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还是相异？：18世纪中英农村经济与社会比较（精）

作者简介

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欧中世纪史（以英国为主）、中西历史比较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著有《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合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西方史学史》（合著）、《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他山石集》等。

内容简介

以往，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人有早婚习俗，这种印象来自于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该剧有这样一个情节：朱丽叶在14—15岁时，其母为其议婚。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印证存在着早婚的习俗。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家庭史学的崛起，关于前工业化时期，主要是16—18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婚龄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家庭史学家依据教区的洗礼、结婚和丧葬记录，以及19世纪以前村庄居民分户记录等重要基层资料，对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几百年里，人们的婚龄做了统计。如彼得·拉斯勒特在其家庭史的代表作《历史上的户与家》中指出，西欧在工业革命前的几百年里，在占全部人口90%的底层群众中，男女婚龄一般都比较晚。他依据英国伊灵（埃塞克斯郡一村庄）1599年的一份数据和法国朗格尼斯1788年的一份数据，同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1733—1734年的一份数据加以对比，指出：伊灵和朗格尼斯两地24岁以下男子的成婚率为零，而贝尔格莱德20—24岁男子的成婚率为33%；伊灵20—24岁女子成婚率为13%左右，朗格尼斯24岁以下女子成婚率仍旧为零，而在贝尔格莱德，15—19岁女子成婚率为77%，20—24岁女子成婚率为92%。在伊灵，男女初婚年龄比英国其他地区要低。在1550—1724 年，112名初婚男性的平均年龄为25.3 岁，而178名新娘的初婚年龄为24.6岁。在被统计的新婚夫妇中，最低年龄分别为22.5岁和21.3岁，最高年龄分别为27.7岁和27.5岁；而在曼彻斯特郡，新郎的初婚年龄为29.4 岁，新娘则为28.1岁。这里1/4的新娘和1/3以上的新郎初婚时年龄在30岁以上，而在伊灵，男女晚婚的比例分别为1/4和不足1/6。彼得·克里特也对16—18世纪英国人的婚龄进行了研究。他依据德文郡的科利顿、曼彻斯特的博福斯佛德和谢波希德三个村庄教区登记，考察了这些村庄自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农民婚龄的变迁历程。1550—1599年，科利顿村婚龄为27岁，其他两村不详；1600—1649年，科斯顿为27.1岁，博福斯佛德为25.7岁， 谢波希德为28.1 岁。1650—1699年， 三个村分别为29.4岁、26.4岁和28.1 岁；1700—1749 年， 为28.3、27.5、27.4 岁；1750—1799 年，为26.3、26.5、24.1 岁。虽然拉斯勒特和克里特考察范围仅限于四个村庄，但著名家庭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其评述80年代的西方家庭史研究状况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占人口95%的下层群众，男女婚龄都变晚，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和法国都是如此。通常的情况是，年近三十的男子娶24—25岁左右的女子。应该说，对早期现代英法两国晚婚模式普遍性的揭示，是人口史和家庭史最近二十年最令人吃惊也是最有意义的重要发现。 目前，西方学者已不怀疑底层群众晚婚现象的普遍性，但对其出现的确切时间及其原因还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特别是后者，更令学者们颇费精力。为什么青年男女在青春期后的十几年方才男婚女嫁？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是由于14、15世纪以后“新居制”（neoLocal residence，或称单居制）的推行。在晚婚流行的地区，新婚夫妻普遍地建起自己的新居，而不是同父母合居。因此，为了结婚，他们需攒钱购买生产生活用品，如购买房屋甚至土地。这一切需要长期艰苦劳动和节俭生活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导致晚婚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即年轻夫妇婚后或者立刻离开父母，或者尽快离开父母建立新居所。为此，新婚夫妇必须在婚前储蓄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样做的后果是大多数妇女的生育高峰期减少了十年左右时间，因而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并促进了资金的积累。以伊灵为例，1550—1724 年，20 岁以下结婚的妇女有6.6 个孩子，20—24 岁有5.1 个，25—29 岁有3.8个，30—34岁有2.7 个，35—39岁仅有2 个。a此外，对继承习惯的研究，也为以新居制解释晚婚提供了佐证。历史学家发现，在英国农村人们认为无土地即无婚姻。在实行不可分割继承制地区，继承人因等待父亲将土地交给他，婚龄一般较晚；没有继承土地的幼子，因积资购地需要数年，也推迟了婚期。而且至少从中世纪以来，社会上还存在数量很大的终身未婚人群。同时斯通也看到，18世纪下半叶起，西欧的婚龄又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从前引克里特对英国三个村庄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c。但是，斯通对此未做进一步的分析。导致18世纪婚龄有所降低的原因，可能也同非农业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关。这一时期，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的增长。农业人口落后于工业人口的增加，这一点看来不会有问题。 但是否工商人口的增加同婚龄下降之间有联系，还没有更直接的证据，也没有这一时期农业人口和工商业人口婚龄的对比资料。但工商业人口的增长不再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同时乡村纺织业又以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客观上需要人口增加，而在预期寿命仍较低的18世纪，增加人口数量就要延长妇女生育时间，那么婚龄就得降低。而农业人口的下降，可能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妇女婚龄的推迟，致使其育龄期限缩短，降低了出生率；二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依赖工资劳动者，家庭的生育率同家庭劳动力的相互制约性被打破，农家没有必要因家庭需要劳动力而多生孩子，劳动力除夫妇外通过雇工解决，雇工人数依农事多寡疏密而定，从而在家庭内部使过剩人口问题得到有效控制。是否可以说，农户中人口再生产和家庭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再生产的分离，是晚婚、晚育和控制生育的主要原因。18 世纪的中国，以及英国乡村纺织业集中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延续，恐怕有相应的关系。 ——摘自 第四章第二节“农民的家庭生活” ，第330-334页。 对于中英农村的深刻分析 ，中西比较研究的佳作。 自18世纪，历史的天平似乎倾向了西方，西方“蒸蒸日上”，东方渐次“衰败落后”。英国是最早确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典型，而中国是东方的传统强国，分析比较两国的相似与相异之处，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刻了解东西方何以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本书即是对历史上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深刻分析和比较研究，阐述了中英两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内容和特征，揭示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对今日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所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