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

作者简介

彼得–安德列？阿尔特，德国文学学者，柏林自由大学前校长，曾在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意大利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以写《席勒传》出名，曾获马尔巴哈席勒奖。

内容简介

正文赏读 第三章 大学学习和终身友情（1901—1906） 化学和日耳曼学 最早的分在两个平行班中、和卡夫卡一起开始踏上九年制文科中学之路的84个同学中，只有24个完成毕业考试。1901年夏，卡夫卡刚满18岁，作为同年生最年轻者中的一个通过了令人生畏的高中毕业考试。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举行各门主要学科——古代语言、德语和数学——的笔试。约瑟夫·维汉出的毕业考试作文题目带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沙文主义倾向：“奥地利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土地情况会给奥地利带来哪些好处？”仅仅在此后一个月，1901年6月12日，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便访问布拉格。被认为是民族的国家意识堡垒的旧城德语九年制中学的学生必须因此在弗兰岑沿岸街道列队行进，并在中午的酷热中显示军人姿态，接受弗兰茨·约瑟夫的骑马检阅。这次皇帝来访简直就是在中学作文中论述过的那个课题的余波：那个课题强烈唤起波希米亚对奥地利的从属关系。在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学校明显地作为个人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被国家的思想意识遮盖住的文化政策场所显现在卡夫卡的眼前。 1901年7月8日和11日之间进行口试，卡夫卡像等待一个将决定自己命运的开庭审案日那样等待着这几场口试。口试集中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翻译上，与之相联系的还有检查课文理解和语法知识的专业问题。卡夫卡后来回忆，说他“部分仅仅通过弄虚作假”才过了这些考试的关，这话恐怕不可以从字面意义上去解读，它来自那种对修辞学常用词汇的无情的声讨，它惯于从一种绝对法则的立场出发进行判断。通过考试的学生的过错——换用小说《在流放地》中的一种说法——经常都是“无疑的”，因为他伪装了一种只要他低估自己的无知就永远不能占有的知识。这就是一种苏格拉底的在一种深刻的怀疑论影响下的知识理解，是这种对知识的理解让卡夫卡用了“欺诈”这个惯用的词儿。 卡夫卡可能怀着有障碍的人的不快进行了自由演讲练习，这是在最后一学年要在全班同学面前公开完成的学业。作为任务，他选择了维汉出的题目“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歌德的《塔索》的结尾部分？”，这位高级中学学生要在这里深入研究艺术家的本性和角色的社会责任是否可以平安谐和地协调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涉及卡夫卡的一个终身难题，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因为比起自由作家的生存形式来他更喜爱一种公职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对他的幻想世界的持续威胁。《托夸多·塔索》没有作出热情洋溢的宣示，支持文学自主，而是不抱幻想地阐明艺术和社会的紧张关系：这一点无疑也引起了这位九年制中学学生的注意。歌德对安东尼奥所代表的政治的务实思想的批评，跟作者尽管很有好感却仍对他的主人公的自我中心意识表现出来的那种可以感觉得到的冷淡一样，可能都不曾被他忽略。 毕业证书证明卡夫卡的6门学科——其中包括地理、历史、希腊语和哲学——成绩为“值得赞扬”（良），另外6门学科——其中包括数学、德语、博物学和法语——成绩为“令人满意”（及格）。这显示出一个略微有些超常的学生的形象，这个学生似乎在哪门学科上都没有值得一提的长处或短处。由于按照奥地利模式，毕业证书也只证明通过毕业考试，并不超过生平事略之外进一步描述这位毕业生的特征，所以这份文件具有一份那种掌管一个人却不说明此人重要特征的案卷的性质。在一篇中学毕业后8年的1909年7月产生的简短的随笔中，有一段论述成年人的老一套评语，也可用在评述证书的空洞语言上：“他们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滑下去，像一只举起的胳臂落下。” 高中毕业后，父母让他第一次出门远行，酬谢他的辛劳，这趟旅行使他走出波希米亚王国的国界。特里施的舅舅西格弗里德·勒维被选中当这个18岁的人的陪伴者，给外甥当旅行向导。7月28日，卡夫卡先独自乘坐火车经莱比锡和汉堡到达库克斯港，随后就从那儿——在18小时的旅行之后——乘渡船到赫耳果兰岛。数年后他还回忆起这一段单调、漫长的火车路程的印象，一路上他凝视着自己的怀表并失去了对周围的人的感觉：“忘记我已经忘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在急行列车里单独旅行的孩子，四周的因急驶而晃动的车厢像变戏法那样在四周微微立起。”一个星期之后西格弗里德·勒维到赫耳果兰岛上来和他会合，这时这位舅父已准备好了下一个阶段的行程。他们在8月8日一起继续旅行来到诺德奈伊，在那里他们住在离海滨男浴场只有不多几分钟路程远的弗丽茜阿住宿公寓直至8月28日（舅父骄傲地把他的外甥作为“大学生”登记在来客登记簿上）。后来卡夫卡很少把大海选作度假目的地；1913年初秋他去威尼斯，1914年去丹麦，1923年去德国的波罗的海海边——全部没有较长期的规划，受到严重的生命危机的重压。比起亚德里亚海和托斯卡纳海滨来，他在他的几次意大利之行中更喜欢北方的湖泊。矜持的海岸景色以它的那种能够吸引人但并不使人心情愉悦的异域风情的魅力对他产生影响。他在1901 年8 月24 日寄往布拉格给他的妹妹艾丽的明信片描绘微波荡漾的大海和远处一艘小渔船，上空一层乌云密布，标志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9 月中，北海度假返回后将三个星期，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奥斯卡·卡夫卡，才17 岁的堂弟，赫尔曼的哥哥菲利普的儿子，在投考梅里施魏斯基尔兴的骑兵预备军官学校落榜之后，在科林用手枪自杀身亡。这样的学生自杀像可怕的幽灵贯穿世纪之交的时代。它们构成帝国独裁社会对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施加的强制的一种典型标志。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这个题材一再作为同样的标志和社会罪责的主题出现——比如在韦德金德、施特劳斯、黑塞和弗里德里希·胡赫的作品中。 根据一份证明他“身体虚弱”的医生证明，卡夫卡免服兵役，所以不必完成规定奥匈王室世袭领地的高中毕业生要完成的12 个月的兵役（“志愿兵”）。1901 年10 月，他和奥斯卡·波拉克、胡戈·贝格曼一起在大学注册学化学；毕业考试前不久他还在九年制中学的表格中把“哲学”登记为大学学习志愿学科，然而最迟在1901 年7 月中便改变了主意。由于除了少数例外，犹太人一般不可能担任国家公职，所以只有自由职业可供高校毕业生考虑。构成一种特殊情况的是那些为在私人工业企业中从事人才培养工作的专业。由于这个原因卡夫卡决定学化学，指望着将来可以在经济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此外就是戈特瓦尔特的激励人的，与时新的标准看齐的博物学课程，是它决定了这一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不寻常的学科选择。而化学学院院长吉多·戈尔德施米特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这一点对于卡夫卡和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贝格曼来说，很可能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伴随现象，这使他们想起犹太人在高等学校谋职所受到的种种约束。 1348 年建立的卡尔斯大学在1882 年分成了一所德语大学和一所捷克语大学，其教学活动分别在各自的教学大楼里进行。布拉格犹太人在涉及教育问题时大多数人都不受其母语约束选择德语大学。1890年，这里（总计1500名学生中）有506名犹太人大学生注册入学，而在捷克语大学中却只有44名；1904—1905年德语大学大学生中将近25%、捷克语大学中将近30%的大学生是犹太人出身（他们在市内两所捷克语大学中所占的比例差分别只有一个百分点）。1912年以前，这种状况一直只有微弱的变化，虽然德意志人的文化优势在这同时开始减弱。莱奥·赫尔曼，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巴尔—科赫巴协会主席，在1909年用严厉的措辞给马丁·布贝尔写道：“只有犹太人还认为必须捍卫德意志文化。但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并不接触民族的德意志文化，所以他们的性格自然绝大部分是符合犹太人特性的。” 德语大学善于争取到著名的专家学者。直至1895年以前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一直在布拉格从教，他通过其一元论的主要作品《感觉的分析》（1886）分别对那个时代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感知论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爱因斯坦将会作为费迪南德·利皮希的继任者当——不过只是为期两年的——理论物理学客座教授。国际法学家海因里希·劳赫贝格、法史专家海因里希·辛格尔和1897—1898年任校长的管理法学家约瑟夫·乌尔布利希代表了1900年前后法学系的高度学术水平。在日耳曼语言和文学专业占统治地位的是很有影响力的奥古斯特·绍尔，此人试图，如他庄严声明的那样，“保持警惕并孜孜不倦地”捍卫城市的德意志文化生活，使其免遭一种想象中的亲捷克倾向的威胁。绍尔，在后来的岁月里也当上了大学校长，他把日耳曼语言和文学当作民俗学看待，这——集中在“受大众欢迎的类型和作家上”——含有一种民族主义倾向，一如他的学生约瑟夫·纳德勒在他的引起灾难的《德意志部族和地区的文学史》（1912—1913）中从思想意识上加以增强的那样。 享有超地区威望的哲学系的教授们都是一流的。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弗兰茨·冯·布伦塔诺的弟子们，他的心理感知论在世纪之交的布拉格得以创造性地继续发展：安东·马尔蒂（可是马克斯·布罗德却指责他智识“浅薄”），克里斯蒂安·冯·艾伦费尔斯（自1897年起）以及在1914 年马尔蒂死后，奥斯卡·克劳斯。自1904 年起，阿尔弗雷德·韦伯，马克斯·韦伯的弟弟，讲授国民经济这门较新的课程。后来他成为授予卡夫卡博士学位的教授，然而这却是一项纯粹制度上的任务——向校长正式推荐博士生，这并不以个人相识为先决条件。犹太人正教授在布拉格跟在奥地利一样人数极少。大量犹太人编外讲师和副教授若想在大学教书生涯中获得成功就必须改信基督教。只有改信基督教才能为在大学里的升迁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谁不屈服于这种强制适应，谁就得——像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对一个空头教授头衔感到知足。 卡尔斯大学像俱乐部那样表现出具有德意志民族性的样子。大学生们在公开场合佩戴黑红金黄三色肩带，上面缝有年代数学“1848”。据马克斯·布罗德回忆，只有传统的便帽在世纪之交后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德语大学大学生的聚会地点是不合时宜的。德语大学学生宿舍会议室在玛丽街，那儿也有一间大的餐厅和一间举行音乐会的礼堂。朗诵演讲厅有一座拥有现代藏书的一流图书馆，可是据布罗德说，卡夫卡从未光顾过它。他喜欢在“卡尔韦”书店买书，不喜欢去公共图书馆。大学生们坐在二楼读书，俯视热闹的费迪南德街，吃房屋管家早晨准备好了的黄油面包。带温和民族色彩的、容易接受现代美学的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尤其在大学学习头几年里强烈地影响了卡夫卡。 化学学习提出了具体要求，而这位刚入学的新生却表现得几乎无法满足这种要求。自然科学的日常学习活动主要在实验室里，这是卡夫卡和他的朋友们不曾料想到的，尤其是因为中学里的课程讲授得比较抽象，缺乏实用性。两个星期后卡夫卡就转入法律系，因为他认识到，他完全不适合于实验室里的实验上的任务（贝格曼和波拉克也避开了化学）。20 多年后，1922 年1 月，他将强调，说他的整个一生都受到未达目的就败下阵来的厄运的主宰。他“频频地在冲击活动半径前做助跑，但不得不一再地立刻中止这助跑”。在这里第一次显露出来的这种“中止”的传奇法则也决定了卡夫卡的表现为未完成作品的文学创作活动。 法科学生组成卡尔斯大学内的最大的系。恰好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专业颇具吸引力，因为它展示出一种当律师和公证人这种自由职业的前景，半数以上的犹太大学生在世纪之交攻读法学。选择法学专业意味着，卡夫卡进入一个无名人物的潮流中，他在这个潮流中暂时未被人认出。这位胆怯的大学生，他对中学里的个人考试责任恐惧感还很熟悉，他可能把这种状况当成可喜的事了。在不涉及个人的听课活动中他可以作为个人而消失并梦幻般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卡夫卡不潜心研究第一学期的主课罗马法学史，而是在大阶梯教室里驰骋想象。他神情恍惚、迷迷糊糊地听着演讲者的单调声音，没有深入到艰涩的内容中去（一种疏忽，将使他不得不在期中考试前付出巨大辛劳）。在平淡无奇的境况的压抑下，1902年春他就逃离法学的桎梏并听日耳曼语言文学、哲学和艺术史的课程。在还犹豫不定，不知未来的方向该如何确定的时候，他出席了一个介绍德国中世纪文学的报告会（费迪南德·德特尔主持），听了奥古斯特·绍尔的狂飙突进讲座，文体练习，一次论述超凡脱俗的晚期启蒙运动者海因里希·威廉·冯·格斯登贝格的课堂讨论和一堂讲述荷兰绘画的课。 然而在日耳曼语言文学中主要由绍尔所代表的德意志沙文主义路线可能曾使卡夫卡反感。作为月刊《德语作品》的编者和一种德意志文化民俗学的宣传员，绍尔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传授一种民族的文化意识。1907年11月18日他在他的布拉格校长演说中宣告，具民族学特色的德语语文学的最重要的目标是领会一种可按“部族”“地区”和“外省”加以区分的“民族感情”。“所以，”绍尔不敏捷地表述说，“亲爱的同学们，我向你们发出呼吁：仔细认真、满怀热情地在你们的家乡地区向四面八方呵护德意志的民族性并关心它的充分维护、关心它的巩固。”卡夫卡在他对“旧城教师日”的消极体会的影响下不怎么看重这样的纲领性宣言，这是可以理解的。1902年夏末他在绍尔的兴高采烈、激昂慷慨的民族感情的影响下向奥斯卡·波拉克解释说，日耳曼语言文学应该“在地狱中”煎着。 1902 年8 月卡夫卡在易北河畔的利波赫休养，月底他去特里施舅父西格弗里德·勒维那儿小住几天。1902—1903 年冬季学期开始时他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学学习。调往慕尼黑暂时被搁置了起来。“离不开布拉格，”1902 年12 月底他这样给波拉克写道，“我们得点着它的两侧，点着Vy?ehrad 和Hradschin，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脱身。”尽管绍尔的讲座给他带来了幻灭的印象，日耳曼语言文学却依然被纳入他未来考虑之列。一年后，1903 年11 月底，卡夫卡去慕尼黑，试验性地去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情况。他在植物园旁索菲街的洛伦茨住宿公寓住了两个星期，勘察了博物馆和咖啡馆，在市立图书馆大量阅读期刊，闲散地度过一个个钟点，暂且不想返回，虽然法学课程在布拉格已经开始。熟悉当地情况的保尔·基施，已经在慕尼黑上了一年大学，想为他提供通信地址并介绍他与人相识，但基施没履行自己的诺言，致使卡夫卡一直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至于自1902 年夏季学期起便在这里听哲学讲座的从前的同学埃米尔·乌蒂茨，他又回避，因为他难以忍受此人的夸夸其谈的作风。1903 年12 月5 日，当他返程途中在纽伦堡停留时，他怀着明显的恼怒给这个不可信赖的基施写道：“你这个讨厌的家伙，你是唯一的一个让我一想起来就怒火中烧的人。这是第五张明信片了。我请求提供通信地址，我请求了又请求，难道要我跪着去布拉格吗？你等着吧！” 一目了然的慕尼黑在深秋的情调中对卡夫卡很有吸引力。在他逗留的头几天里，1903 年11 月26 日他这样记述道，他“直接触摸了”城市的“最表面”。可是凭这些粗浅的印象似乎还是足以觉察到在这里笼罩着这种特殊氛围：“在消化时人们才能对这个神奇的慕尼黑说些什么。”估计卡夫卡在1903 年的秋季学期里再次考虑了返回日耳曼语言文学，然而勇气没有大到可以为转换专业做出决定的地步。希望儿子有一个市民阶级前程的父亲的外部的反对和对绍尔的沙文主义的民族语文学的回忆在这方面同样都起了作用。1903年12月初，卡夫卡返回布拉格，无奈地决定再次试着去学自己不喜欢的法学。 锯末当精神养料 关于他的大学生活的单调乏味，卡夫卡1919年这样写道：“我学法学。这就是说，在考试前的几个月里我神经大受损伤，精神上简直是以锯末为食物，而且这锯末是经千百张嘴预先咀嚼过了喂给我的。”但是大学生恰恰觉得教学内容的这种单调特性有吸引力，因为它不强迫他投入全副精力。任何一种参加别人的“游戏”的要求，1921年秋他这样写道，他都坚决拒绝了。说只有不触及他的自我的东西才被他允许作为精神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学法学时便意识到了，攻读这个难读的专业不会过分占用他获取知识的精力。这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又是“距离激情”，一种无拘束态度，它使人可以不露声色地观察事件并在内心保持着距离。卡夫卡的专业选择凸显出一个中学生的精神风貌，这个中学生——像不相干的犹太教堂参观者——只是一个从不认真使自己暴露给外界的旁观者。 在上大学期间，卡夫卡也住在采特纳尔街3号父母的寓所里。他拥有长子特权，人们保护长子，从而也就表彰了（同时也排除了）他。他比其他家庭成员晚被叫醒，晚上通常单独吃饭，可以避免父亲看重的打牌并利用这时间接待朋友。跟必须在拥挤的环境中相处的妹妹们不一样，他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房间里的那张大写字台是他在上中学期间常常和胡戈·贝格曼一起使用的。在赏识阿诺尔德·伯克林的模拟古典风格的艺术的波拉克影响下，他在1903年春经基施介绍给陈设简陋的房间买了一尊跳舞女祭司象牙塑像。人们可能会联想到霍夫曼斯塔尔的舞蹈文学作品，比如《时代的胜利》（1900—1901），它们，在伯克林塑像的激励下，利用神话作基础，对女性做一种酒神式神化。女祭司塑像继续摆放在采特纳尔街一向陈设很少的写字台上，像一间给人以禁欲主义印象的修道院小室中的一种陌生的情欲象征。 卡夫卡是一个只有在压力下——在有考试的情况下——才学习的大学生。头几个学期的法史讲座，如他后来承认的，他听得恍恍惚惚。为在大阶梯教室里消磨这难以打发的时间，他开始在自己的听课笔记本上画漫画、速写和肖像。1913 年2 月他还在对菲莉丝·鲍尔回忆自己昔日当画家的经历，对这个画家的才干朋友们也是有所感觉的。在结束大学学业后他似乎在一位女画家处上过课，但很快便认识到，那些练习课帮不了他很多忙，反倒阻碍他的自发性。只有在他不受强制画画时，一如他必须说明的，他才会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学习一种技艺却面临关闭流出本能的绘画兴趣的种种渠道的危险。给我们流传下来的黑墨水速写画的粗略轮廓，笔法具有一种充分的表现力（其中的某些画装饰费舍尔出版社较早的卡夫卡文集的封面）。这些画显示一些人，在他们身上，痛苦和羞愧、恐惧和孤独、无能和绝望通过体态和手势强烈地显现出来：受虐待者们和受压迫者们，他们受到内在的或外部的压力的重压。 在最初的三个法学学期中（直至1903 年夏）卡夫卡主要听必修课程法学史。这门课包括广阔历史背景下的罗马法和奥地利法。此外还有私法、教会法和国际法的个别问题以及费时的法典导论、罗马《民法法令大全》。课程质量恰恰在头几个学期摇摆不定，因为卡尔斯大学的学术上享有盛誉的法学系除了海因里希·辛格尔外没有别的杰出的法学史专家。海因里希·玛丽亚·舒斯特尔讲授德国法学史时充满激情，但缺乏系统的条理。讲授罗马法导论的埃米尔·普费尔歇喜欢研究政治问题（他是州议会进步党议员），几乎不怎么热心于自己的课程，他把这课程当作副业，讲起课来没有热情。比较富有教育学灵感的教师有还不满40 岁的伊福·普法夫，他是奥地利法学史专家，和已经提到过的教会史家辛格尔，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被认为是学究式的文献研究者。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课程都讲授得令人困倦和乏味，往往是照过时的讲稿宣读，这种讲稿的笔记，有时在教授们的容忍下，在大学生中流传着。 1903年7月，夏季学期结束之后，卡夫卡通过法学史国家考试，从而结束了基础阶段的学习。在这以“丰硕的成就”通过的考试之前先要完成一份数星期之久的家庭笔头作业，它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他用不上自己的笔记，只得在三个梦幻般的学期之后根据同学的课堂笔记做准备。随着1903—1904年冬季学期的开始，大学学业因其提供的题目而对卡夫卡来说在刻苦学习之外有了一种更令人兴奋的文化知识方面的特色，这一专业的三个经典分科——民法、刑法和国家法——仍然主宰着教学计划。此外还有国民经济讲座，这在当时也属于法学专业的课程，因为附属于法学系的国民经济学还没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一阶段的杰出教学人员有犯罪学家汉斯·格鲁斯，1902年，在55岁上，人们才将他从采诺维茨的外省大学调往布拉格（1905年他就调往格拉茨任教授）。他用他的《预审法官手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声望，该书1893年第一次发表，不久就译成许多种世界通用语言（1915年格鲁斯去世时，有了55种译文）。它不仅拥有一部将现代预审方法系统化的时代犯罪学标准读本的地位，而且也类似18世纪的《案例集》（1734—1743）那样为各种不同的刑事侦查故事提供了素材。 除了刑法，卡夫卡从1903—1904年冬季学期起也听政治、民法、商法、国民经济学和法医的课程。第二个学习阶段中有影响的教师有讲课充满激情，喜欢用强劲的语声抑扬顿挫地诵读定理的民法专家霍拉茨·克拉斯诺波尔斯基和专业上享有盛誉的，其注重现实问题研究的讲课风格超出中等学生能力的国民经济学家罗伯特·楚克康德尔。10年后卡夫卡回忆起，楚克康德尔特别令他尊敬，“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讲课拖沓烦琐，他只是给人以一种简洁明了的印象，他一定是遏制了自己的那些无论如何要令人折服的主要意图”。楚克康德尔将在1917 年注意到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并且如费利克斯·韦尔奇所说的那样，怀着很敬佩的心情读它们，但几乎一点儿也不记得这是他从前的学生：“如果他是我们的博士，那我一定认识他的。” 由于很深的经济学的和商法的问题只是在讲课中进行探讨——讨论课和练习课还不是法学学习最常用的活动形式——对高等数学一直感到陌生的卡夫卡在听课方面有严重困难。在这方面他达到了自己的理解力的极限，这理解力需要形象的支持，才会受到足够的激励。他比较聚精会神地听1904 年夏季由汉斯·格鲁斯开设的4 小时的法哲学课。紧接着便是1904—1905 年冬自愿听弗兰茨·冯·布伦塔诺的弟子埃米尔·阿尔雷特的一个新哲学史讲座。这位在知识上心神不定的法学学生这时候显然对哲学问题越来越有兴趣，这种兴趣也受到他个人环境的激励。 卡夫卡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作品内容貌似荒诞，实则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人及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异化现象。直到去世之后他才声名鹊起，在全球各地兴起“卡夫卡热”，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卡夫卡留下的丰富文学遗产，包括他所关注的“人的异化”的命题，至今仍有待后人不断挖掘，持续地发现新的意义。 本书作者撰写的《席勒传》《卡夫卡传》《弗洛伊德传》受到外国出版界的广泛好评，他的著作风格以百科全书式的细节罗列、既广博又深入的时代描摹，以及带有新意的论述分析所闻名。 本书对时代背景的详尽考察，以及对作家生活经历的细密描绘，让读者能够把发生在卡夫卡身上的情感、思想活动与当时历史的整体环境联结起来。特别是对卡夫卡生活和写作两个面向交互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作用如何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一一进行了联系和诠释，使读者得以更清晰深入地理解潜藏在卡夫卡作品中的文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