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博大的学问 中庸：和谐的人生（导读注释版）

作者简介

蔡志忠 生于1948年，台湾彰化人，著名漫画家。十五岁起便成为职业漫画家，1983年开始创作四格漫画，已有一百多部作品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多种语言出版。 1999年获荷兰克劳斯王子基金会奖，以表彰他“通过漫画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学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再创造”。2011年获“金漫奖”终身成就奖。

内容简介

心灵的一部宝典 杜松柏 一 “四书”是东方人的《圣经》，版本之多，发行之广，和受重视的程度，也只有《圣经》才能相比。“四书”由朱子编定，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独立出来，和《论语》《孟子》相配合，所以称《四子书》，也简称《四书》，以后成为私塾的基本教材，元朝以后，更是考秀才的题库。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中国人言行的标杆，民族文化的根，进而影响日本、南朝鲜等国以至世界。 二 《大学》，朱子注释道：“《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他所谓的“大人”，不是地位崇高的大人先生，而是人格高尚，达到了充实而光辉的理想境界的“大丈夫”—亦即道德上的巨人。这一目标，好像太高远了，太伟大了，似乎不可攀登。然而就《大学》的内容和教导的实际而言，是要求人人能正心、诚意，个个能修身、齐家。正心、诚意，是“大人”和常人修己的起点；修身、齐家，更是人人的希望和职责；治国、平天下，也是我们的理想，一国之人共同的愿望，而且治国、平天下的共同基础，又在每个人的正心和修身之上。这说明了《大学》是“大人”之学，更是人人所需要的常人之学。学好《大学》，用功久了，功夫纯熟了，自然能成为“大人”—道德巨人，不因地位的高低、职业的尊卑而受到影响，所以这样的“大人”，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三 《大学》原是一篇文章，可是朱子认为有脱简、错简之处，于是加以移动和补充，又重新分段，认为最前面的一段是“经”，是孔子之意，由曾子所记述的。后面的十段为十章，是解释经文的“传”，以阐明“经”的意义，由曾子的弟子记述曾子之意而成。由于这一改动，所以后人称之为《致本大学》，与原始的《古本大学》，在内容上颇有不同。《大学》原本出于《小戴礼记》，大家公认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之一，可是作者为谁？已不可详考。汉朝的学者中，有人以为是子思所作，但朱子认为是曾子所作，真正的作者为谁？后人大多信从朱子的主张，因为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记载孔子所讲，不是更为合理吗？但是清代的考证家，有的认为，《大学》与曾子和子思，都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认定《大学》是汉代儒者之书，举出了一些理证，并不是无故而疑古，可是却未被接受。 四 以前的《大学》读本，都止于注解和文句的翻译，朱子的《大学章句》，就是极权威的注解代表。但大众阅读的时候，仍有接受上的障碍，无法立即明白，完全接受，更无法有具体、生动的“形象感”。故特请蔡志忠先生，以朱子的《大学章句》为底本，用漫画家活泼、灵妙的构图，配合人人可懂的译文，以求读者能人目心通，明了文义，并且留下深刻的“形象”印象，使深奥的哲理，能清楚明畅，如清泉甘露般，注入读者的心田，浸润和滋养心灵，希望这一方式，是一种最受欢迎的突破。 《中庸》这本书 梁运华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二十卷，相传是汉代宣帝、元帝时戴圣（曾参加汉宣帝甘露三年在石渠阁召开的“诸儒讲五经同异”的会议）所编撰，取材于孔子弟子及后学者的有关著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称子思曾为鲁穆公师。子思大概生于公元前四八三年，卒于公元前四〇二年。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个学派，从师承关系来看是如此，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一说学于子思的门人）；从《中庸》的基本观点和《孟子》比较来看也是如此，二者只有详略的不同，没有本质区别。子思作《中庸》的说法，为历代注疏家所遵循。近现代不少学者曾提出质疑，最主要的论据是《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论述，所指为秦汉时景象，非子思时所当有。从《礼记》的成书背景、有关史料的记录和《中庸》的思想内容看，《中庸》为战国至秦汉时思孟学派的集体创作，它始于子思，成于戴圣，大概是言之成理的。 《礼记》一书，从郑玄作注起，历代注疏家不少，而《中庸》一篇又格外受到重视。《汉书?艺文志》中载录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中载录有“《礼记中庸传》二卷，宋散骑常侍戴颙撰；《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宋代以后，解说《中庸》者更不胜枚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朱熹。朱熹为《中庸》作章句，与《大学》《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子书》，认为是“六经之阶梯”。宋理宗推崇朱熹注《四子书》，将他列入孔庙从祀。至元代仁宗时，《四子书》被悬为功令，成为读书人求取功名的阶梯。 朱熹继承程颐的说法，认为《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子思担心道学的失传而特意加以著述的。他认为，儒家的道学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承”，经颜子、曾子至子思而大明，到孟子后“遂失其传”（这一道统论始于唐代的韩愈）。道学的精髓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话，体现在《中庸》就是“天命率性”为“道心”，“择善固执”为“精一”，“君子时中”为“执中”。他进一步加以阐发，认为“人心”“道心”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人心”就是“形气之私”，也叫“人欲之私”，“道心”（即“义理之心”）就是“性命之正”，也叫“天理之公”，无论上智或下愚，莫不有“人心”和“道心”。“精”就是明辨二者，不使混淆。“一”就是准确地把握二者，不使割裂，坚持用“道心”主宰“人心”，使“人心”，听命于“道心”。不懂得这一点，就会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能始终做到这一点，就会危者安，微者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会出现“过”或“不及”的差失。朱熹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成是上天赋予的，是每个人都必须诚心信奉的天理，要求人们应当自觉地用封建礼教来约束自己。这正是他所主张的道学的核心，其直接的启示者，就是只有三千多字的《中庸》。他说《中庸》“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他的高徒黄榦说得很明白：“先生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六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宋理宗曾说，朱熹的《中庸序》，“读之不释手”。《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朱熹之功为最大。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真正起作用的思想是程朱理学，并非《中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