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编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精品教材·通识课系列）

作者简介

程玖，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副教授、教务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华传统文化、职业教育教学管理。近年来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20多篇学术论文。主编参编多部教材。程时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国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家训文化及家庭教育。主编《国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等教材7本，获广东省教学成果奖2项、国家教学成果1项、全国文化素质教指委教学成果1项。李越恒，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广州市优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与职业》等刊物发表论文44篇，出版教材4部，主持和主要参与各级课题二十余项。

内容简介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文化悠远浩博，源远流长，从孕育发生到恢弘壮大，经历了漫长曲折、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既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不断积累、发展和日渐丰富的历程，也是人类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先秦时代：中国文化的孕育期
先秦时代历史文化包括原始文化、殷商神本文化、周人维新文化和春秋战国文化阶段。
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先民靠天然或简单加工的石块与弓箭，作为采集果实和狩猎的基本工具。这一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是火的使用。恩格斯把火的发现“看作是人类历史的开端”a。约公元前 7000 年，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男女通婚以及受此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经过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夏朝文化争议颇多，这里不论述。
商部落发祥于山东半岛，起初以游耕农业为主。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商王盘庚迁都，由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因此商朝又称为“殷商”。在长期稳定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便是甲骨文字的出现，它标志着古代中国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受原始思维的影响，殷商尊神重祀，有着强烈的神本文化特色。《礼记·表记》即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殷墟出土的十多万片甲骨，大多是祭祀、占卜的记录，可见殷人宗天尚鬼风气之盛。殷人的神鬼信仰主要是自然神信仰和祖先神信仰。商王既是政治上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此外，商人还频频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表示对鬼神的敬意。殷人的宗教信仰，处于自然宗教的多神信仰阶段，是当时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反映。随着人们实践经验、心智水平和能力的提升，这种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神本文化，逐步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
周曾是偏处渭水以北的黄土高原长期附属于商的部落。经过数百年的经营，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利用商王室的腐败，起兵讨纣，最终战而胜之，建立起周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周朝建立后，对殷商的制度虽有因袭，但多有文化上的“维新”。一方面表现在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度上，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度。这种宗法制度，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兼备政治权利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把家族制度政治化，不仅确定了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对后代集权政治体制的固化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的特征，那么这种特征正是从西周开始形成的。周人的“维新”另一方面表现为“制礼作乐”，即确立礼制及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则超越此义，提升至完整的制度与文化的建构，囊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规范。按周制规定，各级贵族祭祀、朝聘、用兵、婚丧，都要遵循严格的与其等级身份相应的礼节仪式，以体现上下尊卑之别；在内容上，“礼”则包括“亲亲”与“尊尊”。“亲亲”强调家族伦理中父为首的原则，“尊尊”则强调政治伦理中君为首的等级原则。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如礼制、宗法制、分封制等，实质上渗透着强烈而自觉的伦理道德精神。周人的文化维新，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主义、民本思想与忧患意识的致思取向。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公元前 770 年，在西部夷人犬戎的进逼之下，周平王由丰镐（今陕西西安）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其时周天子权威失坠，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裂变，不仅为文化的重组提供了机会，更是催生、助长了士阶层的兴起，使他们从原先所属的贵族阶层中分化出来，转而成为专事于精神文化创作的独立群体；同时由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先世守专职的朝廷文化官员也散落民间，他们凭借知识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一时学派林立、诸子蜂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恢弘局面，“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春秋战国遂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a 此期诸子之学，西汉司马谈曾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诸子之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见证，是中华核心文化的滥觞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实质性发源，对宇宙、社会、人生作了极其深刻的思考，建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二）魏晋六朝：中国文化的成型期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汉·贾谊《过秦论》）的统一大业，中国进入了秦汉统一时代。国家一统，结束了群雄争霸的历史，极大地促进了多元文化的整合，尤其是经过 400 余年的文化建设，形成了全社会强烈的文化认同心理，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同时，中国文化从东、南、北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经由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传播至西亚乃至欧洲，西域和印度文明也得以传入我国。
秦王朝在建立统一帝国之初，通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建立起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出台了一系列以“统一”为原则的文化举措，改变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的局面。这些统一的文化制度的确立，虽然是为了强化专制集权统治，但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方面的共同性，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后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董仲舒针对汉初“儒道互黜”“百家殊方”的情况，坚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提出德、刑并用而以德政为主的统治思想，主张充分发挥“礼乐教化”的作用。他以“六经”为指针，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求到一种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君主政体相吻合的文化形态。其独尊儒术的主张，不仅为汉武帝所接受，更是确立了后世以儒为宗的政治文化模式，被以后两千余年专制体制奉为圭臬，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在“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下，儒学成为汉代文化学术的主流，《诗》《书》《礼》《易》《春秋》被尊为五经，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选官”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靡然风从，形成了专门的传经、注经之学——经学，直到清代，经学一直都占据着官方哲学的地位。
汉末的黄巾军暴动及董卓之乱，使久已摇坠的汉帝国终于土崩瓦解，秦汉 400 余年天下一统的格局宣告结束，一场长达近 400 年的战乱由此展开。先是魏、蜀、吴三分天下，中间西晋虽曾短暂地实现统一，但仅昙花乍现，随着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中国又陷于南北分割状态。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轮替。经久的战乱与割据，打破了秦汉时期政治、思想与经济的一元体制，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也随之崩解。在这种乱世格局中，文化重新呈现多元发展的局面。
魏晋玄学学术文化，与时消长。东汉后期，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名教危机的深化和社会的大动乱，儒家“不周世用”的局限日益凸显；党锢之祸的发生，进一步摇了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日趋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危机，使当时上层的文人逐步摈弃对社会的认同，转而寻求个体的独立与意义，将心灵超越与精神自由作为人生的取向，由此刺激了老庄思想的回归，玄学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作为魏晋时期主流的学术思潮，玄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引发了不同思想派别与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整合。这种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释、道三教的合流，二是胡、汉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三）隋唐五代宋元：中国文化的鼎盛期
隋唐时期，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经济上改造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强化土地国有制，实行租庸调制，进一步解放农民；实行科举制，排抑门阀士族，为广大庶族知识分子提供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唐代文化表现出明朗、高亢、热烈、奔放的时代精神和泱泱大国独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唐代文化的宏大气魄，还突出体现在立足于中华主体文化，以恢宏的胸襟与气度，广泛吸收异族、异域文化。一方面，通过和亲等政策兼容南北，协调民族关系，积极推进胡、汉民族的交往与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贯通中外，广泛汲取外域文化，无论是南亚次大陆的佛学、历法、医学、音乐、美术，还是中亚的音乐、舞蹈，抑或是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奔涌而入，形成五光十色、灿烂辉煌的盛景，以至于当时的长安成为胡
汉、中外文化汇聚、交流的中心，成为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大都市。
唐诗，是唐代文化的旗帜。正是因为唐诗，中国才有了“诗歌的国度”的称号。对于唐人来说，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即收录 2 300 余家的48 000 多首诗，其中既有李白、杜甫这样的“双子星座”，也有王维、王昌龄、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一批诗歌巨匠。除了唐诗以外，唐代在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上，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例如书法，以楷书为代表，先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有“初唐四家”之称。中后期又有颜真卿、柳公权，前者气势雄伟，结体丰伟，开创了书法的新格局；后者遒媚刚健，点画骨鲠，更将唐楷推至极致，像诗坛中的李杜一样，成为书坛一代宗师。诚如苏轼所言：“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书黄子思诗集后》）再如绘画，唐代延续了魏晋以来的绘画传统，仍然以人物画为主。阎立本是初唐重要的人物画家，而盛唐时的吴道子，壮年时既
已驰名京洛，曾创制 300 多幅壁画。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以“莼菜”型富有韵律感的线条，表现人物衣褶起伏转折等复杂结构，尤其是衣带自然而奔放的飘舞效果，人称“吴装”或“吴带当风”，从而获得了“百代画圣”的美誉。除了人物画，更具有文人审美情趣的山水画在唐代也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科，为山水画在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出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等以山水画著称的画家，诗人王维也因为擅长画山水，而得到苏轼“画中有诗”的称赞。壁画也在唐代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据统计，唐窟今存 200 余个，其中又以莫高窟为最，体现了全盛期唐代壁画高度的艺术成就。
由唐到宋，虽然只间隔了短暂的几十年，但在文化性质与精神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迥异于“唐型文化”的“宋型文化”。就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而言，仍然是理学体系的建构。它将传统儒家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经世构想，转化为以内圣为主，修身养性，从而更富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理学主张“立人极”，以圣贤人为理想人格，将成圣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理学是宋代以后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和专制集权体制的思想基础，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市民文化的兴起。随着城市经济不断发展，都市内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不断壮大。据统计，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城市人口规模都达到十万以上。柳永笔下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望海潮·东南形胜》），便是对杭州人烟稠密、富足与繁华的真实描绘。市民阶层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群体，有着自身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文化需求，而都市市井文化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两宋时期，市井文化最直接、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在瓦舍勾栏演出的百戏技艺。“瓦舍”是市民文化固定的演艺场所，又称瓦子，取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的特点，各色艺人自设专供演出的圈子——“勾栏”，竞相献艺。宋代市井文化活动名目繁多，约有百种，从大的方面说，分为说唱、杂技、乐舞、戏剧等类。两宋时期市井文化，较之士人情调和贵族趣味，固然不免俚俗，但因为反映了新的经济生活，充分满足了市民的欣赏趣味和需求，不仅成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而不断发展。
13 世纪，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大军从草原一路打来，金、南宋和西夏王朝逐一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华大地上建立的统一的大元政权。蒙古入主中原，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大幅度汉化，程朱理学甚至在元代一跃而成为官学，深刻影响了明清的思想文化。从国际范围来看，元朝出现中外文化的大交流。由于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一种开放状态，为中亚、西亚各民族文化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的穆斯林，以及基督教、摩尼教徒大规模迁居中国。不仅是中亚、西亚，随着欧亚大陆的沟通，欧洲人也接踵东来。1275 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驻留 17 载。回国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极言东方帝国的繁华、富足，打开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中国从此成为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想。随着来华人数及频次的增加，一些异邦的先进科技，比如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等，也开始传入我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便是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阿拉伯天文学成果而编订的。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与印刷术，分别经由阿拉伯、波斯和埃及传入欧洲。中国的历法、数学、瓷器、茶叶、丝绸、绘画等，也经由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
（四）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转型期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最为严厉的时代。朱元璋开国之初，即废除了 1 000 多年的宰相制度和 700 多年的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建立了高度垄断的专权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奉行空前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导致思想文化界陷入“万马齐喑”的压抑局面中。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正统思想，被置于绝对至尊地位，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乾隆年间，朝廷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检查，凡是“有诋触本朝之语”的明季野史，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的著作中“议论偏谬”者，以及明末朝臣及文人的著作，都在查禁之列，全力剪除危及君主专制体制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中国文化在秦始皇焚书之后，又一次遭遇了巨大的浩劫。严厉的文化专制，不仅限制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自由，滞碍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也严重束缚了学术进步。清代极盛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便与这种文化专制政策的影响密切相关。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出现了具有个性解放意识的人文主义思潮。这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基础是王阳明的心学。王学以“致良知”为核心，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高扬人的主体性，突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否认人为地用外在规范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这种思想冲击了以程朱理学为正宗的统治思想，带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在明代中后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阳明的门生王艮和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极端地放大“心即理”，并从中引申出心灵之“有善无恶”，为放纵自我、追求完全与绝对的自由、自然和自适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使王学带有了标榜“我心即佛心”的禅学色彩。
作为中国封建历史的最后阶段，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总结时期，这种总结首先体现在大型图籍典册的编纂上。明清两代统治者均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文物典籍加以收集、整理，编纂了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等，大型字典《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皇清经解》《皇清续经解》，以及佛藏、道藏等。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收入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多出前代类书五六倍。明清对古代文化的总结，还体现在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上。乾、嘉时期，以戴震、惠栋、钱大昕、段玉裁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受文化专制制度及明末清初学风转变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考据，他们“辨章学术，考竟源流”，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规模宏大而又系统深入的整理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