部记载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历史发展的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具有史家的优良品质，“不虚美，不隐恶”，完全不惧权势，坚决写出历史真相。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但他却敢于揭露汉高祖虚伪、狡诈的无赖品质，写他的贪财好色和猜忌功臣。相反，项羽失败，《史记》却肯定他好的方面，对于被汉高祖杀害的韩信，他也寄予满腔同情。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于当时——汉武帝时的朝野大事，同样敢于大胆直书，忠实记载。例如名将李广保卫祖国的边疆，累建奇勋，却得不到汉武帝的重用，最后被包围而无援兵，造成“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司马迁对他寄予满腔同情。另一方面，对汉武帝重用的贵戚卫青、霍去病等，却在字里行间，用了贬词，对汉武帝腐化的私生活也如实记录和提出批评。《史记》虽然是一部史书，但记载当代的皇帝大臣，在是非上却毫不曲折含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另外，司马迁在每篇“本纪”“世家”“列传”的后面，写一段“太史公曰”，对此人此事，做简要概括的评议。这也可以说是为后代的史论、新闻评论开创了先例，树立了典范。 新闻事业的另一个“祖师爷”司马光，用了几十年的工夫才编写出《资治通鉴》，开编年史的先河。《资治通鉴》取材于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正史、野史、文集、笔记、碑志等各种资料，删繁就简，去伪存真，将历代重大事件编入这部巨著中，态度极为严正。书名《资治通鉴》，目的是希望皇帝、大臣都了解历史，以历史为鉴，以古人为鉴，借古喻今，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写的虽是旧闻，着眼则在“资治”，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在紧要处写上一段“臣光曰”的评论文章，阐明意义，总结教训，提出治理国家的个人看法，不失为一个卓越的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评论家的祖宗。 明末的王夫之撰写《读通鉴论》，就《资治通鉴》所载的重要史事，逐条加以评论，每篇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言之有据，并非标新立异。他还有一部《宋论》，对史书所载的宋朝大事加以批评。这两部书的内容之精辟，文字之简练，都为史论增一异彩。这两部书，我希望大家都读读。过去，我们写新闻评论的人，没有不读此书的，有的几乎能背下来。因为从书中的立论，到怎样推理，怎样展开问题，揭露和分析矛盾，直到文字的精确凝练，都可以借鉴，值得学习。 中国史家很有骨气，很多人坚持秉笔直书，坚持真理。当然，他们有一个封建标准。尽管他们有历史时代的局限性，但我们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史家对历史负责，保持立言者的良心，坚持正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继承的。他们“不虚美，不隐恶”，政治高压和金钱收买不能改变其观点，生活贫贱处境艰难而不停笔。有的史家写了书，不能出版，因为不符合统治者的观点和世俗的见解。怎么办？他宁可当时不发表，“藏之深山，传之后世”，深信总有一天会有用的。这样的事例很多。如《史记》在作者生时就没有发表，司马迁逝世很多年，才由他的孙子公之于世。有的史书，直到几百、几千年后才与人们见面。 过去有句话：立德，立功，立言。不能在道德修养上成为百世楷模，就努力为国家建树奇勋伟业，再不行，就著述立言，以求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即使立言触犯权贵，不合时宜，不能发表，也绝不改变主张，而是着眼于传之久远。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以上所说的，就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 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许多优秀新闻工作者，开创一代风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传他理解的真理，绝不改变自己的主张。像梁启超，宣传改良主义，主张富国强兵，办了《新民丛报》《清议报》，倡导变法维新，以后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了。1903年，十八岁的邹容写出《革命军》，痛斥腐败的满清王朝，号召推翻清廷。章太炎就在《苏报》上著文热情推荐，还写了一封驳斥康有为的信，矛头直指慈禧和光绪。因此，两人被租界当局逮捕关押，后来邹容瘐死于狱中。再如于右任、宋教仁，前赴后继办的“三民”报——民呼、民吁、民立报，发表的政论颇具卓见，很有胆气，对辛亥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我们中国报纸是有自己的传统的。要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报纸，应该批判地继承这种斗争传统。这与西方不同，英、美国家有些是资本家出钱办报，少有生气。但西方也有许多是政治家办报、知识分子办报，有许多积极的，可以为我们借鉴的东西。 我过去说过：文人论政是中国报纸的传统之一。从王韬到梁启超，到张季鸾等，都是这样。他们没有机会从事政治，有的根本不愿从政，但有评论政治的权利。他们办报，背后都没有资本家，而是要宣传富国强兵，用今天的语言就是盼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借报纸发表自己的主张。 中国没有“无冕之王”，没有像美国李普曼那样的人。因为国情有别。但即使如此，仍然有文人论政的传统。 …… 凡是人民和政府一心一德，国家就能强盛。这中间，记者的作用是很大的。其次，记者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做一个现代史家。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今天的历史。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要把自己看成现代的史家。将来的历史，很多素材来源于现在的报纸。如果我们歪曲了事实，报纸出了问题，将来的历史也就被歪曲，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应该向国家负责，向人民负责，还要成为今天的史家，对历史负责。" 徐铸成先生拥有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环境的办报经历和经验，……这些文字，凝聚着他在各个时期的新闻理念和办报思想，也反映出他在新闻事业上的追求、探索和思考，其间有嬗变和深化，但基本主张一以贯之，且有恪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原则。……《新闻艺术（增订本）》作为新闻界泰斗徐铸成先生的心血结晶，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或曰媒体人，依然散发着廓清路向的光亮。——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