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变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韩］张铉根：韩国龙仁大学AI融合学院院长，韩国政治思想学会前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研究东西方政治思想的会通问题。曾获韩国政治学会名著奖、乐天奖学财团翻译奖。主要著作有《圣王：东方领导的原型》《中国思想之根》《孟子：反对利益的经世家》《荀子：以礼匡世》等，发表中文、韩文、英文学术论文80余篇。 译者简介 叶梦怡，中山大学韩语系学士、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延世大学历史系车惠媛教授。翻译有朴敬石《韩国的“朝鲜海关”研究述评——以朝鲜海关的对外依存性为中心》等学术著述。

内容简介

第一章 观念史研究与“政治”的概念 超越思想史，迈向观念史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历史悠久。到了近代，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强化王权实现社会安定。他们推崇的儒家理想道义，交织着对专制王权的怀疑与反省。他们的研究方法也主要采用学案式，即以分学派介绍起源与学说的方式来撰写传记。 在中国，跳出以上窠臼，自主开展近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要到 1920 年以后。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延续着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改革趋向，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新的尝试。儒学既是他们学习的基础，又是他们学习的环境，因此研究方法仍未摆脱传统人文主义与文、史、哲一体的整合型框架模式。这仅从梁启超 1922 年所著的 《先秦政治思想史》初稿题目定为 “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这一点来看，便可见一斑。这些人所撰写的文章扎根于中国传统思想，又吸纳着西方政治思想。 百余年过去，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在质与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引进西方方法论来书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倾向逐渐成为主流。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唯物论者吕振羽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于 1937 年出版，萧公权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于 1945 年出版。紧接着，陈启天 《中国政治哲学概论》(1946 ）、徐大同等北京大学教授们编著的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81 ）、刘泽华先生的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1987 ）与 《中国政治思想史》（1996 ）等大量著作相继问世。 上述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成果中，虽不乏观念史 (the history of idea ）领域的研究，但绝大部分还是属于思想史 （intellectualhistoＧry）。思想史主要站在通史立场上，探讨思想经验的持续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时至今日，历时性 (diachronic）思想史在韩国仍占据着主流地位。然而，考虑到只有与共时性 (synchronic）思想史撰述同时作用，才能揭开思想的真面目，因而 “观念史”研究可谓迫在眉睫。 即使是为了主体性的东方政治思想的确立，韩国也有必要以中国的政治和思想经验为基础，完成 “中国政治思想”相关的著述。为此， “洞察”中国人的政治语言及思维，通过这一洞察 “发掘”中国悠长历史上的政治经验，为接近融合了东西方思想的共同真理而进行 “比较”，通过 “洞察” “发掘” “比较”来重新创造等，这些工作必不可少。 观念史、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虽有重叠的部分，但也拥有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针对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观念史研究在确立政治思想的共同意义方面成果巨大，使得所需的 “洞察” “发掘”“比较”成为可能。譬如，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论作为中国政治思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足足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以往思想史与哲学史方法论往往纯粹叙述董仲舒的主张或其在心态史 (history of mentality）中的脉络，但若跳出这个框架，详细比较 “天人”观念的形成与变迁、天人哲学蕴含的逻辑结构与发展过程等，则其文化史意义显然会更加鲜明。 同样，西方学界开始注重思想体系内部观念之间的构成关系，尝试采用内在研究方法来厘清 “单位观念” （Unit idea ）与 “观念群”(Ideas complex ）的变化，时间并不长。阿瑟 O．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 ， 1873—1962）倡导的 “观念史”研究正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代表。 1940 年，他与其追随者们创办了 《观念史研究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观念史虽未能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念史研究来审视特定的思想或者思想家们的基本假设与其辩证动机，发掘思想的大原则及其形成的相关社会性观念对政治思想的历史性影响。观念史研究重视思想的内在结构与逻辑变化，因此容易受到批评，被指无视社会关系实况与时代性条件。然而，就像语言或派生概念一样，无论哪种观念都无法完全摆脱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的限制，反而应被视为形成于该背景与条件之中。因此，无论有意无意，对观念的变迁而言，所谓重视思想史变迁的内部逻辑，这一说法本身便带有自主性。 一直以来，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为人熟知的往往是由汉代学者“粗略”划分的儒、墨、道、法等几类，后世学界的研究重点也往往聚焦于寻找它们之间的差异点。然而，通过探索观念的变迁，基于 “差异与区别”的认识可以转变为基于 “同质性与统合性”的认识。 譬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古人对人心与周边环境关系的探索。庄子的政治思想强调心的自主性，假定了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状态，这与观念史研究颇为契合。《庄子?应帝王》篇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伟大的人心思就像一面镜子，既不迎合也不留恋，应合事物而又不有所隐藏，所以能超脱世俗而不受伤害。反之，荀子的政治思想虽强调了心的自主性，却假定了人心会深受外界的影响。这点必须通过思想史研究才更能凸显。《荀子?解蔽》篇说:“人何以知道? 曰: ‘心。’ ‘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如何知 “道”呢? 因心可知。心如何知 “道”呢? 靠虚心、专心、静心的状态得以实现。为什么会需要虚心、专心、静心的状态呢? 因为心会藏物、会顾盼、会动摇。 事实上，正是对于心的这些见解，构成了重视思想与行为，或者说思想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想史研究的前提。这两种倾向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把心的自主性放在核心位置来思考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在这一点上，观念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形成了协调补充。 倘若以融会贯通的视角同时对庄子的 “心”与荀子的 “心”进行观察，那么理解 “心”所蕴含的中国政治思想的特征与普遍性，便要容易许多。有鉴于此，本书一改基于各学派差异展开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惯常框架，选择以融会贯通为基础展开的研究框架。 观念史、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虽有重叠的部分，但也拥有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传统中国在确立政治思想的意义方面成果巨大，这使得与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紧密关联的观念史研究所需的洞察、发掘、比较，成为可能。观念史虽未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念史研究来审视特定的思想或者思想家的基本假设及其辩证动机，从而发掘思想的大原则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社会观念对政治思想的历史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