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话语嬗变与模糊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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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既是语境又是媒介
　　在互联网横空出世五十多年来的当今，人类已完完全全进入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描绘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下面这组数字真切地证明人类的这种数字化生存：互联网数据研究机构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共同发布的《数字2021全球概览报告》（Digital 2021 Global Overview Report）指出，2021年1月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达46.6亿（占全球总人口的59.5%），用户每天在所有设备上使用互联网的时间为6小时54分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0.4 %。 这种数字化生存状态足以说明人们每天生活在媒体之中（live in），而不是与媒体生活在一起（live with） ，这甚至使得人类的生活与工作领域已经很难再找到一块未被肇始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侵入、开垦的“土地”。
　　在个人层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休闲、娱乐都被互联网渗透与重构，人们的各种习惯，如购物习惯、娱乐习惯、社交习惯、思维习惯、学习习惯、信息获取习惯、工作习惯等都被彻底改变。
　　在国家层面，经济结构、权力结构、机构组织、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等诸多方面也受到了新媒体的强烈影响。我国邮电系统的发展历程便是新媒体影响机构组织的缩影：1949年，邮电部成立 ；1994年，邮电部分离出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两个企业局 ；1998年，全国推行邮电分营，撤销邮电部，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成立国家邮政局（国家邮政局由信息产业部管理） ，随后电信业实现了政企分开；2007年，国家邮政局实现政企分离，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2008年，信息产业部被整合划入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转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发展历程更彰显了新媒体的影响：1949年6月中国广播事业管理处成立；1949年11月，中国广播事业管理处扩充为广播事业局 ；1952年，广播事业局改为中央广播事业局 ；1982年5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撤销，设立广播电视部 ；1986年1月，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 ；1998年3月，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电视网络政务管理职能划出后，改组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2013年3月，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2018年3月，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历程和名称更迭，充分彰显了新媒体是如何改变权力组织结构的。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98年的《世界文化报告》（World Culture Report）中便指出：“信息技术—特别是因特网及万维网—具有改变世界及人类的潜力。网络空间（Cyberspace），即这些新关系发生的空间，使我们的时空概念、表现方式和语言发生了变化。” 因此新媒体已成为社会各个层面存在与发展的语境。
　　叙事话语作为人们的意识栖息与竞争场所，无疑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话语权的颠覆便是充分体现。这种变革最先体现在叙事的最前沿地带—新闻报道之中，其常见表现是网民们戏谑、仿拟的网络词汇进入新闻报道中，其典型表现是各种形式的用户新闻 层出不穷。
　　新媒体对新闻叙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媒体作为媒介，即原生于新媒体的新闻从新闻叙述者的身份到新闻叙事的样态再到新闻叙事的原则都迥异于互联网络诞生之前传统媒体的新闻；二是新媒体作为语境，即原生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在新闻叙事种类与样态、新闻叙述的方式与原则等方面与新媒体诞生之后的新闻相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这两个方面，而不仅是原生于新媒体的新闻叙事。因此本书主标题为“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
　　第一节 新媒体作为语境：从辅助到竞争再到融合
　　计算机和互联网诞生之初，几乎无人预测，它们将会颠覆整个新闻实践，甚至成为传统媒体的“杀手”。新媒体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最早是作为语境而不是作为媒介而产生的。正如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所指出的：“媒介技术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社会环境本身而不是环境中的特定媒体内容。”“作为环境，媒介不能决定我们的行动，但它们能界定我们可以采取行动的范围，并且可以在阻碍某些行动的同时鼓励和促进另外一些行动。”
　　一、新媒体作为工具：辅助新闻报道
　　计算机和互联网一诞生便被新闻记者充分利用起来，计算机作为辅助工具与手段，互联网作为素材来源、数据库服务，以进行传统新闻报道，从而催生了计算机辅助新闻学（Computer Assisted Journalism，CAJ）。计算机辅助新闻学由以下四个部分（简称均为CAR）组成。
　　（1）计算机辅助报道（computer assisted reporting，CAR），始于计算机的数据统计功能，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它不再局限于计算机的计算功能，而包括互联网的信息搜索、查找等功能。
　　因此，计算机辅助报道包含计算机和互联网两个辅助工具，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利用计算机来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图文处理、（多媒体）制作新闻、版面编辑；二是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利用互联网中海量的、实时的信息，搜索新闻线索、获取新闻信息、查找新闻来源、采访新闻人物、验证新闻事实、发布新闻稿件和搜集受众反馈等。总之，计算机辅助报道指在新闻报道任何环节，采用计算机和/或互联网进行辅助报道。 正如美国学者菲利普?梅耶（Philip Meyer）所指出的：“CAR是指任何采用计算机获得信息和分析信息的报道。” 计算机辅助报道早期最重要的类型是民意测验、预测新闻、调查报道、精确新闻，后来发展到几乎所有类型的新闻报道都需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辅助。
　　（2）计算机辅助调查（computer assisted research，CAR），指利用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包括各种报告与文章的数据库、新闻稿以及重要组织机构和个人的互联网主页等开展与新闻报道有关的调查。
　　（3）计算机辅助参考（computer assisted reference，CAR），指利用各种在线资源，如辞典、百科全书、地名索引、年鉴、新闻等，以及互联网公司各种用户的反馈数据，进行数据的检索和事实的交叉验证。
　　（4）计算机辅助聚会（computer assisted rendezvous，CAR），即利用互联网中的数千个新闻组（usenet或news group）、布告牌和新闻论坛等电子讨论组，定期与遍布世界各地的具有相同兴趣、爱好或职业的人们进行讨论，即人们在虚拟社区进行定期线上聚会。
　　显然，计算机辅助调查、参考、聚会都是为了做好计算机辅助报道，是它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后来这四个概念便统一为“计算机辅助报道”，即“计算机辅助新闻”逐渐被“计算机辅助报道”取代。 计算机辅助报道四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其目的都是服务于传统新闻报道，而非生成新的新闻。
　　为了充分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新媒体为传统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美国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已开设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系列课程，并出版了一批指导教材：1989年，为专门探讨和推动CAR，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IRE）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联合成立了美国计算机辅助报道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NICAR），随后几年为数千名新闻记者举办了200多期培训班，探讨如何使用计算机、数据库和互联网进行新闻报道。反观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不少新闻院校虽然也都陆陆续续开设了计算机课程，但主要是教授学生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版面编辑和电视节目编辑。
　　从上述的计算机辅助报道及其相关课程的目的可知，初始阶段的新媒体对新闻叙事产生的影响还非常有限，这还可从新闻报道的新媒体化的表现形式中（详见本章第二节）得到证明。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及其技术的完善，新媒体作为工具的性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展现，以至于现在达到了“记者们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便无法进行任何报道”的地步；并且只要传统媒体存在，新媒体辅助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工具作用便会一直得到发挥，如目前如果没有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微博、微信，传统媒体几乎不可能完成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对此，《连线》（Wired）杂志称之为预警，认为博客已经成为传统新闻记者的预警系统，提前提醒即将发生的、不引人注目的，但是突发性的新闻。事实上，新媒体作为工具，绝不仅是作为预警系统，而是作为新闻线索、作为消息来源。
　　二、新媒体作为竞争：传统新闻式微
　　人类的数字化生存状态顺理成章地导致人们依靠互联网（目前尤其依赖社交媒体，详见第五章）而不是通过传统媒体了解新闻，而网络原住民则更有基本不接触传统媒体的趋势。新媒体并非最近几年才成为传统媒体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互联网诞生的初始阶段，新媒体就已是如此。然而，传统媒体却一直沉浸于初始认知中：新媒体只是可利用的工具。因此，许多传统媒体还只是将互联网作为另一种纸张、另一种电波，将网站作为内容的另一种发行途径，来发行自己的电子版。即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