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长安/古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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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唐诗的社会化。 如果诗歌创作仅限于学校学生(唐自中央到地方均有学校。中央学校称 国子监，州有州学，县、乡均有学校)的功课，限于举子们的应试，限于入 仕后官员们之间的应酬、往来唱和或写其心灵，抒其情感，则唐诗盛则盛矣 ，而称唐为诗之国，仍有未尽之处。因为仅仅是这样，诗歌创作及欣赏流布 ，仍限于社会上一部分人，前者有明显的功利性，后者只是文人间一种高雅 的精神行为而已。事实上绝不限于此。就诗歌的创作者(诗人)一方来说，创 作诗歌固然有应用的、功利的一面，但这种应用的范围非常之广泛。丰富无 比的客观世界，与同样丰富无比的主观世界，凡是可以用文字语言表述的， 唐人皆可以用诗；就诗歌的接受者(读者)一方来说，社会各阶层人物普遍对 唐诗采取乐于接受、诵习的态度，对当代有名的诗人，则大都采取敬仰、倾 慕的态度。这就是说，唐诗的写作和欣赏，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化了 的精神行为和精神现象了。这是唐以前和唐以后均无法与之比拟的。闻一多 先生也说要认识唐诗，须先认识“诗唐”，即“诗的唐朝”，他说：“‘诗 唐’的另一涵义，也可解释为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诗是生 活化了的。……唐人作诗之普遍，可说是空前绝后，凡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 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所说的 就是指唐诗的社会化。这一点，此前的研究者多认为是唐人对诗歌题材的广 泛开掘，固然也不错，但未免浮泛了。 先说诗人创作的社会化。 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对于唐人来说，是“ 不写诗，无以言”。唐人的诗材，取自社会生活，取自个人心灵，取自自然 风物，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田园、山水、农事、边塞、登 临、行役、人伦、友谊、闺意、爱情、悼亡……这些前代诗人没有表现过的 或仅仅零星表现过的题材，在唐人笔下均得到充分的表现。即以山水而言， 这在魏晋南北朝诗中尚是比较大的门类，可是我们遍查此期的几个主要诗人 如三曹、七子、陶渊明、二谢、鲍照及徐庾等的诗，寥寥地只能找到诗人们 笔下的庐山、衡山、长江、湘水以及浙东山水而已。唐诗则大不同，于山， 如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黄山、庐山 、天山、太行山等，频频地在诗人笔下出现，几乎每一座名山都可以汇成一 部诗集。他如大别山、武夷山、大庾岭、中条山、王屋山、钟山、栖霞山、 茅山、会稽山、天台山、大匡山、剑门山、巫山、秦岭、太白山、终南山、 陇山、吴山、商山、骊山、麦积山、祁连山、火焰山……几乎中华大地东西 南北的山，俱在诗人笔下得到反映；于水，如长江、黄河、汉江、珠江、淮 河、运河、汾河、湘江等，也可以各汇为一部诗集，他如钱塘江、桐江、富 春江、新安江、泗水、洛水、汩罗江、漓江、嘉陵江、锦江、岷江、渭水、 泸水、灞水、剡溪……几乎中华大地东西南北的江河，俱在诗人笔下得到描 绘。当然，大一统的局面，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唐代诗人提供了遍历祖国山 水的机会，但唐代诗人主观的原因仍是主要的，那就是：山水审美的深人人 心，凡登临、临泛必有写作的欲望。也未必是心情愉悦的登临和临泛才有创 作，饥寒交迫之际也不乏创作冲动。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月，杜甫由秦 州往同谷，冬晚间又由同谷人蜀，沿途所写涉及到峡谷山水潭涧的诗有《赤 谷》、《铁堂峡》、《青阳峡》、《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 《万丈潭》、《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五盘》、《龙门阁 》、《石柜阁》、《桂柏渡》、《剑门》、《鹿头山》等近二十首。当时的 杜甫携家带口，一贫至骨，写诗的欲望来自于纪行的需要，来自于抒发感情 的需要，如同今人的写日记。也不独杜甫如此，在诗歌创作社会化的大环境 下，多数诗人都是这样，绝少例外。杜甫有句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 花鸟莫深愁。”意思是：年纪老了，作诗很率意，不会对花鸟等物做过分的 刻画，所以春天的花鸟不必惊恐发愁。韩愈形容李杜的诗：“勃兴得李杜， 万类困陵暴。”形容孟郊的诗：“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虫鼠诚微物， 不堪苦诛求。”“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得闲。”与杜甫诗意相同。 客观外物，大至日月风云，小到草木花鸟虫鼠，都被诗人们取来作为无尽的 诗材，镂刻雕琢为诗句，日月风云草木花鸟虫鼠等“万类”，如同遭遇“陵 暴”，不堪诗人的“诛求”了。 前人已有的诗材，唐人大大地予以扩展，前人未及的诗材，唐人予以尽 量地开拓，这仍不足以说明“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 的”。唐人与诗，在于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事何物皆有诗，诗成为他 们表情达意、人际交往最好、最普遍的工具，诗的写作乃真正的社会化了、 生活化了。重大的、严肃的题材是如此，次要的、轻松的题材也是如此。杜 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安史之乱发生前唐朝“山雨欲来风满楼” 飘摇不安的社会，其深刻的认识作用不亚于历史文献记载；白居易“新乐府 ”中的《卖炭翁》写德宗时期的“宫市”，也要比韩愈《顺宗实录》中关于 “宫市”的叙述深刻而生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 ，描绘唐高宗时长安社会生活、街市和各色人的活动状态，也为正史所无， 堪与野史、笔记并读。最能体现唐诗社会化了的，则是那些占唐诗比例很大 的诗人之间的酬、赠、答、寄、送别、留别诗。例如送别诗，在唐人手里衍 为含有送别、留别、赠别、话别、酬别、寄别、宿别、宴别等繁多的名目， 成了唐人交际中无时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唐诗人钱起和郎士元，就是专门制 作送别诗的高手，被送之人，亦将有钱、郎送别诗视为荣耀，“自丞相以下 ，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①钱起今存诗五百三十余首，诗 题中有“送别”的诗，约一百一十首，占五分之一强，可知他送别诗不但写 得好，而且数量惊人。钱起、郎士元因大量写作送别这一类的应酬投赠诗而 颇受今人的批评，说他们因应酬诗甚多而导致诗歌“内容浅薄”、“敷衍的 套语太多”等等②。这样的看法当然偏颇了些，因为酬赠送别之类的诗，正 反映了诗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轨迹，我们不但能借助这些诗了解诗人的交 往、生平，也能考察诗人的心理情趣，其中也不乏重大社会问题的反映。诗 人既生活在熙熙攘攘人群之中，就难免这样的诗，除非他高蹈江湖、远避山 林，不与社会接触。即以大诗人李白论，诗题中凡有“酬”、“寄”、“赠 ”、“送”、“答”字样的诗，不下二百首，也占李白今存诗歌五分之一强 ，《西岳云台歌送丹邱子》、《沙丘城下寄杜甫》、《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送友 人人蜀》等是我们可以随手拈出的诗题，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诗的内容是浅 薄的。更重要的是，恰恰是这些诗，反映了唐人的生活是诗化了的，唐人的 诗是生活化了的。 P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