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学记

作者简介

《来新夏学记》编委会 编 编委会成员包括：柴剑虹、李广生、王振良、焦静宜、王红勇、徐建华、莫建来、刘小军

内容简介

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图书文献学家——来新夏 来新夏（1923—2014），浙江萧山人。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师从陈垣、张星烺、余嘉锡、启功诸名师，在抗战最艰苦的条件下，发愤读书，连续四年以优异成绩获得一等奖学金而得以完成学业。1946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担任中学教师。1949年1月天津解放，被民青组织保送到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从此参加革命工作。同年9月分配至范文澜先生主持的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1951年奉调到南开大学，由助教循阶晋升为教授。曾同时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92年被评定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生前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社会兼职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常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顾问、天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 来新夏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和图书文献学研究，他治学严谨，功底深厚，研究成果宏富，且多为开创之作。如《北洋军阀史略》、《古典目录学浅说》、《方志学概论》、《天津近代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学科的第一部著作，并由此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来新夏的每一项研究都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和精益求精的探索性，如《北洋军阀史》、《林则徐年谱长编》、《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清人笔记随录》、《书目答问汇补》等著述都历经几十年不断修订增补，日臻完善，始终保持学术领先地位，因此以“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享誉于学界。其学术成果曾先后获得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历史学二等奖、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奖著作一等奖、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科研成果特别奖、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情报成果三等奖、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荣誉奖以及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奖等多种奖项，并多次被列入世界名人录。鉴于来新夏“在图书馆领导期间的卓越业绩以及在学术领域取得的众多优秀成果和推动中外国际交流所做出的努力”，经过世界各地图书馆人的提名评选，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特授予他2002年度“杰出贡献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被授奖的第二人。 来新夏一生以教书育人为职志。自1951年始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曾开设多门专业课程，作育大批优秀人才。“文革”结束后，1979年在南开大学分校独力创办图书馆学专业，1983年在总校筹办图书馆学系，并于1984年秋开始招生，翌年即获设硕士点，为当时全国该学科五个学科点之一。由于业绩卓著，1984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来新夏重视培养人才，并提倡“通才”教育，曾同时招收历史学和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他选拔严格，指导认真，热情扶植和奖掖人才成长。他重视教学工作，且擅长课堂教学，1985年获南开大学教学质量奖一等奖。1989年被评为天津市高校系统优秀教师。他在教学实践中开创了图书文献学领域“三史合一”的新课程模式，成为本学科教学的范例。他根据专业发展趋势提出了人才培养“三层楼”制模式，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库的重要来源之一，从而成为图书文献学人才培养“南开模式”的创立者。 来新夏是开创新中国地方志编修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实干家，他参与制定条例，培训全国编志骨干，并深入基层，对地方志编纂的具体工作深究细研，其亲自指导过的全国200余部新修志书中有50余部佳志获国家或省部级奖。他在实践中认真研究方志学理论，并撰著多种相关著述，为建立中国新编方志学体系和方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来新夏一生笔耕不辍，有学术专著30余种面世及古籍整理多种，其中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等著述被译介到日、韩等国。他晚年尤以学术随笔著称，用学术随笔的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以“反哺民众”，成文800余篇，结集30余种，实现了“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志愿。 《南开学术名家志》，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代序：学海无涯，来公飞舟 柴剑虹 庚子金秋，焦静宜老师发来正在编辑中的《来新夏学记》目录与王振良先生为之撰写的《弁言》，嘱我撰序。来公为恩师启功先生任教辅仁时大弟子，我以师叔敬之；又承继杭州萧山来氏悠长文脉，吾又以前辈乡贤仰之。为序实不敢当，然又难违静宜女史之命，乃勉力拟此短文充作代序。 来公治学，诚如振良《弁言》所叙“学问渊深，纵横三学，旁及百家”，可圈可点处甚多，非我等学识浅陋者能够评述。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经启功师指点，方初识来公，遂得以亲炙教诲，最深切的感受是他的博闻求精、勤奋笔耕、热忱待人，且老而弥坚，传薪不倦，壮心不衰。所以启功先生致贺来公八十华诞的七言诗首联即云：“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记得启功先生让我将此诗交给来公时，我细细寻思诗句中“难得”、“更”、“不寻常”这几个字的含意，就觉得恩师对来公晚年的评述不仅极为准确，而且是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的！启功先生暮年时，曾多次临写颜鲁公所书帖“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将它作为警示自己的治学指南。来公九十周岁时，即以《难得人生老更忙》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叙说他对“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理解“是对人生的一种警悟，千万不要以为九十就快到终点，其实只不过走了一半。后一半怎么走？是对人生的考验。”来公一生，履津八十载，经受狂风暴雨洗礼，甚至火海炼狱锤冶，初心始终不变，晚节愈加坚韧，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作为编纂和研究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学案”体著述，源自佛家《传灯录》，经宋明理学之孕育，始创于明末清初黄宗羲、全祖望等编撰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著作，其实是记述、评论和考镜学者及其学术源流和成就的案例。这些儒家大学者撰著的“学案”，当然也颇多精彩纷呈、启发心智的案例。然而，我感觉那些被评述学者的治学领域均不及来公之广，治学时间大多亦不及来公之长，且由于时代和立场的局限，编撰、评述者的眼光较为狭窄，理论不免偏颇，资料仍嫌单薄。我想，这恐怕也是静宜女史、振良先生不用“学案”而改用“学记”命题此书的一个原因吧。 本《学记》，厘为综说、治史、研志、文献、育才、变法、淑世、影响、传薪九编，大致涵盖了来公治学的领域及其在学界的影响力；所收录近百篇文章的作者，包括现当代我国文史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虽内容各有侧重，文章风格多样，篇幅长短不同，但对来公人格魅力的敬仰、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与成就的推崇，却是完全一致的。我这里特别要提请学林读者关注其中“变法第六”里的几篇宏文，作者吴小如、邵燕祥、朱正、宁宗一、施宣圆、徐雁等都是学界的领军人物，其中吴、邵二位已经仙逝，朱、宁年届九十，他们撰文肯定来公的“衰年变法”，实非寻常。这启示我们应该改变一些学人的一种“成见”，即认为学界老人是“保守”、“守旧”的代名词，与“创新”无缘。这其实是对 “创新”的误解，是对“文化传承”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创新必须遵循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的形成，必须依靠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实践与积累。老一辈专家学者，学养丰厚，功底扎实，常常是积薪冶炼至炉火纯青，数十年磨一剑，最具备推陈出新的基础、意愿与条件，故称为“衰年变法”。来公晚年对近代史学与图书馆学、方志学的发微，很好地体现在他撰写的大量随笔之中，而他自述写作随笔的宗旨，是“观书，窥世，知人”，其随笔内容广泛，行文既洒脱自如，又颇具兴味，且不乏时弊针砭，新意迭出。这一些，我们不妨在研读上述诸君的文章时，再仔细阅读《来新夏随笔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即可明了。 作为企望突破“学案体”原有框架的《来新夏学记》，其中各编的内容也是互有渗透、贯通一气的。学海无涯，来公飞舟。其皇皇巨著，凝为度吾辈学人之金针，功德无量。我认为，一部学术史著作的宗旨，既要有个案实例的阐述，也需要对学术源流、治学氛围、治学方法、成果特色、学术影响的准确而中肯的评析。本“学记”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期盼读者诸君当能在阅读中自行评骘，提出宝贵意见。 （2020年10月10日于乌鲁木齐市） 该书是对图书馆学开创者、文献研究泰斗来新夏先生学术经历和成就的研究和评论，包含大量反映当代文史学界发展变迁的鲜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