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终结/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作者简介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社会学教授，古根海默（Guggenheim）会员，欧盟执委会委员。曾获得莱特·米尔斯奖和海伦·林德奖。

内容简介

苏联的突然崩溃，以及伴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失，引出了一个历史 之谜：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时，苏联领导者迫切从事的重建工作，最终竞导 致苏维埃国家的瓦解?毕竟苏联不只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 三大工业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稀有金属生产国，是在能源 和原料上惟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的确，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就承认有严 重的经济缺陷存在，其增长率自1971年起就一直递减，到了20世纪80年代增 长率为零；可是整个西方经济在过去20年内生产力亦是减缓，有某些年份甚 至是负增长，但也没有遭遇到灾难性的后果。苏联的技术在某些关键的领域 似有落后的现象，可是总体而言，苏联科学在基础学科上一直维持着优秀的 水平：数学、物理、化学都如此，惟有生物学因为李森科(Lysenko)事件的 错误，一时之间元气还恢复不过来。从20世纪80年代表现优于美国太空总署 的苏联太空计划看，其科学能力在技术升级方面的扩散和表现并无力有未逮 之处。另外，农业虽然一直处于危机中，但消费品的短缺已成为习惯，而且 能源与原料的输出，(p．6)在1986年前至少足以换取外汇并进口所需的物资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更好而不是更坏了。 从各层面来看，苏联的势力在国内或国外都未受到严重挑战，当时世’ 界已进入了一个列强之间各有其势力范围的相对稳定时代。阿富汗战争的确 造成痛苦，在政治形象上也有所伤害，军事尊严受到打击，但它顶多也只是 相当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法国、越南战争对美国影响的程度而已。此外，持 不同政见的人士仅限于一小群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尊敬同时也是孤立的；想 要移民的犹太人虽有所不满，但也只是一些陈腐的话题和牢骚而已。尽管有 一些暴乱与罢工的例子，但大多是由于食物短缺和物价上涨引起的，谈到真 正的社会运动倒是没有。对各民族及少数民族的压迫虽招来了怀恨之情，在 巴尔干各共和国都有公开的反俄敌对情绪，但这种情感并未化为集体行动或 类似政治意见的运动。 人们不满这个体制，并以各种形式表现他们的退缩：犬儒主义，工作场 所的偷鸡摸狗、浑水摸鱼，自杀及广泛的酗酒等。由于斯大林式的恐怖主义 早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有选择性且有限制的压迫，意识形态的教 化顶多只是一种官僚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审查。所以，一旦勃列日涅夫的 长期统治建立起一种常态和烦闷的生活形式之后，人们就学会如何对付这种 体制，过自己的生活，尽量利用它，敬国家而远之。尽管苏联国家体制的结 构危机已经隐含在历史的发展之中，置身其中的人却很少了解到此状况。苏 联的解体，也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代价也最大的实验之一，它也可能 是惟一一次其产生竞未有社会运动或战争介入的重大历史变化。斯大林所创 造的国家似已使其敌人闻风丧胆，并且成功地长期割除了社会的反抗潜能。 当我们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所发动的改革过程，其历史的迷雾似乎更深了 。这过程是如何及为何失控的?毕竟，正如凡·雷吉摩特(Van Regemoter)那 本研究俄国的改革过程的别具洞见的历史分析作品的书名所显示的，苏联以 及之前的俄罗斯是一连串的“改革(Perestroika)”更迭，这和西方媒体所 传达出来的简化形象大不相同。①(p．7)从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到柯西金(Kosygin)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经济管理改革， 其间经过了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戏剧性的重构，及赫鲁晓夫20世纪50年代的 修正主义，苏联一直在进步倒退上快速摇动着，所以连续性与改革的交相更 替就成了一种体系性的特征。的确，这是苏联体制面对每个长治久安的政治 体系都必须处理的问题：即社会改变时所采取的特殊道路。不过，除了斯大 林无情地、不断地改变游戏规则以符合己意之外，党组织总是有能力将改革 摆在体制的界限以内，有必要时就进行政治整肃及领导变更。在20世纪80年 代末期，这个老谋深算的党怎么会在无止境的改革争端与掌控之后僵化了， 竟然在政治上失控到必须诉诸一场绝望仓促的政变的地步，以致最终导致自 身的灭亡? 我的假设是说促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危机在性质上和以前的不同，因此 这种差异本身就烙在改革过程本身，使得改革更危险，更加无法控制。我认 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就动摇了苏维埃经济与社会的危机的蔓延，其实是 国家主义(statism)和苏维埃式的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在结构上无法确 保社会顺利过渡到信息社会的表现。 我所说的国家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社会体制，整个社会是围绕着这样一个 原理：社会所生产的经济盈余是由在国家机器内的权力持有者所攫取，这点 和资本主义形成对比。在资本主义中，盈余是由经济组织的控制者所取得( 见第一卷序言)，资本主义是朝向利润的极大化，而国家主义是朝向权力的 极大化；也就是说，国家主义是朝向增加国家机器的军事与意识形态能力， 以便将它的目标强加在更多的国民身上，进入更深层的意识。我所谓的“工 业主义”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自然 资源，伴随着新能源的运用在量的方面不断地增加；而所谓的信息主义 (informationalism)，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以知识和 信息为基础，把生产要素的结合与使用加以极优化的质的能力。信息主义的 崛起是和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那就是网络社会(见第一卷第一章) 。20世纪最后25年的特色是由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由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 的转型，就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而言都是如此，(p．8)其过程伴随着信息技 术的革命。在苏联，这种转型所需的做法，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官僚体制以 及党的干部(nomenklatura)的既得利益。由于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者， 看到了将苏联转型为具有更高生产力和技术能力的体制的重要性，所以他们 放手一搏，让社会去克服干部对改变的抵制，并以公开性(glasnost)代替经 济加速(uskorenie)成为改革的第一线。但是历史显示，俄国社会一旦进入 了开放的政治空间，因社会长期受到压迫，所以它将拒绝依照国家预订的政 策来重塑自己；把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意味着不可预测与不可控制。这 是戈尔巴乔夫步斯托雷平(Stolypin)的后尘，付出了代价学到的。 再者，广泛地为苏联社会打开政治表现的空间，以致释放出在斯大林体 制下备受扭曲、压迫和操弄而隐忍不发的压力，追求一种有别于消退中的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来源，导致仍极脆弱的苏维埃认同的断裂，因此决定 性地摧毁了苏维埃国家、民族主义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了社会与国家之 间冲突的民间尖锐表现，这是导致苏联瓦解的最直接的政治因素。 造成改革出现危机以及民族主义一触即发的根本原因，是苏维埃国家体 制无法保证苏联能转型到新的信息主义范式，并跟上世界其他国家的脚步。 其实这个假设并不新，只不过是将古老的马克思概念加以应用而已，意即特 定的社会体制会制约住生产力的发展，但必须承认此处呈现的情况带有一点 反讽的历史扭曲。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下面所做的分析，其附带的价值将显 示出国家主义的特性。为什么国家主义在结构上无法配合必要的改革以跟上 信息主义的脚步?这当然不是国家本身的错。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之外的 发展性国家(在第四章我们将分析发展性国家的起源和成就)，是促进技术创 新和全球竞争力，同时将相当传统的国家转化成先进信息化社会的决定性工 具。当然，国家主义不等于国家干涉主义(state interventionism)，国家 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体系，其目标导向国家权力的极大化，而资本积累和 社会合法性只是从属于此一大目标的次要目标。苏维埃共产主义体系(像所 有的共产主义体系一样)(p．9)的建立是为了确保党可以全面控制国家，而 国家则全面控制社会，其控制是借助于两根孪生的杠杆，一是中央计划经济 ，另一是严格控管的文化机器所强制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以， 这一体系无法由工业主义过渡到信息主义，且在这历史转化(historical transition)的恶水中航行的不是一般的国家(state)，而是此一特殊体系。 本章的材料就是用以说明此一命题的原因、情况及假设的。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