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虫并雕斋琐语

作者简介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王力先生也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抗战时期，他在报刊上写作的小品文广受读者欢迎，与梁实秋、钱锺书并称“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著有《汉语史稿》《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概要》《龙虫并雕斋琐语》《龙虫并雕斋诗集》等，主编有《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等，翻译有《恶之花》等。

内容简介

书呆子 从来没有人给书呆子下过定义；普通总把喜欢念书而又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叫作书呆子。 然而在这种广泛的定义之下，书呆子又可分为许多种类，甚至于有性质恰恰相反的。据我所知，有不治家人生产的书呆子，同时也有视财如命的书呆子；有不近女色的书呆子，同时也有“沙蒂主义”的书呆子。 依我们看来，“呆”的意义范围尽可以看得更大些。凡是喜欢读书做文章，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去博取安富尊荣者，都可认为书呆子。依着这样说法，世间的书呆子似乎不少；但若仔细观察，却又不像始料的那样多。世间只有极少数人能像教徒殉道一般地殉呆，至死而不变，强哉矫。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圣者也”。又有颇少数的人，为饥寒所迫，不能不稍稍牺牲他们的兴趣，然而大体上还不至于失了平日的操守。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贤者也”。我们对于前者，固然愿意买丝绣之；对于后者，也并不忍苛责。波特莱尔的诗有云：“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我们将为此种人痛哭之不暇，还能忍心苛责他们吗？ 书呆子自有其乐趣，也许还可以说是其乐无穷。我没有达到纯呆的境界，不敢妄拟，怕的是唐突呆贤，污蔑呆圣。但是我敢断言，书呆子是能自得其乐的。不然则难道巢父、许由、务光、严子陵、陶渊明、林逋一班人都是镇日价哭丧着脸不成？只有冒充书呆子的人是苦的：身在黉宫，心存廊庙；日谈守黑，夜梦飞黄。某老同学新膺部长，而自顾故我依然，不免一气；某晚辈扶摇直上，而自己则曳尾涂中，又不免一气。蠖屈非不求伸，但是，待字闺中二十年，为免“千拣万拣，拣个破油盏”之诮，实有不能随便出阁的苦衷。这种坐牢式的生活，其苦可想而见。 事实上，做书呆子也是很难的。即使你甘心过那种“田园一蚊睫，书卷百牛腰”的生活，你的父母、兄弟、妻子，以至表兄的连襟的干儿子，却都巴望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苏秦奔走七国，凭着寸厚的脸皮去碰了许多钉子，固然因为他自己热中利禄，却也有几分是由于他有一个不下机的妻，一个不为炊的嫂，和一对不以为子的父母。《晋书·王戎传》里说：“衍口未尝言钱，妇令婢以钱绕床下，衍晨下，不得出，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咱们知道，王衍初官元城令，累迁至司徒，岂是讨厌铜臭的人物？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假书呆子。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贤内助的熏陶既久，一朝恍然大悟，于是鄙薄巢由，钦崇石邓，前后判若两人。由此看来，若真要做一世的书呆子，而不中途失节，古井兴波，至少须得找一个女书呆子来做太太，那位“不因人热”的梁鸿，假使没有一个“鹿车共挽”的孟光来和他搭配，他究竟能够安然隐居于霸陵山吗？ 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外界刺激确是更多了。在这大学教授的收入不如一个理发匠，中学教员的收入不如一个洋车夫的时代，更显得书呆子无能。汽车司机是要经过相当训练的，而且须是年富力强，有些书呆子干不了，那是可原谅的。但是，连汽车公司的买办和转运公司的掌柜也都做不来吗？经济系的毕业生走仰光，月入二千元；化学系的学生入药厂，月入一千元；工科的学生入交通界或工厂，月入五六百元至一二千元不等；而他们的老师的收入却都几乎不能糊口，“饱”还勉强，“温”则大有问题。弟子能做的事老师也该能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又无非是呆的表现。一位中学教员告诉我，他们学校的一个工友有了高就，是迤西某厂的什么长，月薪三百元，津贴在外。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迤西某厂的厨子月薪千元，供膳宿（世间哪有不供膳宿的厨子？）。教育界中会做饭菜的人不少，然而没有听见他们当厨子去，这恐怕是许多人所不能了解的。 我说抗战以来书呆子的刺激更多，并不是说他们看见别人发财，由羡生妒，由妒生恨。假使是这样，他们也就不成其为书呆子了。甚至于受了挑扁担的烂鼻张三或做小工的大脖子李四的奚落，如果你是一个呆圣，也没有可以生气的理由。最堪痛哭者还是亲人的怨怼。甲先生的家庭说：“人家小学未毕业，现在做了某某处的营业部长，已经赚了几十万了，你在外国留学十年，现在不过做个穷教授！”乙先生的家庭说：“李阿狗一个字不认得，现在专走广州湾挑扁担，已有几千元的积蓄了；你是大学毕业生，现在却连父母都养不起！”学位和金钱似乎没有必要的联系，然而家里人并不和你讲逻辑，反正供给你读了十余年以至二十余年的书是事实，而你现在非但不能翻本，连利息都赚不够也是事实。 太太和先生的志同道合也是有限度的。正在三旬九食，仰屋踟蹰之际，忽然某巨公三顾茅庐，太太拔钗沽酒，杀鸡为黍，兴高采烈，如见窖金。等到先生敬谢不敏之后，某巨公一场扫兴还是小事，心上人珠泪盈眶，虽呆圣亦岂能无动于衷？至于兼课兼事，在这年头儿，更是无伤于廉，然而竟有辞绝不干者，其愚尤不可及。太太的埋怨，除了和他一样呆的人外，谁不表示同情？所以我们说，这年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时穷节乃见”，咱们等着瞧那一班自命为书呆子的人们，谁能通过这大时代的试金石。 卅一年（一九四二），《星期评论》 战时的物价 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又当你写信给你的亲戚报告本市物价的时候，别忘了补充一句：“信到时，不知又涨了多少。”或者你可以依照你写信时的物价再加一倍报告，等到他看见信的时候，实际的时价也就差不多了。若不如此，你把本市的物价写信报告你的亲戚或朋友之后，他来信会说他那边的物价也正相同，其实他那边的物价总是迟走了一步，仔细一想谁都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有些小地方追赶某一些大都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无论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叹物价如春笋，如初日，如脱手的氢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有时候又像小学算术里所叙述的蜗牛爬树，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结果仍是高升。于是人们日有言，言物价，夜有梦，梦物价。从前是七八十岁的人才喜欢说太平时代的柴米怎样便宜，现在是三尺童子也懂得叙述从北平王府井到大栅栏洋车“二十大子”的黄金时代了。 古人形容物价之高，喜欢说“米珠薪桂”，现在也常看见有人引用这四个字，并且有人说这已经不是一种过度形容语，其实这四个字用于现在这一个时代是不很合适的。从前饥荒的时候，米和柴也许有和珠桂同价的可能；现在是战时，发国难财的人太多了，他们不惜以两石米的价钱去买一颗珠子，以十石甚至百石米的价钱去买一只钻石戒指。薪桂的桂也许是肉桂，现在肉桂的价值也比柴的价值高出百十倍。由此看来，“水涨船亦高”，米和柴永远是赶不上珠桂的价值的。 在从前，买一样东西走遍了全城乃是精明的太太所做的事，先生们大概都不能那样不惮烦。何况走遍了全城才占着一二毛钱的便宜，还抵不上鞋底的消耗呢。现在的情形却不同了，从街头走到街尾，十个铺子有十个不同的价钱，其间可以相差到一倍。从前最大方的人因此也变了小气，因为这不是相差一二毛钱的问题，而是相差一二十元乃至一二百元的问题。我们常常这样设想：如果卖低一倍的价钱仅仅是够本的话，那卖高一倍价钱的人，已经应该处以比徒刑更重一等的罪。但是，有道是：“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我们仔细再想一想，也不愿意再说什么了。 如果心理学家有在这时候来研究“物价的心理”，我想一定可以发现许多新奇有趣的事实。物价涨到了十倍的时候，人们就把一元钱当作一毛钱看待，涨到了百倍的时候，人们就把一元钱当作一分钱看待。依照这种看法，譬如你买一只板刷，卖板刷的人讨价三元，你一想只合着战前的三分钱，你就欣然买了。那时你并没有想到你的收入非但没有增加到百倍，连三倍还不到呢！操纵物价的人把市民捉弄得更滑稽。譬如某一种布，每尺的成本是一元五角，售价由二元四角而涨至六元，大家嫌贵了。你瞧那些操纵物价的人怎么办？他们索性让它涨到每尺十二元，等到半个月或三个星期之后，突然来一个大减价，回到六元的价格，美其名曰“大牺牲品特售五折”，于是顾客如蚁附膻，险些儿不挤破了铺子！这比狙公赋芧的妙计还更高一筹。“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奸商操纵之下的民众就是这样可怜的！ 在物价高涨的压迫之下，薪水阶级不能不采取紧缩政策。在从前，吃饭只占收入的百分之十或二十，现在呢？全部的进款还不够吃的。公家只有米贴，没有柴贴，似乎只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却不知道巧妇也难为“无柴之炊”。其实何但柴？每月用水也就占了收入百分之五或十！有时候想起来，公务员的生活能支持到现在确是一件奇迹。一年前我们想，物价涨到若干倍就活不下去了，然而依照现在的情形看，涨到一二百倍恐怕仍旧活得成！中国人就凭这点吃苦的本领来支持抗战！从前看见西洋人的书里说中国人很能吃苦，穷人每年只要用五六十元就够了。当时我们觉得这些穷人实在可怜。现在试想一想，依物价计算，许多人每年的收入也只合着战前的五六十元；不到这个水准的还多着呢！ 半年前，某大学曾开了一个要求加薪的大会。据说经济学教授供给物价的指数，数学教授计算每月的开销，生物学教授说明营养的不足，结果是希望薪水的实在价值能合战前的五十元。可惜文学教授不曾发言，否则必有一段极精彩极动人的描写。其实政府何尝不加薪？只是公务员的加薪和物价的飞涨好比龟兔竞走，这龟乃是从容不迫的龟，那兔却是不肯睡觉的兔，所以每次加薪都不免令人有杯水车薪之感了。 话又说回来了。自古道“知足不辱”，一个人应该“随遇而安”，难道我们没有一些可以自慰的地方吗？在从前，做梦也想不到每月有千元的收入，现在不曾升官，不曾晋级，居然也超过国府委员的薪水了。这是可以自慰的第一点。公余之暇把一些衣服什物往拍卖行里一送，居然能卖大价钱。一向不曾学过做生意，现在从北方带来的原值一元的网球竟能卖得九十元，获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颜开？这是可以自慰的第二点。关于这两点，我们很乐观：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枝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以上！ 卅一年（一九四二），《中央周刊》 小气 吝啬的人，我们说他小气；妒忌的人，我们也说他小气。小气，自然不够伟大；即使不是十足的小人，至少该说是具体而微的小人。但是，如果小气的人就算是小人之一种，则小人满天下，而足称为君子者实在太少了。 有人说，女子比男人小气，所以有些捐款的人专捐老爷，碰见太太在场就不敢开口。又有人说，女子比男人大量，所以有不少的人专向要人的太太求官，并不直接向要人求官。这话如果一概而论，自然是对女同胞们的一种侮辱。试看有多少慈善事业是由太太们主持的；又试看有多少贤妻良母匡救了丈夫或儿子的官声。因此，说小气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则可，说它是女性的弱点则不可。 人之初，性本恶；很少小孩子肯把心爱的玩具送给别的孩子。我看见过小姊妹二人各栽一盆花，妹妹的花欣欣向荣，姐姐的花日就憔悴，结果是姐姐偷偷地把妹妹的花拔了。我们别以为这种心理只限于童心：多少达官贵人们不肯把他们的“玩具”让给别人；多少名流学者们存心把别人的“盆花”拔了！ 一个人舍不得钱，叫作小气。本来吗！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捐借固然不能轻易答应，就是送礼请客，又岂能毫无盘算，使它等于“白花”的冤枉钱？积极方面，应该是能积谷时先积谷；消极方面，应该是得揩油处且揩油。气越小，肚皮越大；量越大，肚皮越瘪。一毛不拔自有一毛不拔的哲学。今日拔一毛，明日拔一毛，名声传开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每人都希望来拔一根，这还得了吗？兴旺的时节不知道爱惜“羽毛”，等到衰败的时节再去“向田鸡借毛”，那就悔之晚矣！从前有一位朋友向某富翁告借两毛钱，某富翁追究它的用途，那位朋友因此大生其气。其实，你既仰人鼻息，人家自然有权利先“核”后“发”，你因此而生人家的气，倒反是小气，是大大的不应该。 妒忌，也被叫作小气。这自然和吝啬的小气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人类的占有欲。男女之间的吃醋，尽管说得怎样堂皇，其实不免视所爱的人为禁脔。据说妒忌并不是爱情的最高峰；依这说法，爱河里的善男信女们，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只能爬到半山上。暗瞟一眼，足令大闹三天；若更“目成”，尤其够造成仳离的条件。如果说金钱的悭吝者是一毛不拔，那么爱情的悭吝者却是一瞥不饶。情啊情啊，原来等于两文臭铜！情圣们，请勿滞留在这半山上！ 除了爱情上的妒忌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妒忌，学问上的妒忌，等等。关于政治和学问，人类并不比一毛不拔或一瞥不饶更高尚些。这政治舞台或学术坛坫应该是我的：如果我高高在上，你们休想上来；如果你高高在上，我们必须打倒。举国自夸上驷，无人甘拜下风。譬如爬山，下面的人并不想多多努力，赶过了你，却只想设法把你绊一跤。这自然也是小气啊！但是：小气又何妨，自取大名垂宇宙；大方终无益，谁怜小子在泥涂！ 卅三年十月廿二日，昆明《中央日报》增刊 结婚 婚姻，似乎是秩序赖以维持的一个要素。从古至今，社会的改革主义层出不穷，但却很少人主张废除婚姻。民国初年，共产主义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有人说共产主义是主张“公妻”的。后来这话显然被证明是不确的，因为共产主义的老家苏联至今没有听说要实行“公妻”。假定千百年后，真的有某一国家或某一些国家废除了婚姻制度，我们虽不敢说一定因此引起社会的骚动不宁，至少，这世界一定会完全改观，无论道德方面、法律方面，乃至于政治方面，都得另起炉灶才行。 由此看来，人类恐怕是必须结婚的了。无论是摆几百桌的喜酒，或简单地登一个广告，总之是必须把一男一女确定了他们的夫妻关系。男的必须承认女的是他的太太，女的必须承认男的是她的先生。他们有同居的义务，甚至有共同生孩子、共同教养孩子的义务。尽管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却有无数人甘心往坟墓里钻。因为这种坟墓乃是社会秩序之所寄托，也就是人类必经的历程啊。 摆几百桌喜酒，或登一个结婚启事，实际上都和婚姻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也不值得反对，因为那些都不失为点缀品。结婚的时候，如果有钱而大吃一顿，邀请亲戚朋友热闹一番，更是未可厚非。在这国难最严重的时期，难免遭受社会的批评和指摘；若在平时，则是心安理得的事了。我们并不讨厌这些；我们讨厌的对象却是别有所在。 结婚往往举行仪式，仪式越隆重，往往越是为人所称扬。但是，除了当事人一本正经地在那里扮演之外（天晓得！也有些当事人自己并不一本正经地扮演），观礼的人们谁不是怀着一种看戏的心理？这上头有旧戏，有新戏。旧戏是锣鼓花轿，洞房花烛；新戏是奏乐唱礼，披纱带花。旧戏是我们的国粹，总算不失为纯粹的完整的一套，假使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也还颇有可观。至于新戏呢，演得好的固然不少，可是演得不像样的更多。这也难怪：我们并不耐烦多花一些时间来一个“预演”，更不能像话剧一样，费去一两个月的工夫去“排演”，反正做个样子就算了，谁敢说仪式马虎一点儿就不能婚呢？不过，有些婚礼也实在不大有趣。新郎和新妇太严肃了，严肃到了把面孔拉得一尺来长，甚至于带一点儿“哭丧”神气。这种神气，直到拍照时还没有解除。有些人认为一鞠躬不够隆重，于是应该一鞠躬的都改为三鞠躬。更有一种家庭，新妇入门后还要对尊亲属补行磕头。这种新旧合璧的地方真是不胜枚举。譬如主婚人带着礼帽行礼，这竟像是前清戴顶子的习惯的残留。 前一些时候，我到某大旅馆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正巧楼下也有人结婚。我们在楼上倚着栏杆看楼下的一场热闹，大家都笑弯了腰，笑痛了肚子，新郎和新娘的土气姑且不谈，只那一个中年妇人（大约是新郎的岳母或新妇的婆婆）把一束鲜花倒拿着，像倒吊一只死鸡，就很够瞧的了。司仪的人不知是几钱雇了来的，唱礼倒也十分流利，只是声音响亮得像喊口令，而那些口令又是一口气喊下去，快得像豁拳。于是新郎和新妇在五分钟内鞠了几十个躬。证婚人怀里掏出一张红色的字纸，口中念念有词，大约算是“致词”了。一会儿大礼告成。我想，如果把它当作一幕滑稽戏来看，未尝不很有趣。至于我那朋友的婚礼，滑稽不够滑稽，隆重不够隆重，倒反是索然无味呢。 虽然没有人主张废除婚姻，但是我希望有人主张改良婚礼，少做一些把戏，多做一些率性的热闹的事情。 卅三年十二月三日，昆明《中央日报》增刊 儿女 恰像有泥土的地方就有草木一样，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儿女。除非你终身不结婚，否则哪怕你像姜太公八十一岁娶妻，也还可能地在八十二岁来一对孪生儿女的！我们乡下最看不起独身主义的人，说是“十个鳏夫九个怪”，因为他得不到家庭的慰藉，就免不了性情孤僻，喜欢得罪人。结了婚之后，性情最孤僻的人也会变为风流蕴藉，和蔼可亲。假使有了配偶之后不生儿女，岂不是夜夜元宵，年年蜜月了吗？可惜的是，结了婚就不免要生儿女，生了儿女就不免要受儿女之累。如果你喜欢结婚而又怕生儿女，就等于喜欢吃鱼而又怕口腥。如果你结了婚而还想法子使自己不生儿女，就是既不体上天好生之德，又有负国家顾复之恩，简直是人类的蟊贼了。 话虽如此说，“也有辞官不想做，也有漏夜赶科场”！饱受儿女之累的人有时候虽不免想要学那郭巨埋儿，而世间不少无儿的伯道却正在那里烧香许愿，希望送子观音来歆格他那一只肥鸡和两斤熟肉。这也难怪，孙悟空学道多年，才学会了把身上的毫毛拔下来，化为千百个“行者”，而普通一个富于生殖力的人，不必学道，却会把比毫毛更微妙的东西去实行分身之术。假使平均每代生得三男二女的话，由一化五，由五化二十五，由二十五化一百二十五，这样下去，不到五代，两个人可以繁殖到几千个人之多。这样，非但分身有术，而且可说是长生不老，因为只要代代不绝嗣，我那比毫毛更微妙的东西，就永远生存于天地之间。说到这里，我们该明白所谓“传宗接祖”。拆穿了说，向送子观音烧香许愿的人，无非为的是要传自己的种子罢了。 儿女一生下来就要哭，这等于表示他们是为烦扰父母而来的。然而做父母的人非但不厌恶，而且爱听他们的哭声，据说是越哭得响亮越足以表示他们有光荣的将来。桓温之所以为“英物”，就因为他未周岁的时候很会哭。“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苏东坡这两句诗也是想从这哭的上头去恭维朋友生得好儿子。但是，尽管是贝多芬的名曲，天天听也会腻了的，何况小少爷或小姑娘的声音是那样单调呢？无可奈何，做爹娘的只好在那细嫩的小屁股上替那不大好听的melody按拍子。如果你有两个小孩，那更糟了，有时候双音并奏，说是duet罢，声音并不齐一，说是harmony罢，声音也不谐和，只好说是乱弹。如果你有五个以上的小儿女，更可以来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chorus。那时节，你恨不得数说送子观音的十大罪状，打碎了她的金身，焚毁了她的庙貌，方始甘心！ 有小儿女的人，最好不要和人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在你自己看来虽然是“癞痢头儿子自家好”，在人家看来，却处处都是讨厌的地方。且休说损坏了人家的东西，只说弄脏了人家的沙发，或把一只茶杯略为移动，那爱整洁的主人已经是感觉得不称心。尤其是在儿女和爹娘大闹特闹的时候，一个是“手执钢鞭将你打”，一个是“短笛无腔信口吹”。知道情由的人说是先吹后打，不过是觉得讨厌而已；不知道情由的人一定以为是先打后吹，于是断定你的脾气太坏、野蛮、欠教育，你的名誉也因此受了损害了。 关于管教儿女，爹和娘往往不能采取同一的政策。普通说是“父严母慈”，实际上有些人家是“父慈母严”。无论谁慈谁严，每人心里一部不相同的penal code，总是容易引起纠纷的。同是一件事，爹爹说该把小宝宝关在黑房里，妈妈说只该罚站五分钟；在另一个家庭里，妈妈要把阿毛打二十下手心，爹爹却认为应该特赦。再者，对于各儿女的爱憎，爹和娘也很难一致。并不一定是异母弟兄，我们往往看见同胞的沉香和秋儿也使爹娘演出《二堂训子》的趣剧。夫妇在儿女的管教上意见不合，因而反目，甚至于要闹离婚，并不是十分罕见的事。爱情的结晶也能伤爱情，摩登夫妇对于这种事是不能不好好地处理的。 但是，在管教的方法上尽有争论，而爱护儿女的心总是一样的。当贾宝玉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时候，抱住板子的王夫人固然流泪，而执行家法的贾政也未尝不伤心。所谓“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至少在一般情形是如此。儒家悬为鹄的“孝”字，很少有人做到，有人说疼爱后代即所以报答亲恩，亦即算是尽孝，这种“孝”就很多人能做到了。《二十四孝》当中的负米、怀橘、扇枕、打虎、卧冰求鲤、哭竹生笋，为了爹娘而做这些事未免面有难色，如果为了儿女，简直是虽万死而不辞。至于老莱子的斑斓彩衣，娱高堂虽颇欠时髦，娱儿女则堪称洋化。据说从前法国的国王亨利第四在房里和他的儿女们嬉戏，四肢着地，把其中一个小孩驮在背上，恰巧西班牙的大使进来看见，诧异得很。亨利问道：“大使，你有小孩没有？”那大使答道：“有的，陛下。”亨利道：“既然如此，我可以在房里兜完这一个圈子了。”这种娱儿女的风气正值得我们提倡。 跟着疼爱的心理就产生了为儿女谋幸福的心理，尽管有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替儿孙作马牛。”但是，当此人说此话的时候，已经做了马牛不止一次！父母对于儿女的心情，简直是一种宗教：儿子就是一个如来佛，女儿就是一个观世音。其实这又何妨？国家需要的是壮丁，并不需要老朽，珍重地爱护二十年后的国家战士，正是未可厚非。假使有人提出“将慈作孝”的口号来，我是要举双手赞同的。 怀念朱自清先生 我初次认识朱自清先生是在1932年。当时他刚从英国回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我也刚从法国回国，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等于副教授）。朱先生比我大两岁，但是他成名早，我把他看作我的前辈。我和他一见面就觉得他和蔼可亲。在开始的时候，我只知道他是一位文学家；接触的日子长了，我发现他的学识渊博，作风正派，同事们都尊重他，学生们都敬爱他。 我说他作风正派，有两件事可作证明。第一件事是：有一段时间他兼任图书馆长，有一个馆员工作不称职，他把那馆员解聘了。当时他自己也辞去图书馆长的兼职，但他在离职前先把那人解聘了，以免把困难留给后任。第二件事和我有关系。按照清华大学的惯例，专任讲师任职两年得升为教授，这是章程上规定了的。但是我任职两年期满，聘书发下来（当时学校每年发一次聘书），我还是专任讲师。我到办公室里质问朱先生为什么不升我为教授，他笑而不答。我回来反躬自责，我在学校所教的是“普通语言学”和“中国音韵学”，而我不务正业，以课余时间去翻译《莫里哀全集》，难怪朱先生不让我升教授。于是我发愤研究汉语语法，写出了一篇题为《中国文法学初探》的论文。朱先生点头赞赏，就在第四年，我升任教授了。 抗日战争时期，大学教授的生活很艰苦。我和朱先生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都住在昆明的乡下。朱先生住在司家营，我住在龙头村。朱先生每逢星期天都来龙头村看我，共同吃一顿午饭。我们谈论一些学术问题。我不知道他曾在英国研究语言学，在谈论中我惊讶他在语言学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1943年，我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写成了，承蒙朱先生审阅全稿，并为《中国现代语法》写了序言。序言长达五千余字，这简直可说是这一部书的“提要”。这真是不寻常的友谊，我一辈子忘不了它。朱先生劝我把这两部著作向当时的政府申请学术奖金，他说一定能得头奖。结果发下来是三等奖。我大失所望，想把奖金退回去。朱先生笑着说：“干吗退回去？拿来请我吃一顿岂不是好！” 朱自清先生的性格和闻一多先生不一样。闻先生是刚，朱先生是柔。朱先生可谓温温君子。记得有一次，国民党政府要创办一个东方语言学校，聘罗常培先生和我当筹备委员。罗先生辞不肯干，我也想辞。朱先生劝我不要辞，这也是明哲保身之一道。 1946年，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他受到了很强烈的刺激。当时我在广州，他写信告诉我，连呼：“卑鄙！卑鄙！”从此以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这时他写了不少具有革命思想的文艺论文，分别收入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里。 抗战胜利后，我被中山大学借聘，留在广州。朱先生几次写信催我回北平。我使他失望了。最后他来信说：“现在我想通了，我们这些人分散在各地是有好处的。”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病逝。我在广州，噩耗传来，不胜伤感。暂别竟成永诀！ 解放后，我读《毛泽东选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读到毛主席赞扬朱自清说：“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写《朱自清颂》。我有这样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有骨气的朋友，也引以为荣。 朱自清先生在文艺上、学术上的成就，用不着我来介绍。这里只想讲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写了一本《经典常谈》。在这一本书里，可以看见他是一位读书破万卷的学者。第二件是他的诗与散文都充满着语言美。他不堆砌辞藻，不掉书袋。他晚年的文章渐趋平淡，但是更加清新可喜，堪称白话文的典范。 前年我写了一首怀念朱自清先生的诗，现在抄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怀佩弦 促膝论文在北院，鸡鸣风雨滞南疆。 同心惠我金兰谊，知己蒙君琬琰章。 子厚记游清见底，伯夷耻粟永流芳。 荷塘月色今犹昔，秋水伊人已渺茫。 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发表于《完美的人格》， 一九八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雕龙”凭文心：因语言学著作结识王力，在散文世界重逢王了一 ？？？“像我们这些研究语言学的人，雕起龙来，姑勿论其类蛇不类蛇，总是差不多与世绝缘的。有时一念红尘，不免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 王力先生给世人的第一印象常来自他的诸多语言学专著，即那些被他自己称为“正经的文章”的部分，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作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的王了一。 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是我们重新认识王力的绝妙契机。本书收录了作者在1942年到1946年间所写的小品文，言语风趣、篇幅简短、主题平易，既体现了作家王了一“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文学热忱，亦诠释着语言学家王力对大众读者的拳拳亲近之心。 ◎“雕虫”非小技：小品尽含诙谐机锋，琐语更见大师功底 ？？？“小品文要有书卷气，要使读者感觉到你是博览群书的人。书卷气是医治低级趣味的良方。”“我们要让读者如嚼橄榄，嚼过后还有一种甜滋滋的回味，这才是小品文的上乘。” 王力先生自幼入私塾修习国学，青年时赴清华大学、巴黎大学钻研语言学，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抗战时期携全家辗转至昆明，虽时势艰苦，却始终坚持治学与创作。 丰富的人生经历、广博的知识修养、细致的生活观察，以及对语言艺术的纯熟领悟和掌握，使得王力先生能信手“雕”来，描绘世情，记录日常。他尤为擅长化旁征博引为通俗笔触，对形形色色的人事进行打趣和讽喻，令人读之不只一笑，更有回甘悠久的体会。此次再版沿用张双棣先生随文所作注释，文中典故，一读即通。 ◎蕴时代真实：烽火岁月里，甘苦牢骚中，数油盐柴米，守文人本心 ？？？“假使我们吃不饱，为的是给前方士兵吃，倒也处之泰然。但是听说士兵们比我们吃得更坏；比我们吃得更好的，除了某几种人之外，乃是垄断者谷仓里的大老鼠，和过分利得者家里的小狼狗。” 超越语言的艺术和底蕴，《龙虫并雕斋琐语》的另一重文学价值在于作者对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民众生活状况的真实记录：前有《衣》《食》《住》《行》等篇目，将视线投向琐屑的百姓日常，用“书呆子”的“牢骚话”勾勒世事艰辛；后有《领薪水》《战时的物价》《寡与不均》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毫不掩饰对财阀与当政者贪污垄断等行径的鄙视及讽刺。这部分作品是王力先生对生活难题与时代乱象作出的回应，字里行间显示出他正直、严谨、乐观的人格风范。 ◎见人情百态：知识分子的“社会笔记”，语言学家的“人性观察” ？？？“我不会说扭扭捏捏的话，也不会把一句话分作两句说。”“直言和隐讽，往往是殊途而同归。有时候，甚至于隐讽比直言更有效力。” 《龙虫并雕斋琐语》的“并雕”精神，同样体现在作者对社会与人性的“并雕”：他把部分人阴暗的嫉妒心理比作爬山，“下面的人并不想多多努力，赶过了你，却只想设法把你绊一跤”；他提出对婚礼改良的看法，希望“少做一些把戏，多做一些率性的热闹的事情”；他感叹某些请客风气的不良，“曾亲耳听见抢会了钞的人背面骂那让步不坚持要抢的人，说他小气，说他卑鄙”。他包罗万有的社会观察、入木三分的描摹见解，使今日的读者总能在本书中拾取似曾相识的内心记录，感受“与大师并雕”的文学力量。 ◎据旧本校勘：纠正长期以来传讹的谬误，提供一个更好的读本 面世后的大半个世纪以来，《龙虫并雕斋琐语》数次再版，所收录的篇章有过增删，文字上也产生了流变，但也产生了个别新的讹误。此次新版，我们选用上海观察社1949年版为底本，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993年版与之进行校勘，注明了各本差异，以底本为据，择善而从，订正了长期以来传讹的个别知识性误差或错字，以期后出转精。 本书“附”部分还录有多篇怀念友人的文章与知识性散文，包括作者受教于赵元任的珍贵心得，同沈从文论战“胡子问题”的趣味始末，对朱自清、闻一多生平的深情追忆，与青年同志们分享的体会思索，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而立体的王力先生，也给读者带来一个更好更完备的王力散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