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与服从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伊索尔德·沙里姆（Isolde Charim），曾于维也纳和柏林学习哲学，目前为自由记者、德国《日报》（taz）和奥地利《自由报》（Falter）专栏作家，2022年获奥地利国家文化新闻奖。2018年出版《新的多元化如何改变我们所有人》，获奥地利哲学图书奖；2022年出版《自恋与服从》，获2023 年奥地利莱赫哲学奖。 译者简介 桂书杰，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德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德语言文化比较，论文发表于《文化遗产》《中国翻译》等刊物。 包向飞，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德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和数学哲学，著有《康德的数学哲学》《真理的痕迹》等，译有《时间的味道》等。

内容简介

引言 本书的出发点是一个古老的惊叹：为什么我们要同意现状呢？无论它们对我们是否有利。我们可能偶尔抱怨，但总的来说，我们同意这种现状。我们是自愿的。不过，这种自愿性（Freiwilligkeit）因何而起？ 与本次写作同时开始的新冠疫情，为这个古老的惊叹提供了新的解释空间。即使这不是一本关于新冠疫情的书，我们也可以从中延伸出我们的问题。 让我们回忆一下，无论是洗手、强制戴口罩还是限制公共活动，伴随着这些所谓的“措施”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尽管不是所有，但也是大多数）都遵守这些规定呢？ 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因害怕而遵守——害怕惩罚，害怕因不遵守而招致制裁。但这就是服从：人们遵守外在的形式——规定，命令，法令。 不过，人们还因另一种害怕而遵守——害怕危险，害怕病毒。在这种情况下，遵守从服从变成了理性。作为理性的、权衡利弊的个体，作为开明的公民，人们认识到限制的必要性。因此，人们出于信念而遵守——不再是规定的形式，而是规定的内容，一种让人信服的内容。一般来说，人们要么遵守一种占据主导的形式，要么遵守一种让人信服的内容。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遵守是上述两者的混合体。谁能完全成为老实的公民，或百分之百自主的主体呢？然而，有些东西仍然存在——正是新冠疫情让它们变得显而易见。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几乎无法判断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不理性的，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口罩——首先否定，然后肯定。接触传播或体表接触传播——最初引人注目，后来则可忽略不计。街头偶遇——一开始感觉很危险，接下来变得无所谓。但人们仍然遵守。这不能仅用理性来解释。因为即使在无法论证的情况下，人们也会服从。然而，这并非纯粹的服从。 政策的目标是改变人们的行为，包括那些微小的日常行为。因此，它有赖于人们的配合。那么，人们对这些规定的接受因何而起？有些人认为，通过正向激励可以最有效地调节人们的行为。换句话说，既不是通过强制，也不是通过说服，而是通过操纵。然而，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同样也不知道什么是有效的正向激励。所有方案最终都不能解决问题，即使混合方案也是不够的。因为它们都违背了一个核心因素：自愿性。自愿——但并非出于理性的原因。 这种特殊情况不仅限于新冠疫情。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提出问题。如果大多数人的自愿性是一个事件和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那么这样的自愿性因何而起？21世纪开明主体的自愿性又因何而起？这才是我们的惊叹和我们的问题。 拉·波埃西的矛盾公式 1546年或1548年，法国作家拉·波埃西撰写了《论自愿为奴》（“Abhandlung über die freiwillige Knechtschaft”）一文。他创造了一个被广为引用的矛盾公式，将自愿性和奴役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自愿的强制关系。 拉·波埃西问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所有村庄、城市和民众，会忍受唯一的暴君呢？他的回答是：统治者的权力不会多于其被赋予的权力。暴君也一样。他只拥有应得的权力。他只在人们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对他们造成伤害。因此，统治的秘密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被压迫者自愿接受统治者的压迫。这就是拉·波埃西给同时代人讲授的矛盾课程。他向他们呼喊：是你们让暴君变得强大！他的权力在于你们的自愿性！ 拉·波埃西认为，要想获得自由，人们只需停止服从。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成为奴仆还是自由人。但人们同意自己的不幸，甚至追求这种不幸。 拉·波埃西说道：“这真是一种非常奇怪却又如此普通的现象。” 然而，为什么人们会服从呢（无论这对他们是否有利）？更尖锐的问题是：如果这不符合人们的利益，为什么他们还会服从呢？ 拉·波埃西对这种矛盾现象做了如下解释：最初，对民众的征服可能是强制性的。但一旦被征服，民众就会“完全遗忘自己的自由”并自愿服从（freiwillige Unterwerfung）。但这种遗忘因何而起？强制性又是如何变成自愿性的呢？拉·波埃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通过欺骗和诱惑。换句话说，狡猾的暴君们巧妙地利用了强有力的手段：妓院和赌馆，公共娱乐和消遣，分发肉食等庆祝活动。“由此，他们欺骗了以肚腹为主人的底层民众。”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交易——但却是一场糟糕的交易，因为代价是自由。 其次，通过一切能助长轻信的事物来巩固统治。尤其是通过权力的饰品——浮华、谎言和宗教。也就是通过一切能蒙蔽人们的东西。 最后，通过习惯和教育来增强自愿性——它们会扭曲人们“生而自由”的本性。因此，自愿性不过是对人们追求自由这一自然倾向的扭曲。教育和习惯会埋没并破坏这种本性，这样一来，人们只能满足于自由的替代品，即自愿性。这一替代品通过习惯和教育变成了必然，违背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未经败坏的本性”。由此，自愿性替代了真正的自由，成为人们的第二本性。 拉·波埃西认为，服从的执念会深深地扎根，（自我）奴役已经成为第二本性。尽管如此，拉·波埃西仍然将他的文本作为一种呼吁、宣言和号召：“下定决心不再服从，你们就会获得自由。”只要人们不再同意成为奴仆，人们就能得到解放。就像第二本性可以轻易摆脱一样。拉·波埃西向同时代人发出的呼吁基于两点：一方面，他认为奴役是一种外在关系——尤其是它建立在强制和欺骗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他的文本中，自愿性的存在令人惊讶——它是缺席的。对一篇探讨自愿性的文本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也许，自愿性之所以在文本中缺席，是因为它是一种缺失：缺失真正的、纯粹的、自然的自由。在他看来，自愿性只是被扭曲、被败坏的本性。 拉·波埃西的矛盾是一种既持续又可变的现象。它是持续的，因为我们如今仍然生活在自愿的强制关系中。然而，它也是可变的，因为自愿服从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自愿服从仍然存在，但服从的形式和服从的内容不断变化。因此，它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表现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强度、不同的实现方式和不同的理论化。如今，不再是自愿奴役，而是自愿服从。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服从者并不是主人的奴仆——他更多的是服从于关系并融入其中。与奴役不同，这样的服从并不将自己视为奴仆，它更像是一种同意——同意现有状况，接受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乔装打扮的强制关系中，自愿性似乎走向了其对立面：一种被视为授权（Erm?chtigung）的服从。这种自愿服从的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因为这是在支持、维护、延续现有秩序和现有关系时最深远、最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既符合个人利益，又违背个人利益。 如果自愿服从既持续又可变，那么问题就来了：自愿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从何而来呢？ 公式的扩展 因此，我们要探索拉·波埃西所缺失的那种自愿性。在他那里，自愿性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对他来说，自愿性只是走向自由这一“本性”的衰落形式。文明的扭曲埋没了自由冲动这一自然状态。 但这种探索不是考古式的，不是在文明的废墟中进行挖掘。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只会证明拉·波埃西的想法。这种探索更多的是一种迂回——不是将社会理解为一种扭曲，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可能性，甚至是自愿性萌发的一种条件。 拉·波埃西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概念——自愿服从的矛盾公式。但他没有留下一个有效的定义。他的想法是，面对暴君的，是一个拥有决策能力的主体。无论这个主体的自愿服从是因为已经成为习惯的强制、欺骗还是诱惑，拉·波埃西的解释都是不够的。因为在以上这些情况中仍然存在一种外在关系。然而，自愿服从所需要或所依赖的，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内在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题：人们应该如何想象这样的关系？它从何而来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目光从16世纪的法国转向17世纪的荷兰。在那里，哲学家斯宾诺莎提供了关于自愿服从的另一种表述：人们会“为他们的奴役而战，就像为他们的救赎而战一样”。 他们不仅将奴役和救赎混为一谈，甚至还为此而战。为什么呢？ 乍一看，人们会说：奴役意味着强制，救赎则意味着人们的期望和追求。人们是自愿的。但斯宾诺莎指出，国家的统治不仅限于强制服从。它还包括一切让人们自愿服从的手段。关键在于，这对斯宾诺莎来说并无区别。服从君主的命令，无论出于对惩罚的恐惧、对利益的期望还是对上帝或对祖国的爱，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臣民，不在于服从的原因，而在于服从本身”。 行为的自愿性本身并不能保证我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奴役而是为了救赎。斯宾诺莎认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自愿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根据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力行事。因此，自愿性并不能改变服从这一事实。在斯宾诺莎看来，关键在于，服从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态度”。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自愿性不仅意味着服从命令，还意味着“全心全意”地这样做。因此，人们必须更进一步：自愿性并不会削弱服从这一事实，它反而增强了这一事实。斯宾诺莎由此得出结论，最伟大的统治来自“那些统治臣民心灵的人”。 不过，统治人心意味着引导冲动——引导爱、恨、蔑视等情感。例如，引导我们为自己的奴役而战，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救赎。然而，这些情感本质上是以君主为导向的。 在这里，我们理解了斯宾诺莎所说的“君主政体的最后秘密”：臣民混淆了救赎与奴役。他们不仅混淆了服从与自愿，还混淆了君主与上帝。 继内在关系之后，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关于自愿服从的关键词。在斯宾诺莎看来，这种服从的原型就是宗教，尤其是对一神论上帝的信仰。这个看不见的上帝被抽象地理解为纯粹的必然性，无法打动人心。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具象，也就是被赋予人们可以把握的形式时，例如，具象化为国王、摄政者、立法者，“仁慈、公正”——换句话说，具有人类特征。简而言之，上帝只有在被理解为人类，尤其是理想化的人类时才能打动人心。只有这种人格化、人性化的权威形象才能触动人们的心灵。只有白胡子老人的形象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增强服从的意识：全心全意的服从，不被察觉的服从。因为这种人类形象创造了自愿性的核心因素：与权威的“个人关系”（pers?nliches Verh?ltnis）。只有在个性化的上帝面前，人们才拥有爱的个人关系。只有这样的上帝才爱我，也只有这样的上帝才爱我。正如斯宾诺莎所说，这意味着，只有他爱我“先于其他一切”。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看见我，他在意我。而这种被在意性正是自愿服从和全心全意追随的驱动力，远远超出所有纯粹外在的、欺骗或诱惑的形象。 我们可以确定：这种内在关系是自愿服从的核心——与上帝、与权威的个人关系。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20世纪70年代将这种关系转化为一个清醒的概念：他将其称为呼唤（Anrufung）。 那么，什么是呼唤呢？ 呼唤既存在于宗教内部又存在于宗教外部——但在任何情况下，它指的都是同一件事：自愿服从的原始场景。即使它被普遍化、世俗化，宗教仍然是这种呼唤的模型。 人们通常会说：信徒呼唤上帝。但这样做的人必定已经相信这位上帝，必定相信这位上帝能回应。因此，他必定已经是一个信徒。这是一种次要的呼唤。主要的呼唤则是一种过程，发生在人们转向上帝之前。这是向我们发出的呼唤。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呼唤找到了信徒。 这既是一个高度想象的过程，又是一个高度真实的过程。它是想象的，因为它来自一个构建的、想象的权威——可以是上帝、君主、国家、民族、父亲（作为权威）或一个抽象的原则。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呼唤中，它们都变成了一个构建的、想象的权威——一个人格化的大主体，它的呼唤传达到我们这些小主体——无论是信徒、公民还是儿童。权威变成了大主体。大主体呼唤它的小主体，就像白胡子老人呼唤他的羊群一样。 这种呼唤不仅限于字面意义，还包括所有制度安排，所有实际的、意识形态的配置——一系列机构、象征、实践、仪式、典礼、形式、传统。通过它们，呼唤出现、表达、循环，直至传达到主体。整个宇宙都可以被描述为某种意识形态。 这种呼唤从人们出生时（或在那之前）就开始了，新生儿的名字、位置和身份是在家庭中规定的，是面向社会的初次介绍。然后，这种呼唤在学校和培训机构中继续。它扩展为一系列呼唤：宗教机构的呼唤、政治组织的呼唤、文化形式的呼唤和权威的呼唤。每种呼唤都是一种提议、一种可能、一种对具体身份和具体位置的赋予。它们有时相互补充，有时也会相互矛盾。这可能会引发个体的生活危机。这样的呼唤可能来自任何地方。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描述过这种多声部的呼唤，当艺术家年轻时，“他总不时听到他的父亲和他的老师们的劝导，敦促他一定要千方百计做一个正人君子，敦促他一定要千方百计做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在运动会开始的时候，他听到另一种声音在敦促他要变得强壮、有气魄和健康，而在挽救国家民族的运动进入学校的时候，他却又听到另一种声音，吩咐他必须忠于他的国家，帮助提高它的语言和传统。在尘世中，他早已预见到一个世俗的声音一定会吩咐他通过他的努力再恢复他父亲昔日的地位，而同时他学校里的同学们的声音又敦促他对人一定要够朋友，要掩盖别人的过失，要为别人求情，还尽可能设法让学校多放几天假”。 这种呼唤是针对我们的，是向我们发出的。当我们听到它时，它就传达到我们。当我们追随这种呼唤时，我们并不像遵守命令那样，而是通过回应来追随它。我们会说：是的，那就是我，这就是我。由此，我们接受了我们的名字、位置和身份。然后，我们接受了大主体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名字，接受了它给我们展示的那个身份。因此，追随这种呼唤意味着成为一个特定的自我，意味着变成某个特定大主体的小主体，而这个大主体在生活中是可变的。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君主、国家、民族、父亲都可以占据呼唤者的位置。革命、美德或先锋也可以。呼唤不在乎大主体的名字，就像它不在乎我们会成为信徒、儿子、女儿、公民还是反叛者一样。无论如何，呼唤构建了我们身份的原始场景，同时也构建了我们自愿服从的原始场景——这样的服从并不被我们体验为服从，而是被我们体验为自愿追随的呼唤。我们接受它，认为它属于我们。我们感觉它在意我们。形式可能会改变，但呼唤这一事实，也就是我们追随某种呼唤，将伴随我们一生。无论是延续之前的呼唤还是中断之前的呼唤。 …… “我们都是自恋者”——论自我，从自我到理想自我 我们计算自己的喜好，量化锻炼目标，完成待办事项清单，不断完善自我，希望在竞争中胜出，逐步实现职业目标……在自我聚焦的当下，作者在本书中观察了一种新形式的自恋发展：追求“理想自我”，自愿服从于“自恋的折磨”。 ★ “为什么我们要同意现状？”——论环境，从自愿奴役到自愿服从 不论是上帝、君主、国家、家庭还是 “自我”，我们始终生活在“服从”之中。本书通过探讨不同时期思想家的观点，从中世纪的“自愿为奴”、近代的“服从是内在的态度”，到现代的规章、仪式和“我就是我”的确认，展示了自我身份的不同构建方式。 ★ “作为唯一原则的竞争”——论竞争，从消费主义到自我关系的危机 在一个全面竞争的社会，在自由主义之下的市场，个体成为高效运转的工具，市场的逻辑通过锚定我们的内在欲望从而支配了我们的努力，由此本书以自恋的视角分析过度竞争、消费主义与自我关系的危机。 ★ “不可替代，不可比较”——论工作，从独异性、360度反馈到与他人的关系 基于对客观自恋与主观自恋的区分，作者指出，在工作中，独异性成为工作的原则，每个人都在360度反馈这一相互评价系统中逐渐被赋予对认可的渴望。这种机制让成功与实际投入脱钩，使得工作成了一种“表演”。每个人都成为“他人的评判者”，也都服从于他人的评价。 ★ “成功的货币是关注”——论关系，从流量沉迷到共同体幻觉 流量时代，从自拍、小共同体到兴趣圈子，自我参照成为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使得自我困于流量与共同体圈层；同时，以自我为导向的技术覆盖了健身、饮食、心理咨询等领域，不断操控着自我的选择，使其自愿服从于自恋的折磨。 ★“疲惫成为时代恰到好处的疾病”——论放弃，从表达态度到选择躺平 从个体的自恋到集体的自恋，自恋与社会结合，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动员，我们掌握了自主权，却没有迈向全面的自由而是走向了消极放弃，疲惫成为自恋投下的阴影。以另一种视角看当今的社会心理，进而反观自我，为强健心理韧性找到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