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理由

作者简介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代表作有《论可能生活》（1994）、《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2005）、《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009）、《第一哲学的支点》（2013）、《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2016）、《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2016）、《四种分叉》（2017）、《历史·山水·渔樵》（2019）等。2023年起三联书店陆续出版了“赵汀阳集”六种。

内容简介

节选自第二章 伦理的困惑与伦理学的困惑 75-79页 伦理的挑战：道德退化和现代社会 与政治、法律、税收、交通规则、度量衡和日历等硬制度不同，伦理是软制度。硬制度多为约定，软制度多为俗成。在文明初期，初始制度是尚未分化的综合制度，其基本性质是伦理性的，同时也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和法律性的。随着制度的细化，大部分能够明确定义的规则逐步分化为政治、法律以及各种实用规则，剩下难以明确定义的规则就是狭义的伦理。 任何制度都默认了某种价值。制度与价值虽密切相关，却是两种事物，并非同一。制度是技术性的，而价值是精神性的，所以制度不等于价值，而是价值的技术性落实方式。一种价值可以落实为多种制度，比如，法律要表达的价值是公正，但除了法律，公正还有多种表现方式；民主要表达的价值是平等，但除了民主，平等也有多种表现方式。同样，伦理是制度，道德是价值，但伦理只是表达了道德的最低标准。按照孔子理论，仁（道德）需要表现在礼（伦理）之中。习礼有助于仁的自我意识生发，但有礼并不一定就有仁心，可见仁不能还原为礼，或者说，精神不能还原为社会规则。康德深知这一点，所以认为绝对命令区别于与之有些貌似的《圣经》“金规则”。这意味着，精神不是规则的产物，道德不是伦理的产物。道德的基本性质是自我牺牲，而伦理的基本性质是普遍的合理性，两者的关系是：道德高于并且不低于伦理。如前所论，道德另有尚未被破解的神秘来源。康德从自由立意（will）中推出绝对命令，是破解道德之谜的重要一步，但仍然不充分。目前尚无破解道德之谜的方法，甚至未能充分理解什么是道德。 与大多数制度不同，伦理的生长方式十分特殊，其创立期即高峰期，度过创立期之后就逐步而缓慢地进入不断退化的阶段，一开始的退化非常缓慢，几乎不可察——以上是推测，下面是事实——但随着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发展，伦理的退化逐渐加速，到了现代社会，伦理进入崩溃阶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现代的一切事情都变成唯利是图的交易。伦理显然经不起万事变成交易的挑战。孔子最早发现伦理的退化问题，所谓“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意义不在于批评了新秩序取代贵族旧秩序的时代性无序状态，而在于提示了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可以想象，假如孔子看到的只是伦理的更新换代而不是道德水平的下降，即使看不惯也不会痛心疾首，或许还会去研究新伦理的意义。比如说，如果季氏违制之事不是“八佾舞于庭”，而是跳华尔兹，智慧如孔子者，决不至于“不可忍”，至多觉得伤风败俗（其实也未必，可考虑“子见南子”故事）。孔子不可忍的理由是，八佾之舞代表着伦理秩序，而破坏秩序就触及了伦理的本质。显然，如果只是伦理更新而不是道德退化，就不是值得忧虑的问题。孔子不是古板的守旧者，从来没有拒绝合理化的移风易俗，孔子虽是殷人之后，却在文化上“从周”。不可变革的是事关价值的秩序，如“亲亲”，而正朔、服色、礼仪之类的技术性表现方式，都可以与时俱进。〔1〕所以，礼崩乐坏不在于失去了过去，而在于失去未来。 伦理的生存基础在于共同体，在于自组织的社会。当社会发展为国家时，国家建立的秩序比自发的社会秩序更强有力，尤其是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以及法律的成熟，使社会或民间伦理的权威性和报复能力大幅度萎缩，而失去暴力报复能力的伦理关系也就失去了威慑力和约束力。因此，政治和法律的成熟正是导致伦理萎缩的首要原因。失去了暴力威慑的伦理就不再是全功能的规则，而退化为“声誉规则”，即伦理不再具有强制服从的权威功能，只剩下声誉功能，而原来的权威功能都化归为法律和政治制度。由此演化可以推知，不能被归化的声誉正是伦理最后无法被解构的本质。 一个人的声誉决定了别人是否愿意与之合作。社会需要建立共同有益的博弈，所谓合作博弈，类似于“建群”来开展某种游戏。一个人可以特立独行，不与他人合作，相当于拒绝“入群”或“退群”，别人也可以因为他无法合作而将他“踢出群”。远早于网络社会，维特根斯坦就通过游戏概念反思了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相当于一个理论化的“入群-退群”问题。维特根斯坦的例子是打球。除了不许作弊耍赖之类的硬规则，打球也有软规则，比如说，人们默认：要玩就好好玩，否则就没意思。假如有人故意瞎打，于是我们会说，别瞎打，这样不好玩。可那个人说，我就乐意瞎打，我自己觉得好玩。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必须认真打球，只好不和他玩了。维特根斯坦接着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伦理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说“随你便，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显然不能，因为伦理涉及绝对的价值判断，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最后答案。我想，伦理问题在此有着复杂性：一方面，伦理是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公共游戏，没有自由退出机制，任何人都没有合法权利退出伦理群，也不能声称自己有权定义伦理。这意味着，伦理不是一种个人权利，而是一种普遍义务，因此，违反伦理的行为即使够不上法律惩罚，行为者也必须承担后果。另一方面，人可以自由选择行为，有的人就愿意造谣或忘恩负义。在传统社会，此类行为会受到惩罚；但在现代社会，惩罚权已经交给了法律，反伦理行为的后果仅限于声誉消散（dissipation），甚至行为者的社会资本被清零。由此可见，在现代条件下，虽然伦理失去了强制性的力量，但仍然意味着集体生活或公共生活的准入资格，而集体或公共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一种诱惑。如果一个人背叛伦理，就会被集体抛弃，成为边缘人，因此，现代伦理的存在条件是人们加入游戏的需要，或对被踢出游戏的恐惧。作为软制度，伦理的脆弱性在于无力抵抗社会中淘汰伦理的力量，事实如此，“应该的空间”在不断萎缩，或许最后会消失也未可知。如前所述，伦理抗不过个人利益，有利益就有对伦理的背叛。在传统社会，个人利益严重依赖集体利益，所以伦理水平显得44比较高，见利忘义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现代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个人权利是私欲私利的合法化，自由市场则把一切事物和人际关系定义为交易，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依存度大幅度降低，于是，见利忘义成了常态。追求自私利益最大化被定义为个人理性，这是淘汰伦理的第一种机制。当代的后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了淘汰伦理的第二种机制，通常被概括为“权利高于善”，权利因此不断膨胀、扩张和增殖，而且借助政治正确的概念来加倍压缩伦理空间。权利的单方面增殖打破了权利和责任的对称性和平衡，而打击责任就是打击伦理。淘汰伦理的第二种机制更为严重，任何自私欲望都能够申请为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因而势不可挡。 本书是哲学家赵汀阳探讨政治哲学及伦理学议题的一部力作。不同于大多数讨论相关话题的书，赵汀阳在本书中回到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存在论源头，反思二者的可能性，而不是为任何价值观或规范性作辩护。赵汀阳对生活的发问总是直达本质，能够给出极富原创性的思考，对当代哲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针对当代讨论不断远离超越性的问题、淡化自身精神性的现象，赵汀阳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与反思。他将现代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症候不遗余力地揭示出来，指出二者所讨论的问题顶多算作应用伦理学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过是利益之争或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并不是人类社会生活根本矛盾的发源地，换句话说，这些讨论没有实践意义，什么也解决不了。因此，要从问题外部看问题，回到存在论上去发现新的路径和分析方法，才能克服“僵死的”学理讨论，真正对解决问题有所建树。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赵汀阳跳出了争论价值观的老调，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考察哪种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是更优的。同时，他大胆地给出了自己的设想，改良道德金规则，预付人权，甚至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智能民主”，不可谓不走在时代前沿。阅读下来，全书金句迭出，时常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