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论/钱理群作品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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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终于失足；这在40 年代知识界中曾经引起 很大震动。由于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贡献 ，在鲁迅逝世以后，人们曾经对他寄予很大希望；耐人 寻味的是，最鲜明地表示了这种期望的，还是左翼文化 界。1936 年12 月，许广平致书周作人，表示从1926 年离开北平后继续从周作人著作中得到教益［48］； 1937 年6 月，周建人在《鲁迅先生对于科学》一文中 公布了鲁迅生前对周作人的期望：希望他“保存着先前 北京恐怖时代设法把李大钊先生的儿子护送出国的那种 爱护青年的热忱，不要走到消极的路上去”［49］；据 有关材料，冯雪峰与郭沫若也都对周作人以很高评价与 期待［50］。因此，当周作人投敌消息传出后，在左翼 进步青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 了似的心情”，并因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51］ 。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吞下这个苦果也绝不轻松：曾经 是她的一个优秀儿女最后背叛了自己！ 实际上，这里并不存在着意的欺骗；在现代中国瞬 息万变的历史大动荡、大分化中，每个人的历史面貌都 在急剧变化，尤其在历史的急转弯中，更易发生脱出轨 道的惊人之变，人们对此常常缺乏足够的思想与心理准 备。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仍然有内在的线索可循 。周作人的堕落既是他根深蒂固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 失败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出于他彻底个人主 义的人生观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必然选择。大革命失败后 ，周作人自觉地将“得体地活着”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就必然导致民族意识的淡化。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民 族危难与社会动荡，在周作人那里，并没有引起民族危 亡、国土沦丧之痛，却唤起了由来已久的忧惧感。令周 作人寝食不安的是侵略者不聪明的暴政将引起人民出于 “求生意志”的反抗，而造成社会动乱，“己亦在人中 ，有沦胥及溺”之患［52］。正是这种“救出自己”［ 53］的明确意识唤起了周作人“积极”行动的热情，周 作人晚年说他出任督办伪职“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 然是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54］。大体是符 合实际的；应该说这是基于共同利益—防止人民暴乱， 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合作”。这无可置疑的 卑劣的叛卖，在周作人的自我感觉中却偏偏有一种“人 不入地狱我入地狱”的悲壮感。在《立春以前·后记》 里，他几分真诚，又几分伪善地写道： 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群生谋利益至少也为 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 此为准则。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确实惯于陶醉在“为民”牺牲 的主观幻觉中，但这不过是在自我欺骗里求得“良心” 的安定与心理的平衡。周作人所谓为“群生”“有所计 议”，其实就是规劝侵略者“设法为百姓留一线生机， 俾得大家有生路”［55］，以便让中国老百姓在异族统 治下暂时“做稳了奴隶”。周作人这类“高等汉奸”的 特殊作用也正在这里；周作人却以此相炫耀，足见其沉 溺之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