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作者简介

试读一：“自愿者” 梅贻琦先生在其力作《大学一解》里，指出了中国现代大学（univ-ersity）制度的“源流”问题，大意为：我国大学思想（great learning）古已有之，但这是指它的内容（精神和理念）；而其形式（组织和制度），则是到了现代才从西方各发达国家——法、德、英、美等移植而来。用他的原话说就是：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近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掀起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热潮，其中也包括探求教育思想和制度的途径。一百年来（1840—1940年）涌现的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上百成千，具有代表意义并通过亲身实践做出显著成效者，主要有两大流派——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大陆派”（德法派）和以梅贻琦、潘光旦为代表的“英美派”。这两派“借石者”或“播火者”本是同根生（均源于希腊的人生哲学），但发展到后来又形成各自的特点。前者我把它称作“博大派”，后者则可称作“精深派”。 梅、潘在教育领域的著述和实践极其丰富，而其通力完成的《大学一解》，我一直认为，既是他们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大成之作，也是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典范之作。而且，就其学理、施教方针和现实综合价值论之，说其达到了当代中外同类著述之巅峰，亦当不为过。“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把人们赞扬梅本人的话用在这里，也很确当。 梅贻琦先生毕其一生尽瘁清华、尽瘁国家和民族的教育事业，“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他于1962年在台湾谢世时，哀思如海，悼文如潮。在如海如潮的哀悼声中，由一大批在台文化耆宿组成的治丧会、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氏执椽的“治丧会祭文”写道：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人有恒言：见果知树。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昭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观乎先生之仪型多士，我先民之中体西用之理想在焉…… 很多人都知道，当年梅贻琦校长在大陆解放时，是被前政府首脑当作“国宝级”人物接走的。而他之所以要忍痛离开他“生斯长斯”的清华园，最根本的原因仍是要继续办教育。正如他在日记上写道： 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他走了，虽然忍痛离开了生斯长斯、别离后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庐，离开了他原本用以安身立命并完成事业的根据地，但总算做出了有限而扎实的成绩（详见本书第七章）。他后来无可奈何地去了祖国宝岛台湾，先以清华的庚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但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为“大学”，他说“真正的清华仍应在北平清华园”；他生前亲自选定，把墓穴修在新竹校园的“十八尖山”，以便在冥间也能日夜守望着北京的清华校园…… 在中国大陆，著者是关注梅贻琦校长事迹较早的人，并在近30年清华校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中，为清华大学、为社会和后人留下一些文字记述，还积攒有一些已成、待成之文稿未和读者见面。但随着年事的增长和精力的衰退，眼见有些事情就要变成难以为继了。就在这时，一位有胆有识的青年人，不期而至地拨通了我的电话——他就是本书另一作者钟秀斌君。我对钟君原本是素昧平生，确确实实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理念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他是通过一个熟人辗转打听到我，他在通话中开门见山地道明来意，就是出于对清华优秀传统的向往，尤其是对梅贻琦先生道德文章的敬慕，也鉴于我本人上述“精竭力衰”情况的必然出现，甘愿在清华百年校庆期间襄助我，把我已有、已竟和未竟作品加以整理，为校庆，也为社会和后人多留下一些“梅贻琦斯文”。 经过短时间的接触，他确实是一位有理想、肯负责、敢承担的青年人。他确实是我的一位志同道合者。很快，这第一本合作成果（其实很多都是他一手整理完成，并且发挥出可贵的创造性）便编撰出来了，并根据我和已故赵赓飏先生的散作，撰写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 本书主要是根据我的一部旧作——《梅贻琦教育思

内容简介

试读一：“自愿者” 梅贻琦先生在其力作《大学一解》里，指出了中国现代大学（univ-ersity）制度的“源流”问题，大意为：我国大学思想（great learning）古已有之，但这是指它的内容（精神和理念）；而其形式（组织和制度），则是到了现代才从西方各发达国家——法、德、英、美等移植而来。用他的原话说就是：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近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掀起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热潮，其中也包括探求教育思想和制度的途径。一百年来（1840—1940年）涌现的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上百成千，具有代表意义并通过亲身实践做出显著成效者，主要有两大流派——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大陆派”（德法派）和以梅贻琦、潘光旦为代表的“英美派”。这两派“借石者”或“播火者”本是同根生（均源于希腊的人生哲学），但发展到后来又形成各自的特点。前者我把它称作“博大派”，后者则可称作“精深派”。 梅、潘在教育领域的著述和实践极其丰富，而其通力完成的《大学一解》，我一直认为，既是他们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大成之作，也是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典范之作。而且，就其学理、施教方针和现实综合价值论之，说其达到了当代中外同类著述之巅峰，亦当不为过。“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把人们赞扬梅本人的话用在这里，也很确当。 梅贻琦先生毕其一生尽瘁清华、尽瘁国家和民族的教育事业，“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他于1962年在台湾谢世时，哀思如海，悼文如潮。在如海如潮的哀悼声中，由一大批在台文化耆宿组成的治丧会、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氏执椽的“治丧会祭文”写道：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人有恒言：见果知树。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昭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观乎先生之仪型多士，我先民之中体西用之理想在焉…… 很多人都知道，当年梅贻琦校长在大陆解放时，是被前政府首脑当作“国宝级”人物接走的。而他之所以要忍痛离开他“生斯长斯”的清华园，最根本的原因仍是要继续办教育。正如他在日记上写道： 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他走了，虽然忍痛离开了生斯长斯、别离后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庐，离开了他原本用以安身立命并完成事业的根据地，但总算做出了有限而扎实的成绩（详见本书第七章）。他后来无可奈何地去了祖国宝岛台湾，先以清华的庚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但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为“大学”，他说“真正的清华仍应在北平清华园”；他生前亲自选定，把墓穴修在新竹校园的“十八尖山”，以便在冥间也能日夜守望着北京的清华校园…… 在中国大陆，著者是关注梅贻琦校长事迹较早的人，并在近30年清华校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中，为清华大学、为社会和后人留下一些文字记述，还积攒有一些已成、待成之文稿未和读者见面。但随着年事的增长和精力的衰退，眼见有些事情就要变成难以为继了。就在这时，一位有胆有识的青年人，不期而至地拨通了我的电话——他就是本书另一作者钟秀斌君。我对钟君原本是素昧平生，确确实实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理念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他是通过一个熟人辗转打听到我，他在通话中开门见山地道明来意，就是出于对清华优秀传统的向往，尤其是对梅贻琦先生道德文章的敬慕，也鉴于我本人上述“精竭力衰”情况的必然出现，甘愿在清华百年校庆期间襄助我，把我已有、已竟和未竟作品加以整理，为校庆，也为社会和后人多留下一些“梅贻琦斯文”。 经过短时间的接触，他确实是一位有理想、肯负责、敢承担的青年人。他确实是我的一位志同道合者。很快，这第一本合作成果（其实很多都是他一手整理完成，并且发挥出可贵的创造性）便编撰出来了，并根据我和已故赵赓飏先生的散作，撰写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 本书主要是根据我的一部旧作——《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修订而成，其中第一、七、八章是由钟君综合我和赵赓飏先生的散作及其他资料撰写而成。赵先生生前追随梅贻琦校长多年，特别是在台湾期间曾长期任梅校长的秘书。梅校长谢世后，尤为弘扬梅校长道德文章而不遗余力。他生前通过梅校长之子梅祖彦先生介绍和我相知，并有过较频繁的文字交往。他也是我的（恕我高攀）一位在弘扬梅校长道德文章方面的志同道合者。 本书主要评述梅贻琦自由教育思想、学术自由理念和大师论，以及实践这些思想和理念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作者也从梅贻琦个人品质诸如德风、学问、志节、文采诸方面，来展现梅贻琦这位知识分子楷模的风华；梅贻琦所表现出的道德品质，是过去和当前的公众人物们身上所极其缺乏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精神品格。可以说，有了梅贻琦式的领袖人物，则诸事可治；否则，一切虽然不能说是全属空话，至少也要大大打个折扣！梅贻琦的个人品格和道德风范，在过去和现在的“并世诸君子”中，堪称典范。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未见有人用“圣人”这样的字眼赞美过哪个人，但这种“至善”语言赞美梅贻琦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在我几十年来所能见到的涉及梅贻琦校长的文献资料中，没有看到有人对他有半句微言——总之，他切实堪为我们“一个时代的斯文”！ 前不久，我在一篇“博文”中曾谈到我当年著述出版梅先生事迹所遇到的荆棘和艰辛，其中包括编著完毕的书不得不自费出版。那时我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愿者”。现在钟秀斌到我这里来，也是要做一位无条件的“自愿者”。当我问他如果书编出来没地方出版怎么办？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就是自己出钱也要把它印出来”。 我们都要做光荣的“自愿者”！ 试读二：一篇奇特的布告 关于梅贻琦1940年代末对学生运动的总的态度，一批当年中共清华地下党的骨干回忆说：“在那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褚士荃训导长等主持的校方当局，始终基本上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好几次游行示威后，经学生自治会要求，梅校长和褚士荃先生都答应派十几辆大汽车来把同学接回校。‘抗暴’运动中同学们进城游行时，褚士荃先生在校门谆谆叮嘱领队的同学，要注意安全，并随即自己进城去找反动政府当局交涉，要求保证学生安全。据说在反动政府召集的一些大学负责人征询处理学潮意见时，梅先生也表示反对镇压学生的态度。” 回忆中还谈到1948 年“八一五”大逮捕以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骨干分子撤退中的一件事：“对于几个敌人早就注意、危险最大的同志， 总支做了更精心细致的安排：例如对曾多次在学运中出头率领群众并与敌人做过谈判斗争的郭德远，考虑到认识他相貌的敌人很多，很费了苦心，李继侗先生（当时清华代理训导长）也很关心，出主意叫郭德远找戴世光教授（当时清华教授会书记）研究办法，戴计划把郭德远藏在梅校长的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偷偷带出校，并已商得梅校长同意。但后来总支考虑万一敌人对梅校长的车也要检查，岂不束手就缚，决定放弃这个计划。” 1948年8月18日至19日，国民党北平“特刑庭”连续给学校发来两份“拘提”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给他们审判。梅贻琦先生一面召开紧急教授会商讨应付办法，一面给所谓“特刑庭”回了一份公函，并把公函内容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了。公函内容如下： 昨接贵庭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26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拘禁、拘提本校学生张冠堂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单一纸，准此。经查，张冠堂一名，本校并无此人，吴锡光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离校，杨得圆、杨荣厚、宁世铨等三名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郭德远一名，因暑假期内未在校中，相应函复查明。 复查昨日（十九）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拾叁张，计被传学生裴毓荪等二十六名，嘱为送达等由。查其中劳乃光、刘元鹤、杨鸣岗、杨春曜、李玉润、许四福等六人业已毕业离校，傅秉文一名业已休学，崔利益、贺文元、毛世英三名本校并无此人，至其余裴毓荪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兹准贵庭按名传讯，当经依次派员前往裴毓荪等十六人宿舍内代送贵庭传票，惟均不在，未能送达，除已布告各该生返校后即行领票到案外，相应函复，并希查照为荷。此致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 校长梅贻琦 中华民国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总之，通篇函告实际上只有一句话：“你们所要的人，学校里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这样巧呢？原来，这是梅校长应付敌人的一项杰作。白祖诚等人的回忆文章解释道： 实际上，梅校长和代训导长李继侗等采取了同情和尽力保护同学的态度，想法应付敌人，拖延时间。二十日，校方出了一张大布告，照抄“ 特刑庭”的通知和拘传名单，然后说××× 等早已休学，××× 等已毕业离校，××× 等暑假探亲，××× 等现不在校中，…… 并利用敌人名单中的笔误， 说名单上的××× 本校并无此人…… 实际上是说，名单上的人这里几乎一个也没有。同学们看了，都哑然失笑。在后来军警进校前，李继侗先生还会心地悄悄问胡聚长：“ 你们人走得怎么样了？” 试读一：“自愿者” 梅贻琦先生在其力作《大学一解》里，指出了中国现代大学（univ-ersity）制度的“源流”问题，大意为：我国大学思想（great learning）古已有之，但这是指它的内容（精神和理念）；而其形式（组织和制度），则是到了现代才从西方各发达国家——法、德、英、美等移植而来。用他的原话说就是：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近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掀起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热潮，其中也包括探求教育思想和制度的途径。一百年来（1840—1940年）涌现的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上百成千，具有代表意义并通过亲身实践做出显著成效者，主要有两大流派——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大陆派”（德法派）和以梅贻琦、潘光旦为代表的“英美派”。这两派“借石者”或“播火者”本是同根生（均源于希腊的人生哲学），但发展到后来又形成各自的特点。前者我把它称作“博大派”，后者则可称作“精深派”。 梅、潘在教育领域的著述和实践极其丰富，而其通力完成的《大学一解》，我一直认为，既是他们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大成之作，也是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典范之作。而且，就其学理、施教方针和现实综合价值论之，说其达到了当代中外同类著述之巅峰，亦当不为过。“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把人们赞扬梅本人的话用在这里，也很确当。 梅贻琦先生毕其一生尽瘁清华、尽瘁国家和民族的教育事业，“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他于1962年在台湾谢世时，哀思如海，悼文如潮。在如海如潮的哀悼声中，由一大批在台文化耆宿组成的治丧会、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氏执椽的“治丧会祭文”写道：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人有恒言：见果知树。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昭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观乎先生之仪型多士，我先民之中体西用之理想在焉…… 很多人都知道，当年梅贻琦校长在大陆解放时，是被前政府首脑当作“国宝级”人物接走的。而他之所以要忍痛离开他“生斯长斯”的清华园，最根本的原因仍是要继续办教育。正如他在日记上写道： 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他走了，虽然忍痛离开了生斯长斯、别离后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庐，离开了他原本用以安身立命并完成事业的根据地，但总算做出了有限而扎实的成绩（详见本书第七章）。他后来无可奈何地去了祖国宝岛台湾，先以清华的庚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但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为“大学”，他说“真正的清华仍应在北平清华园”；他生前亲自选定，把墓穴修在新竹校园的“十八尖山”，以便在冥间也能日夜守望着北京的清华校园…… 在中国大陆，著者是关注梅贻琦校长事迹较早的人，并在近30年清华校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中，为清华大学、为社会和后人留下一些文字记述，还积攒有一些已成、待成之文稿未和读者见面。但随着年事的增长和精力的衰退，眼见有些事情就要变成难以为继了。就在这时，一位有胆有识的青年人，不期而至地拨通了我的电话——他就是本书另一作者钟秀斌君。我对钟君原本是素昧平生，确确实实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理念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他是通过一个熟人辗转打听到我，他在通话中开门见山地道明来意，就是出于对清华优秀传统的向往，尤其是对梅贻琦先生道德文章的敬慕，也鉴于我本人上述“精竭力衰”情况的必然出现，甘愿在清华百年校庆期间襄助我，把我已有、已竟和未竟作品加以整理，为校庆，也为社会和后人多留下一些“梅贻琦斯文”。 经过短时间的接触，他确实是一位有理想、肯负责、敢承担的青年人。他确实是我的一位志同道合者。很快，这第一本合作成果（其实很多都是他一手整理完成，并且发挥出可贵的创造性）便编撰出来了，并根据我和已故赵赓飏先生的散作，撰写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 本书主要是根据我的一部旧作——《梅贻琦教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