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坛/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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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祭坛溯源 中国祭坛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黄帝 统治时期，立宫室之制，首建合宫，祭祀天地。随后 帝生历代相袭，莫有变更。 当然，黄帝建造的“合宫”只能算较早的祭祀建 筑，似乎还算不上正规的祭坛。至西周，国家祭祀进 一步完善，周人将郊祀天地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祀典 。周代的上帝和天是分祭的，而不像后世的天帝合一 ，朱熹说“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 祗祭之，故谓之帝”。周代的明堂和圜丘分别是祭祀 上帝和上天的建筑。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后， 在“国之阳”建天子布政之宫，称“明堂”，“祀上 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其规制为“上圆下方 、八窗四闼(地)……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 风、四闼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 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武王在 明堂祭祀帝神，具有明显的奉祖意味；于圈丘进行的 祭天活动才更具鲜明的祭天意义。(《周礼·大司乐 》日：“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是目前所知我 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建筑圜丘祭祀上天的记载。受“ 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用于祭祀上天的祭天台建作 圆形，称为圜(通“圆”)丘，祭地坛建作方形，称做 方丘(或方泽)。周代国家祭祀中形成的“左祖右社” 、“兆五帝于四郊”的坛庙营建制度，对后代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 西周末年，幽王违背礼制，废嫡立庶，将原皇后 所生的太子宜臼废为庶人，以褒姒所生伯服为太子。 申后带宜臼出奔至外家申国(河南南阳北)，。申后的 父亲申侯得知女儿、外孙被废的消息后大怒。公元前 771年，申侯联合西北的犬戎及缯(河南方城)、吕(河 南南阳西)等国，进兵西周都城镐京。最终镐京陷落 ，周幽王被杀于骊山(陕西临潼附近)，西周灭亡。继 位的周平王因镐京残破，且犬戎时刻威胁着镐京的安 全，遂迁都洛邑，史称东周。 东周时代，周王室势力日削，诸侯国势力逐渐崛 起。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东周时代在孔子看 来就是一个无道的社会，周天子的命令只局限于洛邑 周围的很小范围内，祭坛的建设和祭祀的进行都不能 与西周相比。 最终结束战国争霸局面，统一全国的秦国在雍地 祭祀白、青、黄、炎(赤)四帝，称作“四峙”。秦朝 被推翻后，继起的西汉王朝延续了祭“四畴”的传统 ，后来汉高祖刘邦又增设北畴祭祀黑帝，故时有“祭 五畴”之称。文帝时则在渭阳建造五帝庙，五帝同宇 ，帝各一殿。 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祭坛发生较大的改变，“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②，在甘泉建“泰一祠 ”坛祭天，于河东汾阴建“后土祠”坛祭地，实行天 地分祭制度，皇帝经常亲临祭祀。汉成帝继位之初， 朝中上下就是否停止甘泉、汾阴的祭祀，改为长安南 北郊祭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张谭为首的一派历数甘泉祭祀的不便，援引古籍证明 长安立祀的合理性，他们认为：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 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 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 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 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 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 云阳，行溪谷中，厄陕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 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 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 以奉神灵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 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天随 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①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