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里的希望：无国界医生的故事(译文纪实)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丹？波托洛蒂，1969年出生，加拿大记者、作家、特约编辑，常年为北美媒体工作。现为设在多伦多的PWL Capital的投资顾问。\\\\\\\\\\\\\\\\\\\\\\\\\\\\\\\"

内容简介

\\\\\\\\\\\\\\\\\\\\\\\\\\\\\\\"【精彩书摘】： 新手的第一次任务：自己换轮胎，被丢在森林里 派新手出第一次任务之前,MSF会让他们参加训练计划,向他们介绍这个组织的理念,教他们实用技巧,例如怎么使用超高频无线电或替越野车换轮胎(对于心理上发生动摇的新手,这也是个主动离开的机会)。这个预备课程多半着重于如何应付救援现场的状况。在前往阿富汗之前,护士凯瑟琳?波斯勒在阿姆斯特丹受训。第一晚,她和其他新手发现自己置身在荷兰某个森林的中心,当时已是晚上十点。“他们将我们分成一个个小组,然后给了我们地图。接着把我们塞进了一辆越野车,载到树林里放下,给了我们一大块防水布和几根木杆。他们说:‘好啦,祝你们好运。你们得找到地图上的这个红点,在那里盖出一间茅厕。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不过你们可以看指南针。’早上五点,所有的难堪终于结束了,我们找到了红点,盖好了茅厕。整段时间你都在学习如何用无线电来联络。当然,之前他们没教过要怎么联络;他们只是想让你明白在救援现场尝试联系别人可能会有多挫折。 “那时候,我们完全不晓得那次任务的目的何在,只觉得时间如此漫长难熬,而且我们时差还没倒过来。第二天,你坐下来谈论团体内的互动、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你认为自己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那是此次活动中最可贵的部分,因为你是和陌生人困在一起,你累了,脾气不好,而且还没真正交到朋友。就很多方面来说,那就像在出任务,因为你确实不得不和想法完全不同的人一起解决问题。在MSF这样的组织中,会有很多人习惯了当领头的。把一堆这样的人组成一个团体,通常会一团糟。” 如果说在执行任务时发生争斗很平常,那么和解也是家常便饭。内部人会拿MSF的缩写开玩笑,有人说它真正的含义是Meses Sin Follar,即西班牙语“几个月没做爱”,也有人说它的含义没那么情色而是代表了Many Single Females,即“许多单身女性”。把一群大多年轻、坚强、无牵无挂的人丢到一个情绪高涨、远离家乡的环境中,自然会容易配成对。但那么多MSF的成员走到一起,并非只因为机会比较多而且用不着顾虑后果。尽管有一时的放纵、一夜情、因怀孕而缩短任务的情形,也有人形成了长久的关系,往往持续数年或者一辈子。 忙坏了，也没救活该救得活的人 二○○二年十二月,MSF致电曾出过几次短暂任务的美国籍外科医生布鲁斯?弗兰克,询问他是否愿意在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过圣诞节。“他们捉襟见肘,没有会讲法语的人,但他们知道我正在努力学,所以就碰碰运气派我过去。情况相当有趣———我带着大黑板进手术室,写下法文和英文。刚开始很辛苦,后来变得有点好笑。最后他们告诉我,我说的法语太蹩脚了,而我就是靠着这样的法语过来的。不过到了紧急关头,你真的迫切需要什么的时候,整个情况不是你能掌控的,就会出现一些棘手的时刻。” 法兰克抵达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之后,往北开了六小时的车到达了布瓦凯。“越过法国军人刚在那里设置的停火线,有人会来接你去医院。布瓦凯很大,有四五十万人,但我在那里期间,到院区外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尽管布瓦凯在和平时代是个热闹的城市,在过去四个月内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居民都撤离了。“MSF差不多算是接管了医院,管理医院并支付薪水,因为战争爆发时,几乎所有人都逃走了,医生、护士、病人都一样;偌大的医院只由我们八个人负责。 “整个那段时间所有人都精疲力竭,根本没有片刻歇息。”弗兰克说,“我们从来没做过任何择期手术,做的全是急救手术,而且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做。在五个星期里,我处理了四五十个被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所伤的患者,外加所有的高速车祸伤患。青少年带着枪到处走;在医院里,你必须穿梭于他们之间,而且不知道枪的保险是开着还是关着。我老是疑心自己会中枪,因为处理了太多的枪伤,其中许多都是愚蠢的意外枪击———人们喝醉了酒乱开枪,误伤了别人。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容忍这些人带着冲锋枪这么靠近医院———他们甚至带枪进入医院,但我们忙得没空管太多。我们处于混乱的边缘,这是我出任务以来,第一次发生没有救活自己认为应该救得活的人这种事,只因为我们简直忙坏了。” 其中一个死于非命的男子大约二十岁,到医院时有大面积的肝脏创伤。弗兰克说他家乡的外科医生一辈子可能只见过几次这种伤势;在象牙海岸,他每周都会碰上一次。由于无血可输,这名病人濒临失血而死,而法兰克尽了医生的职责。 “我没有试图修复肝脏,反而决定只用纱布包扎伤口后缝合。一两天后,我把他带进手术室,划开了他的腹部,取出纱布并修复肝脏;我觉得很自豪——如此处理大面积受创的肝脏,简直堪称教科书级的做法,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和美好。接着我发现他仍然贫血,之后在外科病房时心率很快、血压还是很低。这孩子身边有三个朋友,我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找不到血给他,他就会死。’他们全都同意捐血,结果验完血发现其中两个人HIV呈阳性,我完全泄气了。那个男孩当晚就过世了,只因为缺少几个单位的血液。 “另一个案例中,一名男子出了车祸,肝脏破裂,大腿骨断了,而且处于休克状态。我赶忙把他推进手术室,打开了他的腹腔,但周围没人可以帮我。最后,他们派了一个负责在手术后打扫卫生的人来。简直沮丧透了,因为他显然帮不上忙,最后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在我的任务即将结束时,来了个大约一岁大的孩子,没人知道他怎么了。那天我们刚刚忙完十二或者十四个病例,每个人都累了。我们只有一队当地雇员———下午班的人四点钟的时候不会来了———所以我们还得小心,别累翻他们,否则就是拿砖头砸自己的脚。漫长的一天结束时,我去看那个孩子,显然他需要动手术。我们和其他医生讨论后决定,如果这个孩子第二天还活着,我们就会做点什么,因为我不确定他能否挨过手术。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三四个小时过后,那孩子果然被宣布死亡。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会替他开刀;至于他能不能活下来,我就不知道了。 “当我回到家乡时,大家会问我过得怎么样,而我只会说紧张得叫人难以置信。我这辈子从没过过一个月那样的日子,夜以继日,无休无止。普外科以每周一百二十小时、每隔一晚值一次班的训练著称;但在这里,每天都要值班,没有喘息机会,没有后援,没有血库,只有基本物品,除此之外,还有语言障碍。其他事情也开始影响你———食物、睡眠不足、干扰入睡的噪音。最后,你疲惫不堪,无法充分展现实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将我的任务限制在三四个月内,因为在那之后我需要回到自己的现实世界一阵子。” 人道组织工作人员成了靶子 虽然MSF医疗团队的越野车车有显眼的标志,但红十字和其他代表人道主义组织的符号在这一带已不再具有保护作用;事实上,非政府组织的车辆现今可能还会成为靶子。在恰曼,MSF团队以没有标志的面包车代步,大院上空也不悬挂旗帜。自一九九八年以来,阿富汗没有一名援助工作者遇害,但在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一切都变了。 那天,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萨尔瓦多籍水利工程师里卡多?蒙奎和他的护卫队在乌鲁兹甘省被塔利班武装分子拦下,根据一名目击者的说法,持枪歹徒先是向他们的几辆车上泼汽油并点火焚烧,然后用卫星电话打给他们的首领寻求指示,对方的回答是:“杀了外国人。”枪手朝蒙奎打出了二十发子弹。(十分讽刺的是,这位下令处决蒙奎的首领身上装的是一条红十字会提供的假腿。) 随后又发生了几起针对援助人员的袭击事件。就在奥尔森说明其安全顾虑的那一天,在北部加兹尼省有两名阿富汗红新月会的成员遭人射杀,枪手骑着摩托车逃逸———塔利班的标准做法。三周后,九名武装人员拦下了丹麦援助阿富汗难民委员会的五名工作人员,将他们拖出车外并捆了起来。袭击者指责他们跟随援助组织工作,然后杀死了其中四人,另外一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种处境很艰难,”奥尔森说,“你必须时时警觉你周遭区域有什么状况,花很多时间和不同的人喝茶,那些人是你的安全网络的一部分。情势充满了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也难怪MSF的院区会有掩体,里头堆着食物、瓶装水、一个小炉子、一台超高频无线电通信设备和一部卫星电话;坎大哈项目的后勤专家大卫?克罗夫特甚至正计划进一步改进掩体。“我考虑在那儿放一把镐,这样真的大难临头时,我们就能挖地道逃出去。”他和凡吉赛尔才到这里没几天就有机会用了掩体。克罗夫特说：“我们重视安全,但没有真的见识过什么状况。后来有一天,我坐在行政办公室,一枚炸弹在同一条路上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房舍爆炸了———有人将一颗小手榴弹之类的东西扔进了篱笆,太吓人了。” 第二天晚上,情况更吓人了。“我们在楼上的办公室收发电子邮件,然后‘砰’的一声———有东西爆炸了,发出巨响。我去过许多危险的国家,也听过爆炸声,但从没有这么响、这么近。没有一扇窗被爆开,这一点令人吃惊,因为这些窗户差不多就和湿玉米片一样脆弱。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没穿鞋子,什么都没有。我拿了电脑和卫星电话跳进掩体,我们打电话给在赫特的家管理团队,他们相当冷静,着实让我们镇定了下来。然后我们每人抽了十几根烟,结果一切都没事。” 最终,答案揭晓了,爆炸声来自一枚发射失败的一○七毫米老式火箭——只有燃料爆炸了,不是火箭弹头。 二○○三年十月四日,袭击发生在了扎雷达什特基本医疗单位的门口。四名武装分子,极可能是塔利班,进入营地的外围,把六名从事排雷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赶到了一起,正要就地处决他们时,该组织的一名司机发动卡车想要逃跑。武装分子暂时停下了手头的事转而朝车辆开枪,于是六名排雷工作人员赶紧逃命。他们全都设法脱了身,不过有一人腿部中枪。MSF的司机听见枪声,赶忙抓起无线电警告其他车辆避开此地。那次事件之后,MSF别无选择,只得终止在扎雷达什特的工作。 二○○四年六月二日,MSF的好运在西北部的巴德吉斯省结束了;讽刺的是,那是阿富汗比较安全的地区之一。一辆载有五名工作人员的越野车遭到伏击,枪手据信是塔利班武装人员。没有人知道对方是否曾和这五名人员有过交谈或事先发出了警告,因为这队人马在下午三点左右出发后,从未通过无线电报告方位。 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有人发现了那辆车———已经被枪林弹雨打成了筛子,残留的弹片表明现场有一枚手榴弹爆炸。五位手无寸铁的援助工作者被残忍杀害,他们是: 比利时籍项目协调员海伦?德比、荷兰籍后勤专家威廉?昆特、挪威籍医生艾吉?提奈、他们的阿富汗翻译法索?亚曼及司机贝斯米拉。就在遇害前几周,德比在意大利度假时还跟一位朋友说:“我累坏了,生理上和精神上都累。”朋友问她为何还要回去。“因为我必须回去,”三十岁的德比回答道,“那样做让我觉得快乐。” 第二天,MSF终止了在阿富汗的工作。凶手的身分始终未被确认,而在接下来的五年,该组织别无选择,只能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国家的健康状况恶化。MSF团队继续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展工作,为塔利班控制地区的部落斗争受害者提供救护车运送服务。二○○九年二月一日,救护车工作人员里亚兹?艾哈迈德和纳萨尔?阿里本应休假一天,但当他们听说有数十名平民在当天的冲突中丧生时,便赶往明戈拉镇为救护车工作搭把手。他们朝北开了约十二英里,来到暴力冲突的中心塞巴,尽管他们的车辆有明显的标志,但还是遭到了枪击,艾哈迈德 和阿里双双丧生。结果,MSF也被迫离开巴基斯坦。 救灾、善款、心理疗愈 像MSF这样的组织在地震中能做的很少，除非爆发公共卫生问题。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七日土耳其发生毁灭性大地震,导致超过一万六千人丧生,大约六十万人无家可归。 一周之内,MSF派出了四支队伍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带去了三十吨左右的医疗用品、帐篷和其他遮盖物。这些队伍中包括了治疗肾衰竭的专家,肾衰竭是一种常见的、可能致命的疾病,患者是那些因建筑物崩塌而受了内伤,患了挤压伤综合征的人。MSF还安装了巨大的水袋,为大约一万五千人提供淡水。因此,即使MSF团队的成员没有从瓦砾中救出受害者,也在救灾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但是,考虑到资源有限,有人质疑将资金和工作人员配置到其他地方是否更为妥当。正如欧特克瑞特所说,就算是一个有能力拒绝体制化捐赠者的组织,仍会受到带着善意的市民的影响,因为这些人会要求它用他们的捐款去帮助他们在新闻上看到的人们。 “私人捐赠者非常信任MSF,相信它会妥善管理他们的捐款,”欧特克瑞特说,“他们是应该这么相信,因为MSF有着良好的信用记录,我可以为这一点担保。”他还说,尽管捐赠者可以指定自己的捐款专门用于某些危机事件,但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除非出现像自然灾害这样的能占据新闻头条好几天的大事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项目的捐款金额可能会大大超出一个相对短期的救援行动所需。 二○○四年十二月的南亚海啸几乎算不上是一场短期危机,但MSF很快就明白,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援助并不需要动用瞬间涌入的巨额捐款。灾害发生后一周内,MSF就在自家网站上贴出了一份通知,请民众不要将钱款指定用于此次海啸救援,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资金。当情况变得很明朗,即这里不会爆发大规模的霍乱或其他水传播疾病时,MSF意识到自己在海啸灾后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于是选择将重点放在医疗需求最为迫切的印度尼西亚亚齐省,并将长期重建的任务留给更能胜任的其他组织。 尽管如此,到了二○○五年三月底,世界各地的捐款者已经汇出了超过一亿零五百万欧元到MSF的账户,要求用于海啸受难者;编制预算的人估算只需四分之一的金额就足以支撑他的工作做到年底。这让该组织陷入了两难: 如果将多出的几百万用于其他危机是否合乎伦理? 后来MSF决定,正确的做法是联络捐赠者,请他们允许其将捐款用于非洲的一些资金不足的项目。绝大多数捐赠者都同意了——超过半数的捐款被重新分配,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钱被退还给了捐赠者。 虽然MSF无意参与自然灾害过后的重建工作,却发现自己可以负责持续推动社会心理项目: 举例来说,它的海啸灾后项目都包含了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可以一直延续到紧急时期过后。在安葬遇难者、重建被毁家园很久之后,幸存者的心理创伤仍然挥之不去。地震过后,可能有高达百分之六十的成人及百分九十五的儿童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MSF派出了心理学家为受害者提供咨询,不仅如此,他们往往还培训当地的咨询师处理后续事宜。对于MSF的现场工作而言,心理健康项目相对来说仍是比较新的类别,成效有限。一些人的出现延展了医疗组织的任务,其中包括社区艺术家、说书人,甚至是园艺家和驻外戏剧治疗师。的确,关于心理健康项目究竟是否应该是紧急援助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应该等到更迫切的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再来处理,是存在争议的。然而,很少有人会否认,有效的心理健康项目就长期看来,不仅能帮助民众重建生活,而且能纾解紧急事件发生后数周乃至数月内医疗系统的压力。 因战争原因而背井离乡的民众,被迫逃亡或住在拥挤的难民营里,心理问题比生理疼痛更严重。“斯里兰卡是我们见过情况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卡特说。二○○二年,她在那个国家的泰米尔人中间开展工作,这个少数民族与僧伽罗人主导的政府对抗了二十年,此时仍处于战后恢复期。这场冲突夺走了约六万四千人的生命,造成了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许多泰米尔人遭到绑架、拘留、殴打,面临饥饿,甚至目睹家人在家中被活活烧死。在MSF针对瓦武尼亚镇的流离失所者所做的一项调查中,百分之八十八的人说自己经常感到不安全。 在泰米尔人的难民营里,卡特看到了这种缺乏安全感所带来的后果。“道德价值观彻底崩解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真的发生了。正常来说,在泰米尔人的社区,家庭成员的关系非常稳固,坚定地相互支持,但国内的流离失所者的崩溃是残酷的。许多人沉溺于一种在营地里非常流行的自酿酒,许多人染上了酒瘾,这意味着即使他们能够找到工作,也无法工作,于是家庭以惊人的速度轻松分崩离析。父亲们就这样抛家弃子,与另一个家庭同住,孩子们因此完全失去了稳定的生活。食物供应时有时无,因而一切也就极度不稳定,而这些人过去十到十五年里一直在这样过活。而且,他们身处的环境也很糟,地方小得不得了,一块塑料布就把这家人和那家人隔开,因而根本没有隐私。 “营地里有一所学校,但孩子往往不来上学,家长或其他人也监督不足。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工作人员想帮些忙,其中一大问题是,人们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出现问题,他们还没有尝试解决就一死了之。导致他们自杀或威胁要自杀的问题,在我们看来都非常鸡毛蒜皮,例如:‘我和姑姑吵了一架,所以我要自杀。’” 可能没有其他什么类型的项目比心理健康项目更需要对文化敏感了。MSF的成员承认他们犯过许多错误,尽管他们也自创了一些成功技巧。让卡特感到惊讶的是,MSF在科索沃当地一家广播电台安排的一个接听听众来电的直播节目是如此受欢迎———尽管节目中不得不使用翻译———竟然持续了数周之久。由于广播节目是匿名参加的,民众可以毫无顾忌地询问困扰自己的性功能障碍问题———这是一种压力造成的常见症状。这样的节目还有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听见心理学家解答的人数,远多于MSF希望能面对面提供咨询的人数。 卡特还记得,在克什米尔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她的团队想要把提供性虐待心理咨询的男女咨询员放在一道培训时,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最后,他们同意依性别分组,不过到头来变成了卡特要和十五到二十名男性共处一室,而她是房间里唯一的女性。像很多危机地区常见的状况一样,那些受训者本身几乎都是受害者。“你甚至不能直视他们的脸———我在培训中没和他们做眼神交流,房间里一片寂静。然后,一名男子开始极其吞吞吐吐地说起自己受过的折磨和虐待,接着是另一个人,然后换下一个。在他们选择分享自身经历的那两个小时里,气氛难以置信的沉重,若是有女性在场,就不会这样了。”MSF的心理学家即使有机会直接给病人提供咨询时,也不一定总会像外科医生取出一颗子弹或治愈一个患有疟疾的婴儿时那样有志得意满之感。对于受创伤者,没有快速疗法。“做这种工作,你会和这些人变得很亲近,你没办法在离开他们返回家乡后,从此不再挂念他们。”卡特说,“每次我都发誓不要投入个人情感,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但结果我从来都办不到。” 后勤人员：无名英雄 彼得?劳伯在进MSF之前是地球物理学家,还做过得克萨斯州的消防队长,他将后勤人员的角色描述为:“什么都做,好让医生能单纯地当医生。” 在一次任务期间,MSF的后勤人员可能要监督新诊所的建设、安装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卫星信号接收器、整修团队的生活区、替出了故障的越野车找零件、雇用当地工匠、为驻外人员订机票、找到滞留在海关的运抵物资。 这一长串的责任意味着MSF的后勤人员来自各种背景: 有机械师、船长、建筑工人、种树人、旅游业者。优秀的后勤人员对很多事情都略知一二,尽管不全是技术行家,但他们必须思维敏捷,足智多谋,能够随机应变解决困难,迅速适应不熟悉的环境。 大卫?克罗夫特在谈起他在坎大哈的任务时这样说道:“你所做的都是在为医疗团队提供支持,比如行政管理,比如换掉烧断的保险丝,然后突然发现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你这才意识到自己单子上列的那一长串要完成的工作还碰都没碰。”克罗夫特在跟随MSF前往阿富汗之前,在桑给巴尔当过潜水教练,在肯尼亚经营过一个游猎营地,在非洲做过陆路旅游的向导。 尽管克罗夫特经常觉得自己没取得多少成就,但MSF的后勤管理在援助圈是数一数二的,这多亏了该组织的财力充足和三十年的经验。护士莲恩?奥尔森说,后勤管理是让MSF在救援现场表现突出的原因之一。 “当发生紧急状况时,MSF可以在几天内连人带设备一起进驻现场,他们不需要申请经费,也不必到处去弄补给和物资。他们似乎随时一清二楚他们需要什么人、什么东西以及何时需要。在我参与过的每个项目中,如果我说还需要一个司机、一辆车、一个护士,或者需要翻新这个地方———不论我需要什么,我都会得到。在塞拉利昂,我需要在十天内建一间诊所,他们就在十天内从无到有地盖出了一间诊所,从栅栏、围墙、建筑物、水井、厕所到清洁人员、护理人员,一应倶全。” 为了在紧急状况下快速行动,MSF采用了事先打包好的医药包,它们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迅速从仓库运送到世界任何地方。MSF的两个后勤中心分别位于波尔多附近和比利时北部,它们也向其他援助机构提供这种装备。 例如,在应付地震时,一个小组可能会订购几套救灾包,每一包都有医疗用品,可以在一个没有医生的医疗诊所治疗一千名轻伤者。如果一个难民营爆发霍乱,一个标准版的霍乱包就包含了能治疗六百二十五名病人所需的一切: 口服电解质补充液、静脉注射液、消毒剂、水氯化用品,甚至有钢笔、铅笔和信纸。为了便于安排空运,目录中会列出这种医药包的体积与重量———比如救灾包重六百磅、霍乱包重一万三千多磅———还会列出所有需要冷藏或用特殊方式存放的药物。除了这些医药包之外,还有事先打包好的通讯包(如无线电和话机)、水与卫生用品包,以及各种个人用品的目录,从喷墨打印机到厕所蹲板,什么都有。 不过,就算是供应最充足的后勤人员也无法预见所有的问题,就像劳伯在苏联时代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家医院安装冷藏系统时所领悟到的那样。当时,MSF正在该地区开展一项药物分发计划,劳伯需要建一个冷链,确保疫苗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在适当的温度下。“因为当地每天只供电一两个小时,我弄了一条专用电线,从军方那边接到我们打算开始推动预防接种的诊所。即使如此,电压也可能在八十伏特到三百伏特之间波动,天天不同;而我拿不出一个好到能让冰箱不被烧坏的稳压器,所以我买了一箱香槟送给军事指挥官,于是他给我的冷库接了一条专用电线,所有的冰箱都放进去了,那些能够记录温度变化的电子装置也用上了。我很满意,我们便把疫苗放进去了。第二天我回去查看时,发现疫苗全堆在地上,冰箱里放的是几瓶伏特加、芬达橘子汽水和一颗羊头,都是医院院长的。疫苗已经变质。你能怎么办?” 若说MSF的内部有无名英雄,那一定非水卫设施和卫生保健专家莫属。当媒体的焦点集中在医生与护士身上时,没有人赞美水泵和水井,没有电视特写拍摄尖锐物品处理容器,也没人把玫瑰花瓣撒在清空厕所的水肥车行经的路上。但在腹泻疾病跃升为主要死因的地区,或经由蚊子传播的疟疾肆虐的地区,水卫人员也在救人性命。 水卫人员要确保他们支援的诊所和医院有充足的水供应,废弃物得到安全的处理,感染控制措施妥善施行。他们设计了隔离病房,确保房通风良好,并检查人员能否以最小的风险通过那里。他们的工作也可能带有流行病学的成分: 比如他们追踪霍乱爆发的源头或蚊子的繁殖模式。 沃克在英格兰接受了专业教育,原本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在业界工作了几年,但在坦桑尼亚的一次志愿者工作经历让她明白了,自己所受的英式训练在非洲“几乎毫无用处”。她回国攻读了硕士学位,专攻发展中国家的水技术。 沃克后来在卢旺达为一个类似的项目担任协调,将泉水输送到MSF的医疗中心,沿途每隔一段距离便装些水龙头供社区使用。“你不能只供给医院,否则民众会来挖你的水管。”她在苏丹工作时,MSF用飞机载着五吨重的钻探设备到处飞,每隔一百码就凿一个孔,抽出地下水给民众。在这些案例下,流到水龙头或手动泵的水都是纯净的,但在装入未清洗的水桶或肮脏的油罐时仍有可能受污染,所以水卫人员会在水源里添加余氯,即使水离开了源头,余氯仍能发挥作用。 二○○○年,非洲的大湖地区爆发了一次疟疾后,沃克协助发起了一项完全不同类型的水卫项目,它与饮用水完全无关。MSF锁定了一些高海拔的布隆迪村庄,这些地方的海拔接近按蚊能够存活的上限。当地农民开始种植包括水稻在内的新作物时,疟疾病例数量会急遽增加。“稻田为蚊子提供了绝佳的繁殖地,因此在布隆迪和其他地方———如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的高地,蚊子能设法在超出它们所适应的海拔高度的地方找到立足点。”这些蚊子将疟疾带到了不常出现这种疾病的区域,甚至连成人也开始死亡,因为他们少有甚至根本没有免疫力。沃克协助启动的项目名为“病媒控制”,是要用残留杀虫剂处理与按蚊繁殖地相邻的房舍。“希望这能成为一道屏障,隔开上方住宅。蚊子飞不了那么远,飞得到的蚊子也会在中途被杀死。我们为一万三千户人家解决了问题,这才占大约一成,而我们希望能在这个省产生更大的影响———通过设置这样的屏障,你保护了其他所有人。” （书摘有删节，完整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 \\\\\\\\\\\\\\\\\\\\\\\\\\\\\\\"【编辑推荐】：◎《地狱里的希望》是本非常感人的书。◎它所描述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让人看到了一个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残酷现实世界。◎《地狱里的希望》不宣扬投身公益的浪漫，而是展现现实的残酷。◎我们不确定大声疾呼是否总能救人，但我们知道沉默绝对可以杀人。——MSF欧宾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