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精)/比较译丛

作者简介

基思？佩恩（Keith Payne）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教授。作为不平等与歧视心理学的国际先驱，佩恩已经出版了60多篇文章及图书章节。他的作品曾发表于《大西洋时报》（The Atlantic）、《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公共媒体，除了学术刊物之外，基思还为《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撰写科普文章。

内容简介

我们总是在任何场合下，与所有各类人进行着社会比较，但我们总是神奇地在地位阶梯的上半段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我们觉得把自己安放在此地是最舒适的。试想一下，你到底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你到底有多聪明？道德感有多强？你对朋友有多忠诚？你是一个好司机吗？接着数下去，你会发现自己在以上所有方面都比一般人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深深地知道，他们在大部分事情上都是比一般人强。但这种感知范围扩大到所有人身上的时候，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这个发现被称为“沃比根湖效应”。在盖瑞森?谢勒虚构的这座小镇上，“所有女人都是强壮的，所有男人都是英俊的，所有孩子都是超群的”。这个效应在1965年的一次关于事故幸存者的研究中被偶然发现。研究者花了六个月的时间采访西雅图医院里正在治疗车祸伤病的患者。他们把这些患者与一组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和同受教育程度的对照组进行比较。其中的一个采访问题，就是要求患者评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即便这并不是这个研究原本的主要意图，但该问题正是这一研究被人铭记至今的原因。因为这些住在医院里的车祸伤病患者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超过大多数驾驶员。事实上，他们的程度只不过跟那些对照组的成员，即没遭遇过驾驶事故的人差不多罢了。很显然，这些患者并没有仅仅因为在一次车祸中进了医院这件事，就影响他们对自己是一个好司机的自我认知。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事故的确不是出于这些患者的过错呢？调查者研究了每宗案件的警察局笔录，以确定到底是谁应该对事故负责，谁是不应被责备的受害者。在分别确认这些驾驶者中谁是肇事者之后，很显然，这些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受伤者是肇事者的比例，比其他任何人都高。 关于“沃比根湖效应”的另外一个早期例子，是由主办美国大学生入学考试（SAT）的美国大学委员会在一次大规模调查中发现的。差不多有100万在指定年份参加SAT的学生被要求把自己与“中位数学生”（在这一点上下，“更好”和“更差”的学生数量各半）相比较。这个定位不仅包括在SAT的分数表现，也包括诸如领导力、与人相处的能力等个人特质。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力处于中位数之前那半段，有85%的学生认为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比另一半人强。 在另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Constantine Sedikides）与同事们要求一组志愿者从几个维度评估自己是“多好的一个人”。志愿者们认为自己更具道德感、更和善、更独立也更值得信赖，而且也比普通人更加诚信，这是一个并不令人惊奇的结果，尽管这些志愿者曾经进过监狱，并被判过重罪。但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在大多数事情上优于其他人，只是在“遵守法律”方面稍逊一筹，但还是跟普通人差不多。试想一下，当他们做出这些判断的时候，他们正被关在监狱里，其客观性自然要大打折扣。 此去经年，成百上千的研究已经重复证实了“沃比根湖效应”。这些研究显示，大部分人相信我们在智力、忍耐力、责任心和羽毛球技术等诸如此类的积极品质上要高于平均水平。我们越是看重某项特质，我们就会越夸大自己在这种特质上的能力。在这类研究中，我最欣赏的一个是在我所在大学的教授之间进行的，这一研究要求大家与其他同事相比，评估自己的教学能力，竟然有94%的人认为他们的教学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这种倾向转变成为所有偏见之母：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估是更加客观的，而且比普通人更不具偏见。 自然，在脑海中把自己放在梯子的上部，并不是我们进行大部分社会比较的唯一途径。有时我们也会看低其他人。我最近在超市排队结账时听闻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 正在变胖，多丽?帕顿（Dolly Parton）变得消瘦，而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正在挥霍她的才华。一些家庭主妇看上去也正在就此争论着。为什么这些名人的“新闻”就像碎纸屑一样撒得我们满身都是，但是我们从未看到当地暖通维修工戴尔与家庭保健护士布兰达之间的分分合合呢？ 答案自然是我们总被身居高位的人们吸引。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地位上升的人就被戏剧奉为英雄，因为只有高起点的人才有可能“斯文扫地”。与艺术一样，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也把自己的眼睛盯在富人、名人的身上，而直接忽略了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为什么我们对地位如此在意呢？这一点在大部分关于此类争论的书籍中被称为“人类之所以在动物王国中独一无二的原因”。但是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对地位的渴望则不能把人类归于其外了。事实上，它是我们本性中如此古老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与其他具有亲缘关系的灵长类动物共有这种特性。看看狒狒或黑猩猩的公开决斗，那种残暴地为它们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而进行的体力争斗，有时会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当我们看到它们交配的时候会感到不适：人类看到它们的不雅行为时会感到尴尬，但又能确切地认识到，究竟是什么在驱使着它们的行为。 在对名人的关注方面，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的表现惊人相似。在一项由脑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普拉特（Michael Platt）领衔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恒河猴看不同种类的图片，同时，追踪它们眼睛的运动。第一组照片只包括它们所在领地的高等级猴子；第二组照片只有它们的低等级同伴。这些猴子每看一张图片，就可以吸一次果汁（对于一只口渴的恒河猴来说，冰果汁是一项丰厚的回报，比猴子们哪天的食物都强）。研究者系统地调整猴子喝到的果汁量：看低等级的照片会比看高等级的照片得到更多的果汁。 猴子们的表现也很明晰。它们想看高等级猴子的照片，即便这种做法会让它们牺牲很多果汁。实际上，与看空无一物的屏幕相比，猴子们必须得到更多的果汁，才能忍耐着去看低等级猴子的照片。只有一件事能让雄性猴子比看高等级猴子的照片更有兴趣，那就是雌性猴子的生殖器。 猴子们的这些行为与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人类与恒河猴共享93%的基因。这显然意味着我们与猴子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你把对这些恒河猴的观察跟与其类似的专注于地位的那些与人类更接近的灵长类动物，诸如黑猩猩、狒狒等结合起来考察，就会看到一个持续不断的模式。恒河猴与人类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2500万年前，比在600万至800万年前才与人类分开的黑猩猩祖先要早多了。人类和恒河猴对地位有类似的迷恋，这意味着该特质很有可能早已在我们共同的祖先身上有所表现，是非常古老的一种特质。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进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从森林和热带稀树草原打猎和采集植物的小团体中。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至少10万年，而且在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是高度平等的。我们从化石遗迹和在它们周围找到的手工艺品中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每个人身边的陪葬品都差不多。当后来社会变得更加阶级化时，国王和法老的墓葬里就会发现数量繁多的珠宝，有时还会看到他们最喜欢的狗、妻子或奴隶，而这时低等阶级的墓穴中基本就没什么陪葬品，如果幸运的话，有的人会裹一条毯子。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些“平等的采猎者”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把他们想象成一些可爱的、平和的、乐于分享的人，就像缠着遮羞布的嬉皮士那样，还没有被现代社会的物欲所污染。实际上，采猎者之间之所以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比我们今天更慈善，而是因为采猎者很难比团体中的其他人积累更多的财富。设想一下，这个采猎者的团体在今天猎杀的战果和能保存到明天的浆果之外没有实在的财富，共享劳动果实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如果我杀了一头乳齿象，应该怎么处理它的肉呢？存储这些肉的最好方式便是让它进入我家人朋友的胃中。这样就把我的善心转化成流通货币了，等到下次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同样地对待我。 这种互惠共存的系统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人们记得谁得到了什么东西，以及每个人投入其中的努力，当有人比其他人得到的东西更多时，他们就会变得沮丧。一个关于卷尾猴（那种你曾经见过的，在街头咿咿呀呀地表演老式风琴的猴子）的研究提示，这种社会核算的才能也是古老的。像人类一样，猴子在没能达到其真正目的的时候也会“抓狂”。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布鲁斯南（Sarah Brosnan）为卷尾猴设计了一种简单的交换游戏。首先，她会给猴子一颗小石子，然后伸出手来，当猴子把小石子还回来的时候，她就会给它递一片黄瓜。当他们进行这种交换游戏的时候，猴子总是会坚持用石子换黄瓜。 在这项实验的关键环节中，布鲁斯南让两只猴子参与同一场游戏，让它们能看到彼此的交易过程。首先，布鲁斯南与其中一只猴子交换石子和黄瓜。然后她就与第二只猴子玩一遍同样的游戏，但是把回报换成了葡萄（换葡萄是因为考虑到对猴子来说，葡萄比黄瓜更可口）。布鲁斯南再回到第一只猴子身边，试图与它再次开始原初的游戏，以证实它是否会做出“理性”（从狭义的经济意义来讲）选择继续拿黄瓜，毕竟有的吃总比没的吃要好，或者它会采取更具社会智性的行动并抗议，放弃营养补充，以求行使一种平等的模式？ 然而这一次，这只被“欺骗”了的猴子没有拿黄瓜：它看了一眼黄瓜片，然后直接把它扔给了布鲁斯南。这个小单元多对猴子中实验了许多次。有时，被试的猴子直接就把黄瓜给扔了，有时会把黄瓜扔到实验者的脸上。有时猴子甚至连石子也不归还。猴子的心声：“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低收益的交换埋单？” 当猴子们发现其他猴子得到葡萄时，在几分钟前还被它们欣然接受的黄瓜明显就不够看了。这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显示出猴子们更关心它们在与其他猴子的比较中处于何种位置，而不是它们实际可得到的回报。它们对公平的感知敏锐度远远超过我们此前的多番猜测。 灵长类动物学家关心的不是如何从人类角度来描述他们所研究动物的内在状态。因此，当一只猴子上蹿下跳，龇牙咧嘴，充满攻击性地扑过来时，灵长类动物学家会把这种行为叫作“侵略性展示”，但是他们不会认为这只猴子是愤怒的。如果你观看了布鲁斯南的实验录像，那么，你就很难把猴子们的行为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情绪表达。猴子们把黄瓜扔回给实验者，然后抓住笼子的栏杆拼命摇晃，就像一个被囚禁者要掀起一场暴动那样大喊大叫。我不是灵长类动物专家，所以我可以说这样的话：“这群猴子疯了！” 关于卷尾猴反对收到不平等报酬的发现与人类十分相似，说明这些倾向是进化而非习得的。如果人类是生而在意平等的，那么，即便在很小的孩子身上，我们也应该能发现此类证据。而且，事实上，3岁儿童就已经表现出与卷尾猴十分相像的行为了。举个例子，有一项研究要求几对孩子帮助一位实验者清扫几个街区。作为回报，实验者会给他们一些手指饼干。有时这些回报是相同的，有时一个孩子会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的手指饼干。即便他们还不能用言语描述这种不平等的分享行为是“不公平的”，但是当得到的手指饼干比同伴少时，孩子们的脸上还是会写满沮丧，就像所有学前班孩子家长了解的那样，孩子们并不需要被教导“得到同样数量是公平的，得到的数量少是不公平的”，这种观念似乎需要时间去学习，去计算，相反，他们似乎对不公平有着一种先天的认知。 早期的人类组织几乎都有一定的地位等级，有一些人的级别高于其他人。但是，他们没有增加相当数量财富的能力。而且当时的人口数量是以几十计而非以万计，因此社会阶级的顶端和底端之间不可能有太大差别。就像人类的灵长类亲缘动物那样，早期人类也只会比较在意自己在各自所处的小团体内的地位。早期智人（现代人的学名）的自然社会结构是一个地位阶梯，但是一把很短的梯子。 从那以后，变化的就不再是人类的本性了，而是非常实用的、具体的、晚近的——人类发明了农业。10万年间，采猎是人类唯一的生活方式，一万年前，农业几乎在地球的许多地方同时出现。 在进化时间表上，一万年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人类破天荒地能够在一个地方定居生活，种植谷物，并把收获的谷物贮存在陶罐中。人类也开始豢养家畜，从牧人的角度来看，豢养就是一种用来存储走兽的肉的工具而已。大量食物一旦被积累起来，一些人积聚的粮食比别人多的情况就成为可能。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此后不久，城市就在古埃及、古中东、古中国、古印度以及美洲的一些地区兴起了。随着这些大规模的密集的农业社会的出现，财富不平等现象开始抬头。 想要判定古代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是很难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猜测，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是相当高的。绝大多数大型古代农耕社会，都有一位国王或者其他形式的统治者，他们掌握着权势和大量财富。而在社会阶梯的低端，大部分普通人是农民，奴隶制被普遍采用。在现代历史上，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了最高点，随之而来的是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大萧条，直到现在，它都是人类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最高点。如今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了与大萧条前的人类不平等峰值相当的地步。 如果人类不是唯一关心地位的物种，我们就可以声称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之一，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高的社会阶梯，使得我们灵长类亲缘动物和原始采猎者显得愈加矮小了。这些数量上的差别，为人类进化中的不平等程度和人类如今面临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差别奠定了基础。 以上谈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如何理解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不平等。如果你询问人们是否相信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他们的回答会因其自身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充满偏见。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倾向于认为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很过分了，但是那些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会说，这种体制看上去运行良好。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确定：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才算“太不平等了”？ 探讨此问题的重要视角形成于1928年巴尔的摩的一户上流人家。威廉?李?罗尔斯（William Lee Rawls）七岁的儿子约翰得了白喉，这是一种与流感类似的呼吸道传染病。然而，跟流感不一样的是，儿童感染白喉的死亡率高达20%。但是，威廉的儿子能够享受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治疗，因为他父亲是当时巴尔的摩最有名的律师之一。在持续的看护下，约翰痊愈了，但是他在痊愈之前把白喉传染给了他的弟弟波比。波比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死时还不到6岁。 一年后，年幼的约翰又卧床在家，这次他染上了肺炎。后来他又痊愈了。但这回他把肺炎传染给了他两岁的弟弟汤米，同样，这个小男孩也未能幸免于难。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长大后，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自传中写道，两位弟弟令人心碎的离世，是他生命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也许他的弟弟们没有罗尔斯皮实，也有可能只是他们运气不好。罗尔斯本人不仅天生就有强大的免疫系统，还拥有聪明的大脑和坚定不移的自律品质。大部分人都认为以上令人钦羡的品质将帮助任何拥有这些品质的人进入精英管理型社会的顶层梯队。 然而，约翰?罗尔斯对这种观点持有深深的质疑。他诘问道，为什么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会受到如此追捧？他不过只是幸运地、碰巧地生而聪明罢了。如果他同时具备对工作的强烈信仰，也只不过是偶然中了“努力工作”特质的彩票而已。而且，如果一个男孩足够强壮，他就能够从一场恶疾中死里逃生，而一个身体羸弱的孩子则会夭折。这仅仅是生活中残忍的事实。除了在这方面给予道德上的鼓励之外，罗尔斯并不觉得有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最著名的部分就是被称作“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试想一下，在一次星际航行中，你从深度睡眠中被唤醒，除了你自己，你想不起任何事。你不记得自己是穷还是富，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强壮还是虚弱，聪明还是愚笨。当你的飞船驶近一个新的行星时，你需要从这个星球上的很多社会中选择自己愿意生存的社会。问题在于，你也完全不知道在你选择的社会中，你将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 继续设想下去。在这些外星球中，有些星球的不平等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奴隶制是很正常的事情。其他外星球看上去虽然没那么“不平等”，但实际上它们的不平等程度也是很高的。其中一些居民极端穷困，而有些人却相当富有。当然，也有一些社会的平等程度很高，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区别不是很大。在这几类星球中，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有些勇敢者可能会选择不平等社会，并准备在这片土地上搏杀出一片天地。但罗尔斯认为，任何理性人都会选择一个平等的社会，因为这样能够保证，即便出现可能的最差结果，也是可以忍受的。罗尔斯的洞见在于，如果你只是简单地询问人们，到底怎样的不平等是“正义/非正义”的，他们的观点将因他们的能力和私利而充满偏见。最强大、最聪明、最具竞争力的个人将会倡议更加不平等的结果，因为他们具有先天优势。同样，那些前景最差的人会要求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因此，与其说人们在表达他们认为的公平和正义，不如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什么能为他们带来利益，什么能够完全消除对他个人所处位置的偏见。罗尔斯认为，对于“无知之幕”的窥视，将会让我们比在其他情况之下看得更加客观。 当然，“无知之幕”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但是心理学家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和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的一项研究已经把它应用于实际数据。他们把人口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20%做了五等分，然后要求一个包含5000多美国人的课题组样本，预估每部分人群分别占有了美国全部财富的多大比例。虽然参与研究的人能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但他们的回应极大程度地低估了不平等的严重性。譬如，他们判断最富有的5%人口拥有整个国家59%的财富，但实际上他们占有的比例是84%。 然后，还是用这种五分法，这些研究者要求参与者描述他们心中 “理想世界”的分配方式。这个实验课题给这个序列里最富有的20%人口分配了1/3的财富总量，最贫穷的20%人口大约分到了10%的财富（实际上，最贫穷的20%人口所占的财富总量也就是0.1%）。这样理想的分配看上去并不像是美国这个不平等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相反，这种分配方式像是在瑞典这个地球上最“平等”的国家。 这项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是研究者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们画出了一对饼图，以说明两种不同的财富分配方式。参与者并不知道其中一个代表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分配情况，而另一个则是瑞典的情况。根据研究者的要求，如果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这个社会中的任何经济地位中，他们要选择哪一个饼图代表的社会是他们乐于生活其中的。换句说研究者把参与者置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背后，并让他们做出选择。 令人震惊的是，92%的美国人选择了瑞典模式。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选项中达成一致的数量——无论男女，都有超过90%的人选择了瑞典模式；那些拿着6位数薪水的人，有89%的人选择了瑞典模式；年收入少于50000美元的人，有92%选择了瑞典模式。 这种共识甚至跨越了政治立场，有90%的共和党人和94%的民主党人选择了瑞典模式。在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概念之后的40年，人们仍像他预测的“理性人”那样行动。 罗尔斯运用“无知之幕”论证，一旦抛开自我利益，任何人都能看出 “平等比不平等更受欢迎”。诺顿和艾瑞里的研究则证实了大部分人的确更喜欢平等。课题并没有选择完全的平等：他们仍然坚信最顶端的5%的人应该远比底端的5%占有更大的份额。但在我们面对的现实与人们对它的应然判断之间还是存在鸿沟。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之中。对于人类在过去10万年的演化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并不适用。 缓慢进化的食欲与急速变化的环境是十分不匹配的。这种不匹配是现代社会许多痛苦的根源。拿饥饿来说吧，进化并不依赖于一个机体从“我需要这些数量的卡路里才能生存”到“因此我需要食用特定的食物”来进行推理。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太复杂了，太靠不住了，而且对人类来说并非当务之急。相反，天性只是在对这种食物的品味中被构建起来的。我们对糖和脂肪这些营养物质进化出了欲望，是因为它们在增重方面有很高的效率。对于我们的采猎祖先来说，食物是极为稀缺的。因此，对饥饿的恐惧很大程度上压倒了吃撑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对糖和脂肪有着贪婪欲望的早期人类，更容易打败那些对美食的欲望不太强的人。结果这种特质传遍了全人类。但是在当今世界，食物充沛，这种贪婪就导致了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疾病。天性甚至在我们的胃有饱腹感的时间和大脑得到满足信号的时间之间建立了一种有益的延迟。这有助于确保我们的祖先每顿饭都会多吃一点。但麻烦的是，这种延迟机制到现在还在运行。 同样的“不匹配”在我们的性生活方面也造成了一场浩劫。进化并不依赖于个体制订家庭生育计划。相反，它仅仅是塑造了一些对其他人来说不可抗拒的人。然后，它以这种方式塑造了我们——那些让我们眼珠转动、脚趾抽动的意乱情迷的行为，也是造人的行为。一方面，这个系统看上去获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全球人口数量最近已经超过了70亿大关。但是想想美国全部怀孕数的一半以及80%的青少年怀孕都是意外怀孕，再想想承认存在婚外情的已婚人士占比25%的事实，17我们不得不质疑石器时代的性爱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匹配度。我们的基因再生系统也许太成功了，成功到我们今天都不知想要何种生活，如果某些人只要再让人“可抗拒一点”，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很多痛苦。 同样的“错配”也存在于我们日益进化的对地位的渴望和现代经济环境之间，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高社会地位伴随着生存和再生产方面的许多利益。我们追逐地位的先贤，比他们懒散的同时代竞争者留下了更多的后代。其结果是，他们把内心深处对地位的渴望也馈赠给了我们。对许多人来说，金钱、权势和来自他者的艳羡，看上去就像食物和性爱那样难以抗拒。温顺驯服的人可能最终继承了土地，但是骄傲者直到现在仍牢牢地掌握着土地。 数十万年来，我们思想和身体的社会阶梯的演进只有几级。如果当今世界的阶梯仍停留在我们曾经习惯的人口规模上，那么我们对于地位的渴求也许就不是一个问题了。然而，我们面对的是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同样，如果我们是那种不怎么在乎身份地位的物种，那么今天巨大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我们对于高地位的内在渴求撞击了我们能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不平等巨塔。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是对穷人而言的，对中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那些给我们的童年打上烙印的免费午餐、饭票和政府发放的奶酪都是指示我们的家庭所在的社会阶梯的客观信号。但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打饭处所感受到的那种“失去方向感”，并非基于对金钱的计算，而是我的主观感受与新的地位阶梯的现实相吻合。 当我们检视人类对社会地位的渴望时，结合世界上许多经济体近几十年变得相当不平等的事实，我们对于不平等的观点就会变化。如果我们对不平等的回应由我们对地位的需要所形塑，那么不平等就不单单是我们有多少钱的问题，也是我们与他人比较各逢所处位置的问题。就此而言，金钱只是我们继续生活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真穷，感觉贫穷的影响也很大。这是你对自己在地位阶梯上的主观感受揭示了你更想成为什么人的原因。 1. 继《21世纪资本论》之后，“不平等”成为热点话题 2. 《断裂的阶梯》提出了“社会阶梯”的概念，指出“感觉贫困”像“真的贫困”一样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