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成年人(希腊债务危机深层政府与真实世界的大国博弈)

作者简介

雅尼斯？瓦鲁法克斯，希腊经济学家。1961年生于雅典，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长期在英国、澳大利亚、希腊和美国的大学任教。2015年参加希腊议会选举，当选议员后于当年1月到7月任财政部长，负责处理本国主权债务危机。2018年，创立希腊反对党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MeRA25，现为希腊议会席位数排名第六的政党），自任党首。

内容简介

引子 在酒店的酒吧，穿透昏暗的唯一颜色是他面前的玻璃杯里摇曳的琥珀色液体。当我走近时，他抬起眼睛，向我点头示意，然后低头继续凝视他的那杯威士忌。我瘫坐在华丽的沙发上，筋疲力竭。 这时，他熟悉的嗓音听起来极其忧郁。“雅尼斯，”他说，“你犯了个大错。” 春夜已深，华盛顿特区笼罩上了一层白天难以想象的温柔。随着政客、游说者和阿谀奉承者的散去，紧张的气氛消失了，酒吧里只剩少数几个没有理由早起的人，以及更少的几个因负担太重而睡不着的人。那天晚上，和之前的81个晚上一样，或者确切地说是从那之后的81个晚上，我属于后者的一员。 从位于19街西北700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楼，走到要去见他的酒店酒吧，我花了15分钟。我从没想过，在沉闷的华盛顿一个人散步会是这么惬意。一想到要与这位大人物见面，我倍感轻松：在与平庸或胆怯到不敢说出自己想法的权力人士们隔桌对坐了15个小时之后，我即将见到一个在华盛顿内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没人能指责他平庸或胆怯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被他一针见血的开场白所打破，昏暗的灯光和游弋的阴影让气氛变得更加冰冷。 我假装不动声色，回应说：“我犯了什么错，拉里？” “你赢得了选举！”他给出了答案。 那是2015年4月16日，我短暂的希腊财长任期刚刚过半。不到半年前，我还过着学者的生活，暂别雅典大学，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任教。2015年1月，我当选希腊议会议员，生活从此天翻地覆。我的竞选承诺只有一个：用尽一切办法，把我的祖国从欧洲邻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债务奴役和毁灭性紧缩措施中解救出来。正是这个承诺把我带到了这座城市，带到了这个酒吧。我得到了亲密的团队成员埃莱娜?帕纳里蒂斯的协助，是她促成了这次会面，那天晚上陪我一起来的。 我对他的冷幽默报以微笑，以掩饰我的不安。我当时就想，他是打算用这种方式坚定我对抗敌人构建的一整个帝国的决心吗？想到这位第71任美国财政部长和第27任哈佛大学校长并不一以让人放松的风格出名，我感到一丝宽慰。 我决定过一会儿再谈正经事，于是示意调酒师给我也来杯威士忌，然后我说：“在你指出我的‘错误’之前，容我说一句，拉里，过去几周你给我的支持和建议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真的非常感激。然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叫你黑暗王子。” 拉里?萨默斯泰然自若地对我说：“至少你叫我王子。我听过更糟的。”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谈话变得严肃起来。我们讨论了技术问题：债务互换、财政政策、市场改革、“坏账”银行。在政治方面，他提醒我，我正在输掉这场宣传战，被他称为“欧洲人”的那些欧洲大国想要整垮我。我同意他的建议，对长期遭受苦难的我的祖国来说，要想达成任何新协议，都应当保证德国总理将其作为她的想法、她的个人遗产对她的选民有所交代。 事情的进展比我预想的要好，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达成了大致的共识。有权有势的机构、政府和媒体集团要求我的政府投降，并要我全盘接受。在与他们的斗争中，赢得令人敬畏的拉里?萨默斯的支持绝非易事。最后，我们就下一步举措达成了一致。在疲劳和酒精的双重作用迫使我们不得不结束这次谈话之前，萨默斯盯着我，提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问题。我怀疑在我之前，他用这个问题测试过其他人。 “政治人物分为两种，”他说，“局内人和局外人。局外人重视自由，认为他们有权说出自己看到的真相。这种自由的代价是，他们被掌握重要决策权的局内人忽视。局内人则奉行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永远不要与其他局内人作对，永远不要对局外人透露局内人的言行。回报是什么？获得内部消息，有机会——但不能保证——影响权势人物和结局。”说到这里，萨默斯抛出了他的问题。“那么，雅尼斯，”他说，“你是其中哪一种？” 我本能地想用一个词来回答；但我没有，我说了挺多的。 “就性格而言，我是天生的局外人。”我开始说道。“但是，”我急忙补充，“我可以改变我的性格，如果这能帮助希腊达成新协议，让我们的人民走出债务监牢。拉里，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会表现得像一个天生的局内人，只要这有助于在谈判桌上达成一项可行的协议——为了希腊，实际上是为了欧洲。但如果与我打交道的局内人最后还是不愿将希腊从永远的债务奴役中解放出来，我会毫不犹豫地变成揭发他们的吹哨人——回到局外，反正这是我本来的领地。” “也对。”他沉思片刻后说。 我们起身离开。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天突然下起雨来。我目送他坐进出租车，倾盆大雨瞬间浸透了我的春装。看着他乘坐的出租车飞驰而去，我得到了一个实现自己狂野梦想的机会，这个梦想使我在之前几天乃至几周的冗长会议中坚持了下来：独行雨中，无人注意。 雨幕下，只有我一个人在艰难前行，脑海里回味着这次会面。萨默斯是盟友，尽管是不情愿的盟友。他没工夫去管我们政府的左翼政治，但他明白，我们的失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知道，欧元区的经济政策不仅对希腊而言是糟透的，对欧洲来说也是不利的，甚至对美国也是如此。他知道，希腊只是这些失败的政策在欧洲各国落实之前进行测试和研发的实验室。这就是萨默斯施以援手的原因。尽管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不同，但经济上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关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我们毫不费力地就迅速达成共识。尽管如此，我的答案显然让他感到担忧，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如果我对变成局内人表现出一些兴趣，他上车时的心情会好很多。正如本书的出版所佐证的那样，那种事永远不大可能发生。 我回到酒店，换洗完毕，此时距离闹钟叫醒我回到前线还剩两个小时。我思忖着一个极其令人焦虑的问题：祖国那边的同志们，我们政府的核心圈子成员，内心里会如何回答萨默斯的提问？那天晚上，我坚定地相信，他们会给出和我相同的答案。 不到两周后，我开始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怀疑。 超级黑箱 2012年8月29日，约戈斯?夏齐斯失踪了。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希腊北部小镇锡阿蒂斯塔的社会保障办公室。在那里他得知，他每月280欧元的残障津贴已经停发。目击者称，他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他似乎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一家报纸写道。不久后，他最后一次用手机给妻子打电话。家里没人，于是他留下一条信息：“我觉得自己没用。我再也给不了你什么了。照顾好孩子们。”几天后，他的尸体在一处偏远的树林里被人发现，他在悬崖边上了吊，手机放在附近的地上。 希腊大萧条引发的自杀潮在几个月前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当时，77岁的退休药剂师季米特里?克里斯图拉斯在雅典宪法广场的一棵树下饮弹自尽，留下了一份令人心痛的政治宣言，反对紧缩措施。曾几何时，克里斯图拉斯和夏齐斯的亲人们无言、庄重的悲痛，会让最铁面无私的司法执行官羞愧难当，开不了口；但在“纾困斯坦”——我对2010年之后希腊的讽刺称呼，我们的司法执行官与受害者保持距离，把自己关在五星级酒店里，坐在车里成群结队呼啸而过，用毫无依据的对经济复苏的预测数据为偶尔泄气的自己壮胆。 那一年，2012年，也就是拉里?萨默斯教我局内人和局外人之分的三年前，我的伴侣达娜厄?斯特拉图在雅典市中心的一家美术馆展出了一个装置艺术作品。她给它起名为《是时候打开黑箱了！》。这个作品由100个均匀放置在地面上的黑色金属箱组成。每个箱子里面都有一个单词，这些单词是她从雅典人在社交媒体上给她贡献的数千个答案中挑选出来的。她提出的问题是：“用一个词回答，你最害怕的是什么，或者说你想保留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达娜厄的想法是，人们可以在追悔莫及之前打开这些箱子——而非像失事飞机的黑匣子那样。雅典人选择最多的词并不是工作、养老金或存款。他们最害怕失去的是，尊严。克里特岛的居民以自豪感闻名于世，危机来袭后，他们经历了人数最多的一次自杀潮。当萧条加剧，当愤怒的葡萄长得“沉甸甸的，等着被收获” ，带来最大绝望的是丧失尊严。 在我为这次展览撰写的作品简介中，我把这个作品与另一种黑箱做了比较。在工程术语中，我写道，黑箱指一种设备或系统，其内部工作过程对我们而言是不透明的，但它将输入转为输出的能力可以很容易地被我们理解和利用。例如，手机可以把手指的动作可靠地转化为一通电话或一辆接单的出租车，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除了电子工程师之外，智能手机里发生了什么是谜。正如哲学家所言，他人的头脑就是典型的黑箱：我们终究无法确切得知另一个人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在本书记录的162天里，我经常不由自主地希望，我身边的人，特别是我的战友，在这方面并不像黑箱。） 然而还有我所说的“超级黑箱”，其规模和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是创造和控制它们的人也无法完全了解其内部运作。例如，即使是设计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工程师，也没有真正理解金融衍生品所造成的影响；全球性银行和跨国公司的活动往往不由他们的CEO（首席执行官）全盘掌握；当然还有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机构，领导它们的政客和具有影响力的官僚或许只是坐在这个位子上，但手中几乎没有权力。它们也将输入（资金、债务、税收、选票）转化为输出（利润、更复杂的债务形式、福利支出的减少、卫生和教育政策）。这些超级黑箱与普普通通的智能手机——甚至他人——之间的区别在于，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几乎完全控制不了它们的输入，但它们的输出塑造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这种差异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力量。不是那种与电力或排山倒海的海浪有关的力量，而是另一种更微妙、更邪恶的力量：拉里?萨默斯提到的“局内人”所掌握，但他担心我的本性不会接受的力量，隐瞒信息的力量。 在我担任财长期间以及卸任之后，总是有人问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从希腊得到什么？反对债务减免的那些人这么做是不是出于一些见不得人的不正当目的？他们是不是企业的代言人，这些企业想要抢夺希腊的基础设施，比如机场、海滨度假酒店、电信公司等等？”要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每当爆发大规模危机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权贵之间的某种阴谋。这样的画面在脑海中浮现：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老谋深算的男人们（偶尔会有一个女人）谋划着如何以牺牲公众福祉和弱者为代价牟取利益。然而，这些都是凭空想象的画面。如果我们急剧恶化的处境可以归咎于某个阴谋，那么就连共谋者也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许多人眼中的权贵之间的阴谋，其实只是任何超级黑箱网络所具有的突生性质。 这种权力网络的关键是排外和不透明。回想一下，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的那些年，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上下弥漫着“贪婪即伟大”的风气。许多正直的银行员工对他们看到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担心得要命。然而，当他们拿到预示着未来可怕结局的证据或信息时，他们就陷入了萨默斯所说的两难困境：向局外人泄密会遭到排挤，保守秘密则会成为共谋者——或者，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其他知情者交换信息，两人由此结成自发联盟，进而增强双方在更大的局内人网络中的权力。随着更多敏感信息的交换，两人联盟与其他此类联盟建立起联系。结果是在其他早已存在的网络中形成一个权力网络，参与者成为事实上的共谋者，尽管并非有意为之。 当一名知情政客给记者独家报道的机会，以换取一篇为这名政客利益说话的特别具有倾向性的报道时，这名记者就加入了一个局内人网络，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当记者拒绝写出有利于这名政客的倾向性报道时，他们就可能失去一个宝贵的消息源，并被排除在那个网络之外。这就是权力网络控制信息流动的方式：招募局内人，把拒绝配合者踢出去。这些网络是自发演变的，受一种目的性超强的动力驱动，任何个人都无法对其进行控制，就连美国总统、巴克莱银行CEO以及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政府占据要职的人也不例外。 一旦陷入这张权力之网，只有特别勇敢的人才能变成吹哨人，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大肆敛财的嘈杂声中无法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些敢于公开叛变的少数人最终就像流星一样，在纷乱的世界中被迅速遗忘。 有意思的是，许多局内人，尤其是与权力网络只有松散联系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为其效力的那个网络的存在，因为他们与网络的接触相对较少。同样，身处网络正中央的那些人由于深陷其中，通常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圈外的世界。只有极少数足够通透的人才能注意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在一个黑箱之中。拉里?萨默斯就是这种罕见的局内人。他向我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提点我要拒绝局外的诱惑。支撑他信仰体系的理念是，只有在黑箱内部才能使世界变好。 但我认为，这就是他大错特错的地方。 2009 年底，在全球金融海啸影响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为防止希腊债务违约威胁欧元体系，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对希腊实施了紧急救助，先后于2010 年和2011 年批准了两笔规模巨大的纾困贷款。两轮纾困附加的苛刻条件严重拖累了本就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希腊经济，使该国陷入财政紧缩—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之中。债务危机并未化解，政治和社会却持续动荡。 2015 年初，第三轮纾困迫在眉睫，而希腊失业率高达25.9个百分点，GDP 较危机来临前下降了33.1个百分点……绝望的希腊民众将反对实施紧缩政策以换取纾困贷款的激进左翼联盟推上了执政舞台。此时，身为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本书作者雅尼斯？瓦鲁法克斯临危受命出任财政部长，负责与“三驾马车”继续展开已陷入僵局的谈判：希腊民众要求政府放宽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三驾马车”要求希腊进一步紧缩财政减少赤字，无法调和上述矛盾的经济专家则主张希腊退出欧元区…… 面对身处绝境的人民、疯狂施压的“三驾马车”、首鼠两端的希腊政客，作者作为洞穿内情的知识精英，怀揣自己的主张、方略登场了，在这场需要“房间里的成年人”的大戏之中，他能够扮演起或者要不要扮演起那种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