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昆曲（增订本）

作者简介

杨守松，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杨守松文集》（1—19卷），约700万字；出版昆曲著作6部共11卷，300万字。先后获奖百余次，其中《昆山之路》获江苏省人民政府个人文艺大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苏州“老乡”》获《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大美昆曲》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版权协会“2020年度最佳内容创作奖”。

内容简介

等你六百年 1921年，在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 政治的梦和文化的梦，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前者，中国不会发展成今天的样子，而如果没有后者，那么，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很可能就消失了！ 悄然出世辉煌二百年 中国的昆曲在明清之际曾经辉煌了二百年之久。 大约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末年，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傀儡湖、阳澄湖交界的正仪（今属巴城）一带，它起初的名称叫昆山腔。 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昆山腔，前四种声腔已经失传）之一，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魏良辅“十年不下楼”，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融南北曲为一体，于是有了水磨调，即昆曲。 根据史料记载，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是昆曲在中国最为辉煌的“盛世”。 这期间，昆曲北上，在京城迅速流传、风靡，并且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万历年间，昆曲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拓展，流转大江南北，至于南方闽粤，直达西部边陲。 在扬州—— 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说，“明神宗万历一朝五十年中”，苏州、南京和扬州是昆曲的三个中心。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明中叶，扬州便流行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而魏良辅改造后的昆山腔逐渐显示它的婉转流丽，加之梁辰鱼的《浣纱记》横空出世，昆山腔成为主流已成大势。扬州的文人“一见钟情”，无论得势或者失意，往往在昆曲中浸淫。 昆曲的流传，必定要和本土文化融合。昆曲到了温州，就“吃野草”，成为“草昆”；到郴州到四川，就“吃辣椒”，成为湘昆、川昆；到北京，“吼西北风”，成为北昆……昆曲（所谓“大曲”）到扬州，就和扬州的民歌小调（所谓“小唱”）结合，汲取营养，成为“扬昆”。至今活跃在昆曲中的扬州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明亡清始，饱受屠城之祸的扬州，因其据南北水运要冲，经济命脉的独特优势使之迅速恢复元气，盐商巨贾渐次聚集扬州。他们附庸风雅，一掷千金，或者高薪聘请曲师教唱，以显其地位尊贵，或者蓄养家班，其阵容之强大，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大腕明星。 盐商的兴起和文人的喜好，使得昆曲在扬州迅速发展。扬州所辖泰州、高邮，也出现了许多昆曲家班。家班首推俞锦泉家女昆部，“粉白黛绿不知数”“俞君声伎甲江南”“千秋风雅”“彻夜娇歌”（冒襄语）。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而且“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 文人士大夫和盐商的推崇，使得民间的昆曲清唱成为“时尚”，天启、崇祯年间，扬州妓女和秦淮八艳差不多，也以习唱昆曲抬身价，市民们亦以歌曲为荣耀，还在关帝庙、熙春台“斗曲”，其情其景，和苏州虎丘曲会类似。 扬州的昆曲，在郑板桥《扬州》诗中有十分形象的描述：“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还要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泰州学派后期重要人物李贽的挚友达观和尚与汤显祖心有灵犀，汤翁“寸虚”的佛号就是达观所赐。《玉茗堂集》中有两首诗记下了汤翁在泰州的足迹。 孔尚任和泰州更是难分难解，《桃花扇》之修改、首演与完善，都在泰州完成…… 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印证陆萼庭关于扬州为全国昆曲三个“中心”之一的说法。 在杭州—— 张岱《陶庵梦忆》说，杭州余蕴叔家班有一次演出时，“万余人齐声呐喊”，而苏州枫桥杨神庙的职业昆班的演出，“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难怪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说是“通国若狂”，可见，当时对昆曲的追捧，比现在的追星还要疯狂！ 在温州—— 明万历年间温州人姜准所著《歧海琐谈》说：“每岁元夕后戏剧盛行，虽延过酷暑，勿为少辍。如府有禁，则托为禳灾、赛祷……且戏剧之举，续必再三，附近之区，罢市废业，其延姻戚至家看阅，动经旬日……” 清人劳大与《瓯江逸记》说：“温州向多倡家……其俗最好演戏。或于街市，或于寺庙庵观，妇女如云，搭台纵观，终日不倦。” 在郴州—— 明万历初，有吴县人朱裳到郴州游幕，连他家的“苍头”都会唱昆曲，冬天下雪，他约了同僚好友，在离郴州不远的万花岩山洞口大唱昆曲。 湖南人在外地做官，也把昆曲带回家。清同治年间，陈士杰任江苏按察使回乡，多次邀请江浙昆曲艺人到桂阳演戏。 在桂阳八个民间宗祠戏台题壁上，发现上演的剧目有146个，其中不同剧目119个！1974年，临武县香花公社甘溪坪大队的草台上，发现有用化妆粉写的“宣统二年，胜昆文秀班在此连演十六天”的字样。甘溪坪是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昆曲戏班能演十六天，可见昆曲深入民众的程度。 在太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8月17日，山西各地秀才到太原省试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曲子大会”，与会者“几五百人”。在比较偏远的省份，众多秀才汇聚一起唱曲，可见昆曲的影响范围之广。 在新疆——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纪晓岚被发配乌鲁木齐，曾作诗《游览十七首》，写到昆曲家班演戏的事，诗曰：“越曲吴歈出塞多，红牙旧拍未全讹。诗情谁似龙标尉，好赋流人水调歌。”吴歈，即吴地流行的昆曲雅韵，且“出塞多”，足见其盛。 在皇宫—— “东”风西渐，俗登庙堂。一时间，连皇帝都上了瘾，康熙对做昆笛用的竹子都亲自过问，可见其喜欢、重视到了何等地步！康熙五下江南，两次有昆曲供奉，直至迷到“岂可一日少闲”。乾隆八十大寿，皇太后六十大寿、八十大寿庆典，都调集大批南方伶人进京演出，其规模、其声势，可谓壮观。乾隆六下江南，初次巡幸，“因喜昆曲，回銮日，即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给他们在景山内垣安排的住处有一百多间，人称“苏州巷”，足见皇帝喜好之深，皇家梨园之盛。 顺带说一句，就连入主北京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也有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让陈圆圆为他唱昆曲的记载！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豪门内府、文人雅士，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皆以欣赏昆曲为荣。 随之，一大批职业昆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苏州一带就有数千“专业”演员！他们大多在专业的戏班，也有的在“家班”，多靠演出昆曲为生。这样的戏班、家班，遍布北京、天津、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直至湖南、广西、山西……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当今全国昆曲演员号称“八百壮士”，却比当年一个苏州的演员人数还少……）。 演出多，“明星”多，捧场的追星的不计其数，大画家大书法家文徵明痴迷昆曲，可以一个月不洗脚不沐浴，往往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是个典型的“昆虫”！ 来自歌剧之乡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不仅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殷实富裕，而且亲身感受了昆曲在中国人生活中无可取代的地位。他在《中国札记》中写道： 这个民族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正是在这样丰厚的土壤中,产生了一大批戏剧作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昆曲剧本。沈璟是这批剧作家的杰出代表之一。 根据《中国昆剧大辞典》副主编之一顾聆森先生的研究，沈璟（1553—1610）生于吴江松陵镇。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历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礼部员外郎，吏部稽勋司、考功司、验封司员外郎，光禄寺丞等职。在光禄寺丞任上称病辞官，自此隐居在家整整二十年，埋头曲学理论研究与场上实践，创作传奇十七种，总称“属玉堂传奇”，有七种传世。 沈璟认为，高雅的昆曲与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有着较大距离，于是打出“本色论”的旗帜，为市民代言。他提倡昆曲语言应回归生活，做到通俗易懂。但在同时，他又倡导音律，编著《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确保魏良辅所创的水磨腔在流播过程中的正宗地位。沈璟的理论为众多曲家所推崇，在明代曲坛形成了一个曲学流派，即“吴江派”。 沈璟的理论主张受到汤显祖的质疑。汤的剧作崇尚高雅，强调“意、趣、神、色”，又认为音律应该让位于作品的立意和俊词妙辞。于是在明代曲坛发生了著名的学术争鸣，史称“汤沈之争”。争鸣最终趋于折中，吴江派重要成员王骥德主张“词与法两擅其极”，吕天成也提出“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的“双美”之论。 沈璟的贡献在于，由他倡导的“本色”运动致使昆曲走出贵族厅堂而进入市民草台，造成民间职业昆曲戏班的大发展，从而使剧种走向全国而成为全国性大剧种。其“音律”理论又使昆曲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不失昆曲的正宗韵味，为雅俗共赏的吴门曲派奠定了基础。 无疑，昆曲辉煌的二百年间，最为杰出的人物是汤显祖。他凭借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与关汉卿、王实甫等巨擘相比肩的伟大剧作家，而从文学、美学和哲学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说，他则与同时期的莎士比亚遥相对应，堪称东西方的双璧。 汤显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成百上千的剧作家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是在千万昆曲迷的呼唤中应运而生的大作家，也是中国封建体制下逼酿出来的愤世嫉俗、追求爱情自由和精神释放的叛逆英雄。 虎丘曲会空前绝后 昆曲最为兴盛的时候是乾隆年间，仅苏州就有大小四十七个剧团，每天都有昆曲演出。“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每家每户都会唱“收拾起”“不提防”两个昆曲唱段。）可以说，昆曲的盛行，已经到了不分民族不分身份贵贱的地步。《红楼梦》里有多次演剧活动的描写，绝大多数是昆曲。特别是康熙年间，《长生殿》和《桃花扇》的演出，京城朝野和富商云集的扬州官民争相观看，其轰动性，绝不亚于当今任何一次明星大腕的演出。 清人曹去晶于雍正八年（1730年）写的《姑妄言》中说—— 你道这好儿子不送去念书，反倒送去学戏，是何缘故？但他这昆山地方，十户之中有四五家学戏。以此为永业……就是不学戏的人家，无论男女大小，没有一个不会哼几句，即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是一个道理。故此天下皆称为昆腔。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延续二百年的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 一年一度，年年盛会！ 中秋月圆，苏州曲会。“倾城阖户”“靓妆丽服”。家家门户开，户户倾巢出，小巷人如潺潺流水，大街满似潮水奔湍。市民从四面八方会聚，歌手从大江南北赶来。对此，明代文学家张岱《陶庵梦忆》有生动详尽的记载—— 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自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无须更多的描述，苏州曲会的壮观场面已经跃然纸上！ “万人云集”。他们都是观众，又都是演员，歌手与曲友，明星与百姓，王公贵族与士农工商，上流君子与三教九流，全都是虎丘曲会的参与者； “万人齐唱”。他们同度一支曲，同唱昆山腔，“动地翻天，雷轰鼎沸”，那气氛，那声势，那秋风浩荡气势磅礴声震寰宇的壮观场面啊！ 也许，只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才可与之相媲美！ 奥运会是倾一国之力举办的，而几百年前的苏州曲会，却是民间自发开展的。 其实，苏州曲会就是地道的选秀大赛。歌者都要经过筛选，层层过关，逐轮减少，再经过半决赛、决赛，最后产生冠军。“状元”登台亮相了，千人石上万众欢呼，生公台下山呼海啸，虎丘的树为之颤抖，虎丘的塔为之倾斜，剑池的水为之震荡。 接下来，张岱对“人渐散去”的情景有更为绝妙的描述：普罗大众的狂欢让千万人享受了昆曲的饕餮大餐之后，那些名士曲友、士夫眷属意犹未尽，继续“曲会”——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 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 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唯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夜深人静曲不散，万籁无声胜有声。 如此天籁之音，如此知音“识者”！ 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只有明朝闻！明朝那些事，包括昆曲歌者的超凡脱俗与高雅圣洁，以及全民参与的疯狂程度，我们还了解多少？ 那年那月，没有参加过苏州虎丘曲会的歌者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是不会被曲界承认的。而一旦在虎丘曲会拿到了“名次”，身价立刻看涨…… 昆曲的盛世，成就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一个堪与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并驾齐驱的艺术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