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薪传篇

作者简介

【三、百、千】 人类要把自己已有的知识文化传之后世，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口碑相传，二是文字记载。口碑相传有它一定的价值，但往往由于无可避免的记忆偏差和方言差异而失真。因此，文字记载成为更主要的流传途径。要掌握文字记载的繁多内容，首先必须识字，如果连字尚且不识，其他都无从谈起。古人似乎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启蒙教育中把识字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了十家35 种教学用的识字课本，其中保存完整、流传至今的是西汉元帝时人史游所撰的《急就篇》。 《急就篇》共有2144 字，据前人考证，末尾的128 字是东汉时人所补加，所以原书为2016 字。它用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把这些单字编成有内容含义并便于诵读记忆的读物，起到了识字和传授一些基本知识的作用。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饼饵麦饭甘豆羹”二句，除了让人认识这14 个字以外，还使儿童知道一些农作物和食用品的知识。这本读物流传时间很长，影响很大，有些学者为它注音义，有些书法家拿它作书写题材。虽然从唐、宋以后，《急就篇》的独尊地位渐渐衰落，被新出现的一些识字课本所代替，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宋朝学者欧阳修所撰《州名急就篇》和王应麟所撰《姓氏急就篇》都还利用《急就篇》的模式和声名。 继《急就篇》之后，是南朝梁时出现的《千字文》和宋朝出现的《百家姓》与《三字经》。这三本书从宋元以来一直流传盛行，是一整套启蒙性质的必读识字课本。这套书虽是识字课本，但除《百家姓》主要是记诵姓氏外，《三字经》和《千字文》都超出了《四言杂字》《六言杂字》和《农庄日用杂字》这类单纯识字书的范围，而兼有进行封建思想教育和传授基本常识的内容。 这三本书已经相沿配合成一套成系列的识字教材，社会上便习惯地称它们为“三百千”。这个惯称实际上包含着学习顺序，明朝的教育家吕坤曾说过：“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以明义理。” 《三字经》既是识字课本，也是增广见闻的教材。它被人们置于《百家姓》和《千字文》之前的首要地位。近代学者章太炎评论《三字经》时曾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社会上习惯用语“三百千”正是《三字经》本身作用和蒙学教育约定俗成次序的反映。 《三字经》的撰作年代和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清人夏之翰肯定它的作者是宋元之间的学者王应麟，并认为《三字经》的内容是“要而该”，即既有重点，又较概括，而深深叹服。但是，有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章太炎审慎地表示，《三字经》内宋以前部分，当如相传所说为王应麟所写，但辽金以下则是明清人所续。又清朝笔记《坚瓠集》的撰者褚人穫以《三字经》中有某些史实疏误处与王应麟的学识造诣不合，而否认王应麟是《三字经》的作者。有些学者如清初的屈大均根本否认王应麟所撰的说法，而指明《三字经》的作者是宋元之间的顺德人区适子，后来也有赞成此说者。 作者虽然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字经》大约成书于南宋，元明以来又经过不断补充而日益普及了。 《三字经》的清初本有380 句，1140 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有416 句，1248 字。全书主要包括学习态度、封建伦常、日常事务、历史知识和勤奋人物等内容，有些语句至今还有劝诫的意义，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有的语句成为人们共有的常识，如“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使“六谷”“六畜”的概念留传至今。其中叙史部分最有特色。它用了三百余字，把历代统系，按事件人物，纵横交错，顺次而下地加以简括说明，写意般地勾画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轮廓。这本仅仅千余字的小书就以白描笔法和三字句式向蒙童传播了封建社会人们所需要的文化基本知识和道德规范要求，并使之广泛流传、经久不衰。《三字经》的内容包含两部分，它既有从传统文化中撷取到的有用知识，又有宣扬封建伦常，进行教化的说教。这样就既满足了群众的需求，又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而成为全民性的流行读物。同时三字句体裁，合乎人们的诵读习惯，表现出抑扬顿挫的节奏而为人们所乐用。内容与形式的融合正是《三字经》之所以有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明清以来有多种《三字经》的注释和图解，都比原文增加多倍，如清人贺兴思所撰《三字经注解备要

内容简介

【三、百、千】 人类要把自己已有的知识文化传之后世，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口碑相传，二是文字记载。口碑相传有它一定的价值，但往往由于无可避免的记忆偏差和方言差异而失真。因此，文字记载成为更主要的流传途径。要掌握文字记载的繁多内容，首先必须识字，如果连字尚且不识，其他都无从谈起。古人似乎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启蒙教育中把识字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了十家35 种教学用的识字课本，其中保存完整、流传至今的是西汉元帝时人史游所撰的《急就篇》。 《急就篇》共有2144 字，据前人考证，末尾的128 字是东汉时人所补加，所以原书为2016 字。它用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把这些单字编成有内容含义并便于诵读记忆的读物，起到了识字和传授一些基本知识的作用。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饼饵麦饭甘豆羹”二句，除了让人认识这14 个字以外，还使儿童知道一些农作物和食用品的知识。这本读物流传时间很长，影响很大，有些学者为它注音义，有些书法家拿它作书写题材。虽然从唐、宋以后，《急就篇》的独尊地位渐渐衰落，被新出现的一些识字课本所代替，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宋朝学者欧阳修所撰《州名急就篇》和王应麟所撰《姓氏急就篇》都还利用《急就篇》的模式和声名。 继《急就篇》之后，是南朝梁时出现的《千字文》和宋朝出现的《百家姓》与《三字经》。这三本书从宋元以来一直流传盛行，是一整套启蒙性质的必读识字课本。这套书虽是识字课本，但除《百家姓》主要是记诵姓氏外，《三字经》和《千字文》都超出了《四言杂字》《六言杂字》和《农庄日用杂字》这类单纯识字书的范围，而兼有进行封建思想教育和传授基本常识的内容。 这三本书已经相沿配合成一套成系列的识字教材，社会上便习惯地称它们为“三百千”。这个惯称实际上包含着学习顺序，明朝的教育家吕坤曾说过：“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以明义理。” 《三字经》既是识字课本，也是增广见闻的教材。它被人们置于《百家姓》和《千字文》之前的首要地位。近代学者章太炎评论《三字经》时曾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社会上习惯用语“三百千”正是《三字经》本身作用和蒙学教育约定俗成次序的反映。 《三字经》的撰作年代和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清人夏之翰肯定它的作者是宋元之间的学者王应麟，并认为《三字经》的内容是“要而该”，即既有重点，又较概括，而深深叹服。但是，有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章太炎审慎地表示，《三字经》内宋以前部分，当如相传所说为王应麟所写，但辽金以下则是明清人所续。又清朝笔记《坚瓠集》的撰者褚人穫以《三字经》中有某些史实疏误处与王应麟的学识造诣不合，而否认王应麟是《三字经》的作者。有些学者如清初的屈大均根本否认王应麟所撰的说法，而指明《三字经》的作者是宋元之间的顺德人区适子，后来也有赞成此说者。 作者虽然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字经》大约成书于南宋，元明以来又经过不断补充而日益普及了。 《三字经》的清初本有380 句，1140 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有416 句，1248 字。全书主要包括学习态度、封建伦常、日常事务、历史知识和勤奋人物等内容，有些语句至今还有劝诫的意义，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有的语句成为人们共有的常识，如“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使“六谷”“六畜”的概念留传至今。其中叙史部分最有特色。它用了三百余字，把历代统系，按事件人物，纵横交错，顺次而下地加以简括说明，写意般地勾画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轮廓。这本仅仅千余字的小书就以白描笔法和三字句式向蒙童传播了封建社会人们所需要的文化基本知识和道德规范要求，并使之广泛流传、经久不衰。《三字经》的内容包含两部分，它既有从传统文化中撷取到的有用知识，又有宣扬封建伦常，进行教化的说教。这样就既满足了群众的需求，又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而成为全民性的流行读物。同时三字句体裁，合乎人们的诵读习惯，表现出抑扬顿挫的节奏而为人们所乐用。内容与形式的融合正是《三字经》之所以有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明清以来有多种《三字经》的注释和图解，都比原文增加多倍，如清人贺兴思所撰《三字经注解备要》不仅填充大量注解材料，而且还变动观点，如把“魏蜀吴，争汉鼎”的原句改为“蜀魏吴”，这一次序的变动正表明撰者以蜀为正统的观点。另一本是清人所撰《三字经图注》，它按文字故事绘图注明，分两层镂刊。这些注和图对了解《三字经》的文意和增强其生命力有着重要作用。另外，清朝还有译本的《蒙汉三字经》和《满汉三字经》在满族、蒙古族中普及。 在《三字经》广泛流传的影响下，后世出现了形形色色以《三字经》命名的不同内容的识字读物。如《太平天国三字经》是洪秀全亲自指导，由卢贤拔、何震川等撰，全文共352 句，1056 字，主要内容讲上帝会教义和皇上帝威力，指斥历朝历代统治，提出革命要求与纪律，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革命宣传品。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共和新三字经》，全书共304 句，912 字，并有插图22 幅，内容明确划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如说“犬守夜，鸡司晨，不革命，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不革命，不如物”等等。其他尚有《时务三字经》《重订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和《历史三字经》等多种，但无论其作用与影响都不如《三字经》的原本。 《百家姓》是将472 个只便诵读而毫无含义的姓氏连缀成四字句，共118 句。因为北宋末大诗人陆游在他的诗注中已把《百家姓》定为杂字类的“村书”，即民间通俗的识字读物，加以它的首句“赵钱孙李”用宋朝国姓“赵”字居首，所以可以肯定它是北宋时期的识字课本。《百家姓》字数较少，姓氏除了几个少见难读的以外，大部分是周围日常容易接触到的，耳闻与目见一结合便易于记忆，而且四字句既无需要理解的特殊含义，又便于诵读，所以为学童所乐于接受。 《百家姓》的宋王朝色彩浓厚，所以不能为另一朝所接受。明初就有吴沉、刘仲质所编的《皇明千家姓》，刊于洪武十四年（1381）。全书有单姓1768 个，复姓200 个，共收姓1968 个，2168 字。由于是明朝的姓氏书，所以便以“朱”姓开头，仍以四字为句，编成有含义的句子，如： 朱奉天运 富有万方 圣神文武 道合陶唐 学弘周孔 统绍禹汤 荡平胡狄 混一封疆 …… 这些充满歌功颂德意味的四言句除了开首这些外，结尾部分也还有不少，其他内容多以事物类别连缀，如“牛羊犀象，彪豹狼熊”等。它同样由于带有更加浓厚的皇朝色彩，而且识字量扩充到几乎为原来的五倍，又在识字外增加了含义，超越了蒙童的智力承担能力，所以可能在明朝流传一时，而终于不能取代原本《百家姓》。 清朝康熙对于赵朱二姓打头的姓氏书可能也不满意，所以又另编《御制百家姓》，但是满姓又无法编排，于是就标榜尊崇儒学，抬出孔孟两家居首说：“孔师阙党，孟席齐梁”，接下去就编孔门弟子故事，如“冉季宗政，游夏文章”。这本姓氏书虽然避免了皇朝色彩，但要以四字句来组织文意，就难免出现过于概括抽象，既增加了三家村学究的负担，也不易为蒙童所接受，反不若原本《百家姓》只认字方便，所以这本姓氏书也未能广泛流行。 有的人嫌旧本《百家姓》有缺漏，如商、岳、涂、来和左丘、叔孙等姓均不见载，而且又无文意，就着手重加编组。明末黄周星的《百家姓新笺》（一题《重编百家姓》），便重编为单姓408 个、复姓30 个，仍维持旧有的472 字的姓氏书，并使各四言句有独立含义，如“尚慕隆古，胥仰盛王。万方弘赖，怀葛虞唐”之类语句。撰者用心可能很好，但如此深奥的文意，又岂是仅求识字的蒙童所能理解，自然也只能在政府推动下流通一时罢了。 《百家姓》的增补重编各种本子始终未能取代旧本《百家姓》。旧本《百家姓》不仅源远流长地被民间公认为适宜的识字课本，而且还有《蒙古字母百家姓》和《女真字母百家姓》等在兄弟民族间流行。 《千字文》是三百千中成书最早的一本，但排次却在后面，这或是由于《三字经》文意浅显，《百家姓》字量较少，所以使《千字文》的覆盖面相对减小，不过它仍不失为一本好的识字课本。它一直与《三字经》《百家姓》配套流传千余年而不减色。 《千字文》的成书还有一段比较可信的传说。《千字文》约在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535 — 545）完成。那时，梁武帝曾把书法家王羲之所写的一千个单字交给周兴嗣依韵立意，编次成文。周兴嗣在南朝梁任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颇有文名，受命以后，费尽思索，一夜之间编成四言韵的《千字文》，基本上无重复字，将自然现象、历史名物、修身处世、优美景色等内容加以描述概括。据说，周因此须发都白，足见其耗费心力之深。《千字文》由于立意好，并能朗朗上口，所以很快就流通起来，加之后来王羲之的后人释智永亲写《真草千字文》，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更加使《千字文》流传久远。 《千字文》把毫无关联的单字连缀成篇，内容条理连贯，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然后再逐条解释天象地貌，有些句子还教人立身处世的道理，如“知过必改，得能莫忘”，“尺璧非宝，寸阴是竞”，至今仍有借鉴价值。这250句虽然成书仓促，但并无生拉硬凑、艰涩难懂的弊病，而是词意明显，文字流畅，音节自然，很便于背诵记忆。 《千字文》兼包识字求知的内容，所以流传较广，而且在民间又突破上述的范围，成为计算数字的序词，人们往往把量多的东西以“天地玄黄”等来编次以便查取。明代的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的图书著录，没有按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登载，而是首先将藏书以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凡20 号，分贮50 橱，共贮书七千余种，然后再分类。这种用千字文排次的藏书方法，有几种私家目录如《脉望馆书目》及《汲古阁藏书目》均加采用。民间对首屈一指的事情常常说“天字第一号”，天津甚至用《千字文》来标列路名，如河北区有天纬路、元纬路、黄纬路、律纬路等。这些都证明《千字文》影响之大。《千字文》原本首句的“天地玄黄”，在清朝改为“天地元黄”，那是因为康熙帝名玄烨，而不得不避讳，把“玄”字改为“元”字。 《千字文》也像《三字经》和《百家姓》那样，问世以后，陆续出现若干补编和改编本，隋唐时期已有五六种，宋代以后竟达数十种，甚至有“万字文”之类的书出现。这种补编和改编本，有的是增广补充，如宋人侍其玮的《续千字文》和明人周履靖辑的《广易千文》。《广易千文》收录了四种不同补本，达四千字之多。有的是利用《千字文》的名义和形式来进行专业性教育，如宋代胡寅的《叙古千文》用一千字，按四字句，顺述从上古至宋的历史。明人李登的《正字千文》则是辨正字的形音，如： 戊戎戍戌 胄胃母毋 柬生阑炼 东生栋冻 巳生汜祀 己生忌记 折拆小异 析柝微分 …… 《正字千文》的内容虽略感烦琐枯燥，但它兼有认字辨字的双重作用，针对目前不太注意字形和读音的情况，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过，不论是补编新编，都未能取代旧本《千字文》，主要就是后出各本都违背了蒙童识字求知的承受力，欲速则不达的超前行为在教育启蒙活动中往往是事与愿违的。 《千字文》不仅有汉字本，还有满汉对照本和蒙汉对照本，在满族、蒙古族中供蒙童认识汉字。日本也有《千字文》刻本，供日本人学汉字之用。另外还有一种汉字、梵文（有汉字注音）、日文对照的《梵语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日本享保十二年（1727，清雍正五年）刊本，题三藏法师义净撰。此书千字，与周书编次不同，如开头说：“天地日月，阴阳圆矩”，意义也比较浅显易懂，可能是日本僧人学习译经时所用。 三百千统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字，立意也易于理解，又各有侧重，能不断更换，循序而进。这种偶然的配合恰恰符合儿童认字求知的发展规律，因此，这套读物也就始终流传，而不为他书所取代。 经过三百千的蒙学教育后，儿童就将逐步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基础文化知识和诗文写作的技巧，有些直接进入学习四书五经的阶段。基础文化知识多以韵语短句编制，有的是道德规范约束，如《弟子规》《女论语》和《太公家教》等，在当前已无实际意义了。有的是写掌故和历史知识，因创始于唐代李翰的《蒙求》，后世往往把这类书称作蒙求或类蒙求。也有不标蒙求之名和用韵语编写的。这类读物故事性强，有人有事，比较便于诵读，容易引起蒙童的兴趣，所以对后来影响较大，宋元明清各朝都有这类书的撰写和补注。 其中最风行的是明人程登吉所编撰，清人邹圣脉增补注释的《幼学琼林》。《幼学琼林》是一本多学科的综合性蒙学读物，它虽以韵语编写，但打破了三字句和四字句的限制，内容涉及很广，有天文、地舆、人事、鸟兽、花木、饮食等33 类。 它的内容比较杂乱，有些东西显得陈旧过时，但还有不少有用的掌故、成语、格言等，如“管中窥豹，所见不多”，“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寒食节是清明前一日，初伏日是夏至第三庚”，“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等等词句，都是有背诵、记忆价值的东西，过去许多人对古人古事能出口成章有不少是得益于此书。我在读完三百千后第一本知识读物便是《幼学琼林》，至今一些脱口而出的成语旧事细细思量不少可从《幼学琼林》中找到。此外还有一些如《千家诗》《神童诗》等可以帮助读诗写诗，《文字蒙求》等可以打下字学基础。这些书是从三百千等最基本读物走向成人教材——经史子集的过渡，但有些人也超越这些书直接去接触四书五经。中国传统文化一代代传递下来，是靠人们掌握了文字和部分最基本的知识，而三百千则是这条传承通道上最原始的铺路石。 【三、百、千】 人类要把自己已有的知识文化传之后世，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口碑相传，二是文字记载。口碑相传有它一定的价值，但往往由于无可避免的记忆偏差和方言差异而失真。因此，文字记载成为更主要的流传途径。要掌握文字记载的繁多内容，首先必须识字，如果连字尚且不识，其他都无从谈起。古人似乎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启蒙教育中把识字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了十家35 种教学用的识字课本，其中保存完整、流传至今的是西汉元帝时人史游所撰的《急就篇》。 《急就篇》共有2144 字，据前人考证，末尾的128 字是东汉时人所补加，所以原书为2016 字。它用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把这些单字编成有内容含义并便于诵读记忆的读物，起到了识字和传授一些基本知识的作用。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饼饵麦饭甘豆羹”二句，除了让人认识这14 个字以外，还使儿童知道一些农作物和食用品的知识。这本读物流传时间很长，影响很大，有些学者为它注音义，有些书法家拿它作书写题材。虽然从唐、宋以后，《急就篇》的独尊地位渐渐衰落，被新出现的一些识字课本所代替，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宋朝学者欧阳修所撰《州名急就篇》和王应麟所撰《姓氏急就篇》都还利用《急就篇》的模式和声名。 继《急就篇》之后，是南朝梁时出现的《千字文》和宋朝出现的《百家姓》与《三字经》。这三本书从宋元以来一直流传盛行，是一整套启蒙性质的必读识字课本。这套书虽是识字课本，但除《百家姓》主要是记诵姓氏外，《三字经》和《千字文》都超出了《四言杂字》《六言杂字》和《农庄日用杂字》这类单纯识字书的范围，而兼有进行封建思想教育和传授基本常识的内容。 这三本书已经相沿配合成一套成系列的识字教材，社会上便习惯地称它们为“三百千”。这个惯称实际上包含着学习顺序，明朝的教育家吕坤曾说过：“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以明义理。” 《三字经》既是识字课本，也是增广见闻的教材。它被人们置于《百家姓》和《千字文》之前的首要地位。近代学者章太炎评论《三字经》时曾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社会上习惯用语“三百千”正是《三字经》本身作用和蒙学教育约定俗成次序的反映。 《三字经》的撰作年代和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清人夏之翰肯定它的作者是宋元之间的学者王应麟，并认为《三字经》的内容是“要而该”，即既有重点，又较概括，而深深叹服。但是，有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章太炎审慎地表示，《三字经》内宋以前部分，当如相传所说为王应麟所写，但辽金以下则是明清人所续。又清朝笔记《坚瓠集》的撰者褚人穫以《三字经》中有某些史实疏误处与王应麟的学识造诣不合，而否认王应麟是《三字经》的作者。有些学者如清初的屈大均根本否认王应麟所撰的说法，而指明《三字经》的作者是宋元之间的顺德人区适子，后来也有赞成此说者。 作者虽然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字经》大约成书于南宋，元明以来又经过不断补充而日益普及了。 《三字经》的清初本有380 句，1140 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有416 句，1248 字。全书主要包括学习态度、封建伦常、日常事务、历史知识和勤奋人物等内容，有些语句至今还有劝诫的意义，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有的语句成为人们共有的常识，如“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使“六谷”“六畜”的概念留传至今。其中叙史部分最有特色。它用了三百余字，把历代统系，按事件人物，纵横交错，顺次而下地加以简括说明，写意般地勾画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轮廓。这本仅仅千余字的小书就以白描笔法和三字句式向蒙童传播了封建社会人们所需要的文化基本知识和道德规范要求，并使之广泛流传、经久不衰。《三字经》的内容包含两部分，它既有从传统文化中撷取到的有用知识，又有宣扬封建伦常，进行教化的说教。这样就既满足了群众的需求，又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而成为全民性的流行读物。同时三字句体裁，合乎人们的诵读习惯，表现出抑扬顿挫的节奏而为人们所乐用。内容与形式的融合正是《三字经》之所以有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明清以来有多种《三字经》的注释和图解，都比原文增加多倍，如清人贺兴思所撰《三字经注解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