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苍坡以及楠溪江畔的其他村落/江南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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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生活作为早期文人的一种 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 体现，是古代士人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一些士子人在官场，看到 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 的愤世嫉俗之慨叹，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少文人雅士避红尘，脱世 俗，遨游名山大川，寄情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由于 工商业者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 ，种几亩薄田。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躬耕是极少的，他 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这样的耕读 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然而，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塑 造出·种文人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质朴无华的气质 与情操，在楠溪江青山秀水间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园野趣的 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 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 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 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 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 ，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美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 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时赋予耕读文 化新的内涵，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出现了。 楠溪江流域有谢灵运、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启蒙于前，有张九成、王十朋 等历代文人化成于后，旧、新两种耕读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 一个村落。“读可荣身，耕以致富”成为楠溪江历代居民们所追求与向往的 生活。每个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训”、“族谱”里明确规定，子弟务必读书 。芙蓉村((陈氏宗谱》说：“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 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 流，玷坏家声……”《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这种耕读社会传统，迄今仍盛传 不衰，芙蓉村内“姓族繁兴，风气淳美，人尚礼教，家重师儒，弦诵之声， 遍于阊里”。鹤阳村《谢氏宗谱‘家训》里说，要“以耕读为业”。《谢氏 宗谱·族规》中就耕读一条写道：“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闲，自 弃取辱，少壮荡废，老朽莫及。”坦下村《陈氏宗谱·家训》(康熙本)则说 ：“耕以务本，读以明教。”云岭《潘氏宗谱·家训》说得更为明白详尽： “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 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纷纷兴学。两宋时代，理学盛 行，而理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设立书院收徒讲学授课，我国一些著名的书院 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便是在这段时间兴起的。南 宋时，私人书院开始盛行。书院一方面可以讲学传播学术、研究学术、交流 学术，另一方面则是供人潜心学习，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南宋龙图阁大学士王十朋在《送叶秀才序》中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 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白此途出”，可见当时楠 溪江中上游渠口一带耕读文化的空前盛况。楠溪江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 一是聘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产，资助家境贫 寒子弟读书入学。岩头村《金氏宗谱·家规》说得很明确：“每岁延敦厚博 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子弟有质士堪 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规定， 凡进县、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中试以后，祭祖和各 方打点等开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一直到解放前 夕，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还是用宗族祠产或公有学田收入来交学费。 P.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