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的兴起

作者简介

乔纳森·戴利（JonathanDaly），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斯拉夫研究会成员，研究聚焦于现代文明的诞生和俄罗斯近现代史。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戴利广受师生欢迎，并于2008年获雪莉·比尔奖。著有《欧洲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俄国革命及其影响》等。

内容简介

如何解释欧亚大陆板块上这小小一角出人意料的崛起？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大约15年前，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认为，那些率先涌现文字、冶金术、先进工艺和专业化政府的复杂社会，无一不出于那些天然拥有可驯化动植物的地区。但戴蒙德没有解释，为何那么多地区都有取得突飞猛进的巨大发展的潜力，却唯独西欧脱颖而出。

学者对西方的崛起提供了两种基本解释：一种是物质上的，另一种是文化上的。有些学者，包括许多研究世界历史的史学家，强调经济状况、阶级冲突、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以及帝国主义。他们认为，欧洲的崛起是由于它离美洲大陆近，便于海外殖民，他们掠夺成性，从亚洲借鉴技术和思想，大量煤炭和铁矿石资源唾手可得，崇尚暴力的军国主义。西方并非胜在某种文化上的优越。并且，它的崛起仅仅只是对亚洲临时甚至迟来得多的取代。……这些因素虽然有助于解释西方的崛起，但无法说明为何其崛起如此飞速，人类历史上最强势的主宰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另一些常被反对者冠以“欧洲中心主义者”帽子的学者，则将欧洲的崛起归功于欧洲的文化活力、创造性、对外开放、知识上的好奇、尊重个人权利、保护私产，以及相对较高的女性地位。许多持这种基本看法的学者强调西方特有制度与机构的影响，这些制度机构通常被视为欧洲文化的具体显现。在这类解释中，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政治的碎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基督教会的强大影响常常受到重视。教会与各个世俗领主为了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权纷争不休，一些学者认为，在这种纷争的间隙中，涌现出一个充满非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个人享有极大的自主权，行会联合起来对抗统治者，促进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视角下，西方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殖民者）释放的人类创造力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文明都要多。然而这种解释往往忽略了其他地区人民对欧洲崛起所作的贡献。在这些学者眼中，西方的崛起就像发生在真空中一样。

演化生物学的一个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创造力：存活并演化意味着与自身所处的环境互动。所有生物——从细菌到人类——从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上来看都颇具创造性。我们每分每秒都必须处理来自环境、自身肉体及精神上近乎无尽的信息，从而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有限感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行动、反应、发明、建造和合作。如果单一个体就具备如此出色的创造力，可以想见他或她在群体中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就。所有人类集体——从狩猎采集部落到成熟文明——在其内部以及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光凭这点，就足以让他们获得最高程度的尊重甚至敬畏。

因而，根据演化的生态学模型，任何生物都无法孤立地茁壮成长，这只有当它与最大范围内的生物和非生物产生复杂的相互关系时才能实现。……而欧洲，虽然人口不多，却以更快的速度崛起，相较于其他伟大文明，以更生态和有机的方式发展——它对其他文化和自身物质环境都更加开放。这是其成功的秘密所在。

可是，为何欧洲能够以如此有机的方式发展呢？关键的解释需从地理、历史和文化入手。

有众多特质能够帮助解释西方文明在过去1000年中所展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和令人惊异的成就，如果一定要在其中找出一条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分权大概是最保险的答案。我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或政府权威，还同样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威。如果要换一种方式来阐述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说西方展现了无比广泛和有效的对个人奋斗的推崇。人类历史上所有大大小小的文明的中央权威都有能力推进巨大和复杂的计划——埃及和阿兹特克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和郑和舰队、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或伊斯兰世界在地域辽阔区域中保持的宗教统一。然而，只有西方文化，主要通过个人奋斗和企业努力实现了同样大规模的目标。没有一种其他文明具备比西方文明更好地实现个人自我表达与通力协作完成某计划的能力。

我们在前言中就已提到，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因素包括：它与环境的自然交流，通过自己对外界影响不同寻常的开放态度，以及允许个体和社群在其界限之内以比其他文明所允许的更彻底程度表达自身的创造潜能，它注重发展个人权利与自由，演化出民族容忍，强调法律规则，发展政治参与和自我管理制度，赋予个人与社团精神权威，创建积累和分享信息的机制和程序，以及其他一系列分权方式。我以为，正是这些特点，也只有这些特点，才能解释现代西方社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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