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新解杂议

作者简介

张之权，男，1933年5月出生，湖北仙桃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曾任连队文化教员和空军文化学校专职语文教员。恢复高考后，为湖北工学院中国革命史教师，并担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98年退休。参与撰写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湖北工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教程》等书。发表了《“游必有方”的本义及其社会意义》《〈中庸〉哲学意义溯源——学术界〈四书注释〉中修改〈中庸〉版本之误探析》《〈中庸〉断句，千古一憾》等学术论文。

内容简介

第一章 《中庸》的历史地位及注释概况 《中庸》出自《礼记》，这一点从东汉郑玄注“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以后一直是明确的。但在西汉初年并不明确，《中庸》最初是以独自成篇示人的，与其他书籍并列，地位很高。《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下面，笔者来说一说这个情况。 首先，是礼籍的毁灭严重。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从“礼”的功用方面，论述了“礼”的来源。在周王朝的贵族教育体系中，礼被当作“六艺”之首，足见礼之重要。礼者，礼节，与乐、射、御、书、数，被认为是“养国子以道”（《周礼·保氏》）。 只是由于周王室衰败，各诸侯要扩张，《礼》的规定限制了他们的手脚，“乱臣贼子”的帽子有损于他们的名声，他们将众多礼籍毁灭了。到孔子时《礼》就已残缺不全，到秦统一时就“大坏”了，所谓“王纲解纽”“礼乐崩坏”。《汉书·艺文志》是这样说的： 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至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 这里说的“皆灭去其籍”，不是一个诸侯这样做，而是诸侯都这样做，自然损毁严重。 其次，秦朝灭亡后，《礼》是从哪儿出来的？ 《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 言《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则鲁高堂生……”这两种说法中，“鲁高堂生”是吻合的，不同之处是，《汉书·儒林传》直接将《士礼》说成了《礼》。 《汉书·艺文志》在总结时也肯定了“鲁高堂生”，它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这就是说，到汉宣帝时传到了后仓。实际上中间还有萧奋和孟卿两人，高堂生传萧奋，萧奋传孟卿，到宣帝时孟卿传后仓，由后仓传到了戴德、戴圣及庆普。 后仓很权威，他解说《礼》的著作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汉书·儒林传》）。以后的脉络就清楚了。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由于有官爵和禄利的刺激，“五经”的传习十分昌盛。武帝至平帝一百多年间，一部经的解说可以至百余万言，大师多达一千余人。《礼》的传习从最初的鲁高堂生一家，发展到13家，555篇（《汉书·艺文志》）。 再次，《中庸》是怎么提出来的？ 《汉书·艺文志》对13家，555篇文的分布列了一个表（数字略有出入）：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 《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 石渠。 “《中庸说》二篇”就是在这里单独列出来的，看不出它和其他篇目的联系。现在所传的《中庸》全书3568字，不算大著作，秦以后能在第一批有关“礼”的著作中被单独列出来，足见它的地位之高。 对于《中庸》与各篇的关系，有关专家做了如下梳理： 《礼古经》十七篇，即《仪礼》的前身。各类有关《礼》的《记》一百三十一篇，加上《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乐记》十一篇，《月令》一篇，即《礼记》的前身。[ 王宁：《评析本白话三礼》，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第351—352页。] 本书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在“说清楚”三个字上下了功夫，说清楚了四个问题：第一，朱熹的“中庸之道”在《中庸》原著里没有依据，它是曲解《中庸》原著并且通过修改原著才形成的理论。第二，厘清了《中庸》原著脉络，揭示了《中庸》原著的“中庸之道”，同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联系社会实际对此中庸之道做了必要补充。第三，说清楚了朱熹所注释的《中庸》与《中庸》原著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它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特征,《中庸》是主观唯物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两者差别十分明显,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一目了然。第四,《中庸》的哲学特征是主观唯物主义。如作者说，之所以定名为“杂议”,取其议论角度之广。本书既有对朱熹中庸理论之矫正,此为一议；又有对《中庸》原著正确理解之阐释,又是一议；还有在看待若干社会问题上朱熹理论与中庸的差别,又是一议；等等。如此构成杂议。虽曰杂议,并非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