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大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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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夏娃》是大冯的一 部充满哲理和警示意味的小 说。他写这部作品，是因为他 敏锐地意识到西方现代化进程 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环 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 等等。他认为高科技是“神”， 给20世纪人类生活注入无限 生机与活力；高科技又是“魔 鬼”，给世界带来诸多不可克 服、不可逆转的缺陷和问题。 作为一个文化人，大冯更关注 的是文化生态问题，即一座 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历史文化特征、文化性格等)的保护问题。是否充分重 视 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在国外时，大冯每到一座历史 文化 名城，如维也纳、柏林、罗马、新加坡，都认真考察当地城市保护的观念和 措施。 在罗马旧城区，一根坍塌的古罗马石柱都原封不动，并在地图上标明位置， 任何 人不得搬迁。文化，拥有着一种尊严！ 过去，作家只提社会责任感，现在，大冯提出一个新概念：文化责任感 —— 当整个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尚未觉醒时，文化人应当“先知先觉”。 大冯想让整个社会明白的是：一座城市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还有其文化 功能。 有人认为：城市保护与城市建设是一对矛盾。 大冯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其一，从历史上讲，我们的前人创造 了许 多独具特色的文化，但因缺乏文化意识和保护观念，未对其进行认真考察清 理； 其二，任何城市的发展皆是线型的，不断更新的，但我们来得太突然，城改 全面 铺开，这在世界史上都是少见的。由于对居民住房欠债太多，使城建部门来 不及 考虑哪些建筑属于保护对象，便匆匆拆除了。 但这些矛盾不是不可化解的。否则，我们城市的文化特色、文化品格便 会随 着大规模城市改造而逐渐消逝乃至荡然无存。而历史是一次性的，不能复制 和克 隆的。 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清理、规划工作，搞清楚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品格，给 城市 主管部门提供准确的文化视点和保护目标。 那么，何为天津的城市文化特征呢？ 过去，史学界、学术界对此认识模糊，不少人照抄书本，因袭前人的现 成结 论，认为天津城市文化特征分为本土文化和租界文化两大块。大冯经过近五 年实 地勘察，首次发现老城区与海河沿岸不属于同一种文化空间——老城文化为 儒家 精神所笼罩，严正整饬，具有中国北方古城那种规范化的特征；而老城之外 的“宫 南宫北，河东水西”，则表现为一种强悍好胜、生猛鲜活的“码头文化”。 近年来 许多影视作品中的“天津人”，表现的即这种文化形态中人。大冯的《三寸 金莲》 反映的基本是老城文化，《神鞭》则基本是“码头文化”。而“租界文化” ，基本是 一种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的上层文化，曹禺的《雷雨》、《日出》即以这种 “租界文 化”为背景。 “三个空间”的认识澄清了，也就把握了天津这个北方大商埠风格独异 的人文 背景、斑斓夺目的文化色彩和城市性格。这也是将《天津老房子》分为《旧 城遗 韵》、《东西南北》和《小洋楼风情》三部出版的原因所在。 大冯说，他给这个世纪的天津历史文化“定格”，留下一张“爷爷奶奶 的 照片”。 为这次围绕《天津老房子》而进行的大规模文化采风行动，大冯花费了 整整五 年时间。 大冯说，他有三项工作：一、写作；二、绘画；三、社会文化行为。现 在，《天 津老房子》大功告成，20世纪最后一年的主要精力要转移到写作和绘画上了 。 1999年初，《文学报》邀大冯为该刊题写一句话，大冯写的是：“希望 每个作 家都写一部留给这个世纪作纪念的东西。” 有两个题材在大冯胸中积蓄已久，呼之欲出：一个是关于“文革”的小 说，另 一个是“文化小说”。 五年来，大冯对天津地域文化进行了地毯式的、“掘地三尺”的考察， 把生活 “折腾透了”，因此比别人更理解这座城市之魂。那么，他会否写一部关于 天津的 系列小说呢？ 大冯回答：“不会。我还是从大的历史文化和人生的角度，努力去揭示 国民 的文化心态。我动用的是我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但写的东西绝非天津地域文 化所 能涵盖的……” 例如“文革”中他个人的体验，若按当年的写法，则难脱“伤痕文学” 之窠臼； 仍是这些体验，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不断观察生活，进行中西方文化 交流， 便会寻到更大的主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的最 大主 题是“善是不可战胜的”，冉·阿让表面看很软弱，却对生活有着钢铁般的 信念； 托尔斯泰的《复活》写的是如何清洗自己的灵魂和清洗的艰难，作家动用的 是丰富 广阔的俄罗斯社会生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作家思维的视野和力度。 关于“文化小说”，大冯想把他所关注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差异的问 题，放 在19世纪末最初开辟租界的一代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接触来写。这是一个历史 问 题，也是将来的人类问题之一。 大冯认为，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历史，研究问题，方可获得钱钟书所谓的 “通 感”；而文化积累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为编纂《天津老房 子》而 进行的文化采风行动，给了他丰厚扎实的文学积累。他觉得有些以前特别想 写的 小说如今看来显得太肤浅了，因此欲变换一种思维、一个角度，挖掘一种独 特的 深度。他尤其欣赏毕加索的精神：不断否定自己，摒弃自己创造的形式，创 造新 的形式。 有记者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大冯牵挂多多》。的确，进人他那新古典 主义风 格的居室，恍如置身于一座精妙的家庭博物馆，书橱上摆的，墙壁上挂的， 案几 上陈设的，皆是中外名典，古今瑰宝，大到石雕造像、陶瓷瓦当，小到民间 木板、 铁艺烛台，每个物件都有出处，都能讲出一段娓娓动人的故事。 有时，你会觉得他像个千手千眼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广泛涉猎， 兼收并 蓄。他一手捏着文学之笔，一手捏着绘画之笔；一手抚弄老祖宗的文物古董 ，一 手捧着从欧洲捡来的“洋破烂”；一手指挥文坛各路诸侯……他的生命方式 简直 是个谜。 在大冯看来，一个作家的最佳状态表现有三：一、敏感；二、充满想象 力；三、 身体健康。这三条他都具备。所以，他虽“牵挂多多”，却要有所选择：因 为他已 不再年轻，写作时间不会很长。他想抓紧时间，写他最想写的东西。当然， 他也 会忙里偷闲，作为身心的一种调剂，将他“憋”在心中的对绘画的新观念、 新感觉 尽情宣泄出来。他请作者参观他客厅走廊里悬挂的一幅近作：“你看，这幅 画中 的景物不完全清楚，也不完全模糊。画面具有空间性，同时具有时间性；比 如我 们去看什么，有的时候它重要而清晰，有的时候就不重要而模糊……我想表 现这 种时间性。”听来有些玄妙，这，大概便是他新的“绘画语言”吧！他刚刚 为人民 文学出版社写的一本图文并茂的新书《画外话·冯骥才卷》已经收入一些这 样的 新作了。 1996年，大冯应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文化底蕴很深的专题片《永远的敦 煌》撰 稿，之后便义无反顾地迷上敦煌学，以至著名敦煌学家史维湘断言：“中国 又出了 个敦煌狂！” 那一阵子，他的书房里堆满敦煌学和佛教的典籍和画册。他的目标是： 用海 涅式的诗意的笔法，撰写一部深奥的前人从未触及的敦煌学中的宗教艺术问 题。 这是一个庞杂的、浩瀚的、十分令他着迷的、“一掉进去就出不来”的问题 ——“你 看，那些美丽的妙不可言的敦煌壁画，在风格上与永乐宫的壁画完全不同， 与印 度、中亚和新疆的也不同。它既非舶来，又非本土，又非稀里糊涂的融合。 它们 为何不同？从哪儿来的？那些形象是什么？——我就写这个！”P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