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剑：战士和武器如何塑造罗马历史

作者简介

英国考古学家，莱斯特大学考古学与古代史学院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罗马及其邻国、铁器时代的军事冲突、考古学中的视觉表现等。著有《古罗马》（Ancient Rome）、《大西洋凯尔特人：古代人还是现代发明？》（The Atlantic Celts: Ancient People or Modern Invention?）、《凯尔特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Celts）等。

内容简介

前　言 这本书的起源要追溯到法国的埃纳河谷。那是1980年，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我参加了一次夏季考古发掘活动，我们想要挖掘的是早期日耳曼定居者在砾石河阶地上建造的建筑遗迹；这些日耳曼人在公元5世纪时将高卢从罗马的统治下夺走。但更近的一次“日耳曼人占领”所留下的痕迹对这里的遗迹造成了破坏；这里布满了炮弹孔，而且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战壕所分割——在“一战”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区域属于德国前线。仅仅几年后，一个诡异的巧合促使我发现，埃纳河谷那充斥着战乱的历史中较近的一段还与我个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过在当时，作为一名事业刚刚起步的军事考古研究人员，我发现这处挖掘地点同时还是一处战场，其年代还要早于5世纪，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 这里如今是穆尚普（Mauchamp）。在公元前57年的某个早上，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和他的军团在此地与一支庞大的军队对垒，这些比利时高卢战士们意图杀死或驱逐罗马入侵者。1恺撒加固了营地，挖掘了壕沟，以确保人数远远小于敌人的罗马军团不至被包抄。做此准备之后，恺撒的士兵们列队发起挑战，让对方发动袭击。随即爆发的埃纳河之战只是标志着征服高卢的一系列重大冲突中的一次战役。像这样的战役在罗马帝国强权的历史上间或发生了数百次，除了这些宏大场面之外，还曾有数以千计的小规模突袭、冲突和讨伐行动，以及百万数量级的其他事件——在那些事件里，处于战争或军事占领中的罗马士兵或出于司法惩罚之目的，或出于一己私欲，对他人施加伤害，或造成其死亡。 所谓“罗马军”（the Roman Army）始终令人着迷，其卓越的组织和取得的令人惊叹的连胜战绩，在整个古代西方都没有军队可与之比肩。2罗马军队常常被看成现代西方军队的原型。而罗马也给予我们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概念、术语和价值观，包括“宪法”和“共和国”。英语中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一词来自拉丁语中的单词“祖国”（patria）。而“军队”（army）来自拉丁语的动词“拿起武器”（armare），“军事”（military）则来自描述“与士兵有关的”（militaris）这一拉丁语形容词。至于“士兵”，在拉丁语中是“milites”，英文中的“士兵”（soldier）则是中世纪词汇，源于一种专门为了支付军饷而铸造的罗马金币（solidus）。3 罗马的军队不仅是帝国征服领地的工具：在共和国时代，军队与特定敌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如果不考虑这些互动，就不可能恰当理解这一切。 因此，想要理解具有深远重要影响的罗马时代军事，我们必须进行全面的思考，因为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例如，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会认为，即便没有恺撒独一无二的将才，罗马也仍然能够在公元前1世纪50年代以惊人的速度征服高卢。不过他们也会承认，促使恺撒在军事上进行大胆冒险的，正是走向衰亡的罗马共和国的环境，正是人们为荣誉、财富和权力而残酷竞争的氛围。同样地，恺撒与之结交或交战的各个高卢社会群体及领导者，他们的天性和他们做出的反应也深刻地塑造了恺撒征服高卢的过程。学者们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尽管恺撒个人才华出众，但只有依靠可供他调度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罗马的军事积淀，他才有可能在高卢取得胜利。以上这一切为他提供了一支军队和维持这支军队的手段，一种由斗志高昂的凶猛士兵组成的强大武装力量，在战术兵法方面的卓越专长和精良的装备——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便是以致命性著称的剑。事实证明，即使对于拥有庞大人力和强大军事力量的高卢人而言，这多重组合的威力也是难以承受的。 对罗马崇尚武力的那一面，我们的了解首先来自留存至今的古代文学文本。然而，这些文献大多聚焦于军官和指挥官，普通士兵通常被当成不具名的大众，而敌对的“蛮族”则多以剑靶子的刻板形象出现。古代作家往往是一些安坐在远离边境之地的贵胄；而对于他们自上而下的写作视角的局限性，研究古代世界的现代历史学者并没有一直坚持努力去克服。当然，对罗马军人所留铭文的研究，以及对罗马帝国边境系统的考古探索，均为我们理解罗马军事增添了重要的维度。然而大部分这类研究似乎都经过了耐人寻味的净化：研究者们一心推敲军队组织与结构的细节，却鲜少着眼于古代士兵生活的残酷现实。即使是对武器和设备的考古研究，也大多集中在武器的类型和年代上，而非其用法。直到最近，一些古代史研究者才将注意力转向了战斗机制。不少颇受欢迎的论述借鉴了这部分学术传统和发展动态，提出了一些关于罗马军队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大多都有这样的倾向——用居高临下的视角，错误地按照现代军队的模板来描述罗马军队。 对于罗马人所称的“军队事务”（res militaris），我们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全新研究角度。我不会再采用人们早已熟悉的视角，即从罗马社会的顶点，即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恺撒、图拉真（Trajan）以及与他们身份相近的贵族们入手，而是关注真正意义上的罗马权力边缘：实际的士兵暴力行为、他们施暴时所使用的武器和挥舞那些武器的手。我想要探讨的是承托起整个军队等级制度的塔基——士兵（soldiers）和战士（warriors）。我想要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与机械化、匿名化的现代远距离大规模屠杀全然不同，古代军事暴力只能依靠人来亲手实施，由个体使用以肌肉驱动的武器，将暴力加诸他人身体——而这些武器中最首要的就是剑。战斗、战役、战争和帝国统治的成果是无数次个人实施的暴力伤害行为累积而成的结果。剑、士兵及其受害者是我研究的核心，而不是次要或边缘的细节。当他们被置于前景之中，一幅与我们所熟悉的“战争中的罗马军”截然不同的图景便被描绘出来。焦点也由此从罗马的内部动态（而这一问题在以往讨论罗马的军事时，往往也被孤立地看待）转移到了罗马人与其他人的互动上，转移到罗马与其他政体的边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上。 对剑的关注也再次强调了军事的内核——那是致命暴力带来的痛苦、杀戮以及对暴力的美化；而罗马人自己却在胜利游行中对此加以庆祝，4并通过竞技场上以准戏剧形式进行的仪式化屠杀来再现它。它展现出人类在建立和维持帝国过程中的直接经历，展现其中的恐怖残忍之处。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比起传统论述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它更接近于大多数罗马人对这些事物的真正看法。 我从这种非传统的视角重新对罗马与剑的历史进行勾勒；我的目的在于探讨新的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已为人所熟知的主题，通过新的或鲜为人知的，特别是来自考古学的实例，尽可能深入地去进行这种探索。除了罗马人自己，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其他社群为我们留下文字记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留下了考古遗迹。这帮助我们将罗马的对手、盟友和属国纳入图景，（从某种意义上）给予他们表达的机会，也让我们能将他们视为罗马故事中的要素。《罗马与剑》一书让我将自己考古研究工作中的许多线索编织在一起。本书会涉及物质遗存（特别是我长期研究的那些供人随身携带的古老物品，比如剑和马鞍、衣服和硬币）能告诉我们的，关于尚无文字记录的时代及早期历史的信息。除了研究古代的武者文化，我长久以来也一直对群体身份认同的本质很感兴趣，比如“罗马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帕提亚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身份认同问题关注的都是内部人与外部人、边界和（发生频率相当骇人的）暴力冲突。文化和暴力是密切相关的，这两者制造了那些发动战争的专用制品，而这些制品往往也有助于构建身份认同。 历史的可视化呈现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很多古代物品和场所要通过图片才能获得最好的理解，而我们所拥有的有关过去的证据大多来自古代人亲手留下的形象。这本书的大部分插图是我自己绘制的白描图、计算机图表，以及古代制品、造型艺术作品和遗址的照片。这一切又在文字叙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构成了额外的信息与解释的维度。同时，我也希望这些视觉手段能够让我力图传达的信息显得更加生动充实——那就是罗马时代的真实样貌，以及它逐步演变的过程。 这不是一本关于罗马剑的专著，也不是对罗马军队的详细剖析；由于篇幅所限，我不会重复讲述其他研究已经妥善展现过的内容。5我也不会过多讨论“罗马军”研究著作中的另一块支柱内容——兵营和边境系统。6同样，我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罗马的海战（这是一个迷人的领域，但对比陆地冲突时却几乎永远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其将领的才能以及情报工作等主题，7关于这些主题均有其他专著可供参考。确切地说，我力图呈现的是宏观层面的罗马时代社会图景与微观层面的人，还有人们在日常生活及戏剧性事件中所使用的物品，这两方面是如何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使军事研究方向进一步回归古代研究论述的主流。为了使尾注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我列具了主要的古代文献和关键性综述，并挑选了一系列本书中使用过且较难找到的近期学术研究作品。 关于“罗马军”的常规研究作品往往会对古代罗马尚武的这一面进行美化，或是以赞美的态度来讲述它。本研究力求避免这两种做法，并试图直面暴力的现实。暴力已经成为文明讨论中的禁忌，或许在欧洲尤其如此——就像性在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虽然有些人（尤其是年轻男性）求之若渴，但其他人（尤其是学者）却对这类研究怀有十分慎重的保留态度，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对研究者的动机心存怀疑，也很可能会去揣摩他们研究的价值及其背后暗含的意义。除了满足那些对军队充满幻想的现代人的猎奇之心以外，研究暴力还有其他意义吗？其实从学术角度来证明这种研究的正当性是很简单的。学术研究将所有人类经验纳入其研究领域，而且很少有人会否认战争和武装暴力已经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试图理解军事暴力并不意味着纵容暴力，正如法医病理学研究并不等同于认可谋杀。 我应该解释一下自己是如何，又是为何会选择这样的视角，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对本书提出的观点与结论进行判断。我自童年起就对罗马人着迷，长大后便成为一名考古学者，专注于通过武器、设备及古代战场遗迹来研究古时候的战斗人员，包括罗马人及其同时代的人。1980年，我已经成为罗马军事领域的专门研究人员。在我到埃纳河谷进行考古发掘时，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附近的恺撒战场。事实上，证据显示在那里发生的交战相对缺乏决定性意义。高卢人的进攻没有取得结果，他们随即耗尽了物资，陷入饥饿并溃散。恺撒紧追不舍，很快在桑布尔河畔（Sambre River）展开了一场决定性意义远高于前者的战役。8令我产生更大兴趣的是那些横跨考古发掘工作区域的、清晰的德军战壕遗迹，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祖父曾在“一战”中的西线战场服役。随后我了解到，他们的战斗就是在埃纳河谷达到了高潮。 我于1997年再次来到埃纳河，协助考察大约为恺撒时代的高卢遗址。那次工作令我惊讶地发现，我上次的发掘地点距离1918年祖父险些丧命的地方只有一个小时的脚程。一战的前线曲折地穿过埃纳河流域，折线上有两处烙印于一代法国人心中的地方：贵妇小径（Le Chemin des Dames）和被毁的克拉奥讷村（the village of Craonne）。在1918年春季德军的最后一次进攻中，英军被安排接受法国指挥，并被派往埃纳河的前线提供支援。这其中包括英国杜伦轻步兵团队一线八营，而一等兵厄尼·詹姆斯[　即本书献词中提到的作者的祖父，厄尼（Ernie）即欧内斯特（Ernest）。——编者注 ]彼时刚被调入该营。他战前是一名普通的后勤兵，也是“英国那支可鄙的小军队”——1914年那支最初的英国远征军——的少数幸存者之一。而此时他发现自己就处于克拉奥讷村废墟东边的前线上。1918年5月27日，他很走运地从战争中最凶猛的一次轰炸中幸存下来。随后，当他在战壕内的射击踏台上射击时，他的好运更进一步——杜伦团遭到了包抄，一个大块头德军士兵用刺刀偷袭了他，却未能将他刺死。他被人用头盔带子抬出了战壕并关了起来。在1918至1919年的冬天，他在监禁中熬过了一台没有麻醉剂的手术，还险些被饿死。 从祖父在我童年时讲述的故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行伍生涯与战争的双面性——恰如罗马人的双面神雅努斯。一面充满荣光，放射出一种出自本能的吸引力——它来自军装、闪闪发光的武器、鼓舞人心的军乐和惊险的演习，其魅力在英国皇家阅兵仪式这样的军事表演中体现得尤为具体。书籍和电影则会讲述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故事，讲述军队这一特殊社群中的同志情谊，以及战士的精神。另一面是一副阴森的面孔，它也一直存在于我们全家的记忆中：痛苦、死亡、破坏、忧惧、恐怖和匮乏穷困，而这一切——尽管是以修饰弱化过的面貌——也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阴沉而又饱含崇敬的气氛中得到了承认。这些最初的印象在我心中留下了对军人的向往，但也留下了对他们深深的矛盾心理；而这种感受，想来便是在这本书的纷繁根系中扎得最深的那一根。 在我迈入易受影响的青少年阶段时，我的祖父去世了，当时恰有两场冲突正在发生。出现在越南的，是游击战的混乱局面和对妇女儿童的屠戮——这些场面每天都能在电视里上演，让人们心中那最后一点有关“好人与坏人”“纯粹的军人荣誉”的浅显幻想也彻底破灭。此时的美国士兵不再总是被描绘为英雄，而是更多地被视为被创伤后应激障碍击垮的受害者，或像在越南美莱村那样被视为屠夫。而他们作为社会守护者的身份，也因1970年军队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向学生开枪的事件，被彻底击碎。 在北爱尔兰，“北爱问题”爆发了，共和军和保皇派恐怖分子、准军事警察和英国军队互相争夺控制权。殴打、爆炸和枪击事件让我愈发清晰地意识到，军人职责的界限和战争的界限都是很模糊的，而这一点从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中并没有直接显露出来。一个人的解放战争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暴力犯罪。后来，在1972年的“血色星期日”，英国军队向英国公民开枪。在家乡吉尔福德市，我在未到法定年龄的情况下出去喝酒，我看到酒吧外有来自附近的军镇奥尔德肖特的士兵在与本地人斗殴，也彼此互殴。无论是否在执勤，“我们的阿兵哥”都可能是危险的。在1974年，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Provisional IRA）来到了吉尔福德，轰炸了两个士兵酒馆，“马和马夫”酒馆成了废墟，人的血肉溅到了酒馆对面的公共图书馆外墙上。战争已经迫近我的家。随后四个无辜的爱尔兰人因这桩暴行在监狱里待了好几年；武装冲突也破坏了司法公正。 这些亲身经历和印象，塑造了我后来对古代军人、战士和战争进行研究时会提出的问题类型。它们使我倾向于探寻士兵及其受害者的观点，而非将军和政治家的观点；它们让我倾向于认为，用“军队和战争”来描述这一主题是不充分的：军人的所作所为从古至今都远远超出战争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