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

作者简介

蒂莫西？C.W.布莱宁（Timothy C.W. Blanning，1942—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专攻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近代欧洲史，对几个世纪中的绘画、音乐、文学、思想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2016年，荣获英国国家学术院奖章。著有《浪漫主义革命：缔造现代世界的人文运动》《追逐荣耀：1648—1815》《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旧制度下的欧洲（1660—1789）》《弗里德里希大王：开明专制君主与普鲁士强国之路》等十余部作品。

内容简介

呈现型文化和公共领域 支持书中论述的理论框架受到了于尔根?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深刻影响。该书在 1962年以德文首次出版，尽管以德语著作标准来看篇幅不大，却对德语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德国专著无论多么专精、艰涩，几乎没有哪本书不尊敬地引用哈贝马斯的研究——它的确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该书对大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历史研究也有重要启示，然而英美学界由于语言的隔膜未能及时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懂“一点德语”对于阅读哈贝马斯的原著来说远远不够。即使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也很难读懂其中复杂拗口的论述，正应了威克姆 ?斯蒂德的那句名言——“德国人潜得深，出水时却满身泥泞”。］直到 1989年英语译本出版，哈贝马斯才得以征服大西洋两岸。从此，英语世界的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发表大量研究以求弥补错过的时间。1994年，杰里米?波普金指出，“公众舆论的兴起”和“公共领域的成熟”可以充分解释酿成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变化。 虽然译者完成了这项不大讨好的翻译工作并且力求文句清晰，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仍旧是一部艰涩的著作。这里会为读者总结该书的主要论点。哈贝马斯的著作中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这当然并非由于他不是历史学家。在论述对欧洲文化发展的宏观认识时，他主要定义和阐释了他眼中的现代文化病，并指出应当如何纠正。为此他展现、解释了从中世纪到现在文化功能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他为“文化产业”——1944年由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创造——提出了社会历史解释。和他们一样，哈贝马斯也强调文化本质的政治属性。他分析的核心在于所谓“公共”和所谓“私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世纪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概念，因此公共和私人间没有明确界限。那些行使权力的人——国王、贵族、教长——通过具体的方式在公共场合展示自身地位，例如徽章、服饰、手势和修辞。权力由此得到了直接的行使和呈现（即使之显形）：“只要王公和贵族仍然拥有土地而不仅代表土地，他们就能够在人民面前‘呈现’权力，而不是为了人民呈现权力。” 这就是呈现型文化。它局限于行使权力的人，并且假定其他人是完全消极的。呈现型文化在 15世纪法兰西和勃艮第的骑士宫廷文化中达到顶峰，在近代早期转化为巴洛克文化留存下来。不过，这时候的呈现型文化变得更加局限，从城市的街道转移到园林和宫殿的房间里。在一幢资产阶级的房子里，宴会厅也是用来居住的；但在巴洛克式的宫殿，就算是起居室，也被赋予了展示的目的。在法国，卧室既是最私密的房间，也是最重要的房间，国王就算在如厕的时候也不能独自待在卧室，因为“厕夫”还要为国王擦拭。呈现型公共领域中的过度展示并非为了娱乐或放纵；它的目的是在人民面前呈现当权者的权力。因此，国王用餐也难免被公开呈现——民众可以旁观，直到资产阶级将宴饮彻底的私人化。 近代早期，随着封建割据的王朝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国家，贵族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封建时期的贵族在人民面前呈现自己的权力。什么时候贵族是统治者，国王和皇帝只是“同侪之首”，实际上很难说清。然而，当绝对主义将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的时候，贵族在人民面前呈现的就不再是自己的权力，而是统治者的权力。18世纪，上述发展更为迅速、深入，封建权力（王权、教廷和贵族）发生分化，割裂为公共和私人要素。国家财政和私人财产的分离，宫廷和政府机构的分离，官僚制度和专业军队的发展，都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权力机构的客观化。新教和宗教宽容促使宗教转入私人领域，独留教会成为更公共化的机构。中世纪存留下来的三级会议成为议会。如此一来，公共和私人的界限就得到了清晰的划定；社会成为与国家不同的私人领域。 两个彼此相关的变化消解了旧等级：货物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换。它们共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威的无缝网开始出现裂隙，从中产生了明确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国家和公民社会。家庭的发展促进了这一变化：资产阶级将家庭从工作场所分离出来，这 个新生的“亲密空间”倡导爱、自由和教育的新理念。封建公共领域建立在权威之上，由人被动地接受；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核心则是理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定义为私人公开进行理性思考的空间。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弥合了本质上分裂的公民社会和国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不是公共思维，而是公共领域。重要的并非它包含了想法、感受乃至社会组成，而是这些东西正在被积极沟通。沟通的努力创造了“公众”，使之得到个体的简单集合所不具备的凝聚力和权威。也就是说，这一过程里最特殊之处在于公共论证，它是历史上从未有过如今却在展开政治争论的媒介。 哈贝马斯不认为这是瞬间的改变。创造公共领域的是公民，不是直接行使权力的人。他们不是直接获取一部分权力，而是倡导公开的统治原则，以此撼动了现有政权的根基。他们拥有生产的力量，假以时日，他们公共领域的概念将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事实上，在取得政治胜利之前，资产阶级成功实现了公共概念的非政治化。他们的途径是公众可以触及的文化媒介——阅读会、演讲厅、歌剧院、博物馆和音乐会。这些空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中盛行的理性讨论的力量远远超过社会地位或财富的力量。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只是“纯粹的人”，在那里市场和政权的规则不再有效。 侵蚀封建公共领域的经济力量同样促成了这种变化。文化从呈现型事物转化为一种可以被购买的商品，也因此开始工业化。市场上出现更多的文化商品，它们逐步脱离旧有文化资助者（宫廷、教会和贵族）的控制。随着人们更易接触到文化商品，它们也就愈发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正是在 18世纪，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有阅读能力的公众，其中一个标志便是出版商取代贵族资助者成为代理人。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变化在音乐领域尤为显著。 18世纪末之前，所有音乐都与呈现型的公众需求相关，同时只具备三个功能：呈现权力、传播基督教、娱乐贵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将音乐变为商品，有消费力的人可以消费音乐，作曲家和演奏者因此从呈现型文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正是从资产阶级文化公共领域所创造的习惯和公共制度中，人们逐渐发展出了政治批评。在 1700年左右，政治批评首次出现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那时候，多种力量为了影响政治决策，开始借助公共讨论来合法化自身的要求。作为这种发展的一部分，旧有等级的呈现经历了痛苦、缓慢、长达一个世纪的变化，最终成为现代议会。 17世纪 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个决定性的变化：英格兰银行建立，审查出版物的《授权法案》在 1695年失效以及首个一党内阁成立（也就是 1695—1698年的辉格党内阁）。哈利是第一位认识到这种新情况潜力的政治家，紧随其后的是沃波尔和博林布鲁克，他们都想利用新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欧洲大陆也出现了文化公共领域，但是在资本生产力达到 1688年后英国的同等水平之前，它并没有发展到政治范畴。到了 18世纪中期，法国的公众舆论也变得政治化。然而，尽管有内克尔发表《致国王财政报告书》这样的重要事件，公众舆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有了制度化的力量，那时公共领域已经成为核心问题。在法国之后蹒跚而来的是德语地区。在那里，绝对主义维持着社会等级之间的藩篱，尤其是分割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不可逾越的高墙。同时，资产阶级也一直小心和平民保持着距离。因此，与法国相比，德意志的理性公共话语局限在中产阶级的私人聚会里。哈贝马斯选取 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读书会作为支持论述的主要材料。 在此之后，哈贝马斯的论述就偏离了本书的范围，但是为了申明此前论述的目的，这里也许需要简要介绍他的结论。哈贝马斯认为， 18世纪出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虚假的黎明。正如黑格尔很快发现的，广泛公共领域的概念不过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它是特定、主观和偶然的，只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此后的发展也体现出这一点——文化从理性讨论堕落为盲目消费。随之而来的还有公众舆论变为公众舆论研究；原先人们用“公共”一词来形容政治决策的公共属性，现在则用它来指称商品广告；公共领域萎缩成公共关系。也就是说，大众的文化解放是一场可怕的失败。大众文化成为被操控的文化，接受者降格为被动的消费者，文化产业不过是为了支持现状。 这只是宏观的论述。安东尼 ?吉登斯评论道，哈贝马斯想成为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理解世界来改变它。在 20世纪 60年代的德国，特别是 1968年的动荡之后，他的分析和纲领赢得左派的广泛支持。可是虚假的黎明带来的并非市场的落败，而是它的全球性胜利。因此，与其说哈贝马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他是卡珊德拉。渐渐地，他的理论框架和历史依据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尤其认为以“资产阶级”形容新生的公共领域是不够充分的。德语原词“ bürgerlich”是出名的模糊和难以定义，可以理解为“公民”（比如在“公民社会”中的用法）、“家庭”（比如在《萨拉?萨姆逊：一部家庭悲剧》中的用法）甚至“市民”（比如在“纽伦堡市民”中的用法）以及“资产阶级”。在词汇的译法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否根植于阶级身份。本书将指出， 18世纪发展出的公共领域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大量神职人员和贵族也参与其中。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公共领域更像是诺亚方舟而非商船。任何想在这个全新的象征空间当中发展的人必须接受其精英政治的本质。神职人员是受到制度和观念束缚最深的人，但第三等级未必比第二等级更愿意改变。贵族长期以来具有流动性和学识，因此更能应对文化改变，市民则在转化为资产阶级时面临最大的困难。随着受害者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顽固的贵族们仍旧占据着历史列车的显要位置，不过市民和保守农民的数目还是远远超过他们。 上述的保留也适用于意识形态的层面。公共领域涵盖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包括了不同的政治意识。它不是某种议题，而是能够表达多种观点的空间，其中也包含了支持现状的论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它必须表达反叛的观点： 众人发展成公众，臣民发展成［理性思考］的主体，从由上至下的法规接收者变为统治权威的对手……在我们的德语中，［理性思考］这个词无疑保留了有细微差别的两个方面：动用理性和吹毛求疵……由于公共领域使用公开的原则来对抗现有权威，政治公共领域起到的客观作用最终会与文学公共领域的自我解释达成统一。 我们将会看到，在欧洲某些地区的某些时候——特别是 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公共领域和政权处于一种敌对关系。可是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候，公共领域和国家保持了一种友善、支持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公共领域是国家的创造和延伸。公共领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当然包括商品和信息日益迅速的交换。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力量，最关键的三点在于推动教育改革、扩张官僚系统、实行世俗化。在影响深远的研究自发组织的论文中，托马斯 ?尼佩代指出，个体化是现代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艺术和科学从等级化社会预设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触及所有人（至少原则上如此）。教会不再垄断生死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每个人都有权参与讨论（至少原则上如此）。在这个过程里文化成为平民的普遍兴趣，他们也能够参与此前只被少数人理解的活动。简单说来，公众形成了。正如尼佩代所言，加速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正是国家，采取的手段包括通过普及无差别公民的概念来推进个人主义、引入法律平等观念及废除行会制度等。 对于哈贝马斯理论的第三点保留意见在于时序。他认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首先在文化批评领域发声，随后才进入政治： 在公共权威对公共领域的控制受到挑战，并且最终因私人对政治问题的理性批判而被推翻之前，早有一个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在其保护之下形成，那就是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前身——文学公共领域。它为此时仍旧封闭的批判性公共反思提供了训练场。 这的确有可能，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象初生的公众首先会攻击软弱的目标，比如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然后再转移到更加困难的政治世界。但是反过来或许也可以成立。政治的公共辩论在 17世纪 40—50年代的英格兰就已经勃发，远远早于文化领域发展出同等规模的讨论。同样地， 1648—1653年法国的投石党之乱也引发广泛的政治论战，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文化领域才有类似程度的“古今之争”。德意志人或许是个例外，他们一直偏爱文化胜过政治；不过近来的研究也以可信清晰的论据表明，哈贝马斯对其错判了。普通德意志人对政治的阅读和讨论比之前的认识早了至少一个世纪。卡斯帕 ?施蒂勒在 1695年《报纸的消遣和功用》一书中指出： 仆人、马夫、杂工、园丁和门房坐在一起，谈论报纸上的新闻……他们自诩比市镇长官还要厉害，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家事务……令人吃惊的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报纸发行当天涌入邮局的大量人群，那情形简直比发放救济的时候还要热闹。 对哈贝马斯的著作还有其他批评——比如，他对 18世纪的公共话语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平民公共领域”；还有他的模型来源于德意志，并不适用于英国；此外，他在国家和社会间划出了过分清晰的界限，等等。不过在所有条件都符合要求的时候，哈贝马斯理论大厦的主要支柱依旧屹立不倒。正如玛格丽特 ?雅各布所言：“并非每个人都能全盘接受哈贝马斯的理论，但是他值得因第一个提出观点而获得尊重。 ”本书试图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坚持的“资产阶级”属性之外，公共领域还有各自宣称的对立立场问题、时序问题，这些依旧提供了如何看待旧制度政治文化的启发性视角。 从人到概念：“国王已死，国家万岁！” 新教教士皮埃尔?朱里厄在 1691年发表的小册子《枷锁下的法兰西之叹》中苦涩地写道：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只谈论国家利益、国家需求、维护国家。但是今天，这样讲话无异于犯了叛国罪。国王已经取代了国家……国王就是一切，国家却不再重要……国王就是偶像，所有的省份（无论哪里）、市镇、财政——一切的一切——都为他献祭了。 其中包括朱里厄自己。他接着说，他与二十万拥有共同信仰的人被迫离开法国，成为路易十四天主教狂热政策的牺牲品。他或许可以用路易十四最著名的言论“朕即国家”来总结国王对国家权力的篡夺。没什么比这则绝对主义的概括言论更能表明政治神话的力量。重要的并不是路易十四是否的确说过“朕即国 家”，也不是这句话是否可以精确代表他的政治原则。在为教导大儿子而写的《回忆录》里，路易十四清晰地指出，他从没有自视为领土的绝对主人。相反，他强调自己不过是“公共财产的托管人”，像一个“明智的管家”那样管理国家。在 1679年的《对国王职责的反思》（Sur le métier du roi）中，他甚至更加明确地指出国家的至高诉求：“国家利益必须是第一位的……当人们关注国家的时候，也等同于是在为自身服务。国家的福祉保证了个人的荣光。一个使国家变得富足、显赫、强大的统治者，也增添了自己的荣光。 ”此外，即使是完美、无懈可击的法兰西君主，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他的权力受制于上帝、自然正义的法则以及国土的“基本律法”。法兰西君主或许是绝对主的，但绝不是专制主义的。 从理论上来说，法国国王或许不是专制主义的，但事实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当路易十四光荣地击败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君主，从尼德兰、阿尔萨斯、弗朗什 —孔泰收割财富的时候，人们也许能够相信国家利益的确处于第一位。但当他为了把孙子推上西班牙王位，开始一场历时漫长、耗费巨大而且不甚光彩的战争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就是波旁王朝而不是法国。至于在法国国内，他则在 1673年宣布高等法院必须在敕令注册后才能进谏、在 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在 1714年宣布私生子有权继承王位——这些时候他就把自己摆在了法律之上。更重要的是，他在凡尔赛宫极力推行国王崇拜，这是本书第一章的内容。此前国家主权从未如此系于一人，因此没有人意识到国家这样的普遍概念已经失落了。因此，“朕即国家”是将路易十四提升到所有人之上的文化体系的完美箴言。由于这个原因，朱里厄的指责也成立。 1713年，朱里厄在流亡中去世。那时候，路易十四式的王权不只为法国，也为整个欧洲定了调子。用伏尔泰的话来说（他在路易十四驾崩时刚满十九岁），路易十四时代是“世界上最启蒙的时代”，其间“发生了普遍的革命，波及我们的文化、思想、习俗乃至政府，这是国家荣光的永恒象征”。不过，在写 下这番话的 1738年，“历史的狡计”（黑格尔语）已经表明系于路易十四一人的国家并不稳固。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路易十四一心追求之物必有人极力反对。人们很快发现，他缔造的绝对君主制只是通往现代国家的一个阶段。太阳王去世五十年以后，皮埃尔?朱里厄的观察几乎被韦里神父完全逆转了：“我年轻时习以为常的‘服务国王’已经不挂在法国人的口中了……我们敢用‘服务国家’取代‘服务国王’吗？前一个词语在路易十四时代被人当作一种亵渎。” 对于路易十四胜利本质的误解也许会遮蔽这种胜利的短暂性。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似乎完全靠自己取得胜利，但是我们带着后见之明就可以看出，他只是一种更为强大和非个人力量的工具。这种力量即国家的概念。尽管“国家”这个词语能够追溯到希腊时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却是一种相对晚近的概念。它的产生也许是为了回应欧洲经济的扩张及商品化对传统社会关系造成的压力。这当然是佩里 ?安德森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的看法。他认为绝对君主制国家是“受到威胁的贵族创造的全新政治外壳……其不变的政治目的是压迫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劳苦大众”。这种看法的魅力在于简明，但是却与绝对君主制极力削减贵族权力的事实相悖。昆廷 ?斯金纳在经典著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做过更有说服力的论述。他指出，现代国家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是在 13世纪末到 16世纪末缓慢成形的： 决定性的转折来自观念的变化——从“维护他的国家”（仅仅维护他自身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变为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律和宪政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统治者有义务维持这种秩序。这个转变的后果是，国家而非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视作政府的基石。这也使得人们能够以更明确的现代术语定义国家的概念——领土内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来源，国民效忠的唯一对象。 在三个世纪里形成了三条重要公理：第一，政治逐渐被视为独立于神学的领域；第二，政体的至高权威逐渐独立于国际组织，比如罗马教廷或神圣罗马帝国；第三，国家垄断着领土内的立法和人民的忠诚。这个漫长的过程曾经从宗教改革中得到强大的推动力，部分原因在于马丁 ?路德反抗罗马天主教廷导致了管辖真空，必须提升世俗事务中世俗权威的力量来填补这一真空。保罗的训诫因此成为圣经中最广为流传的文本：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罗马书》13：1–3） 这些经文衍生出对政治抵抗权利的彻底否决。这种否决后来又因宗教分歧引发的多年激烈内战而更具说服力。让 ?博丹在 1576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发表了《国家六论》，从国家的概念中推演出不得抵抗和绝对主权的双重原则。不过还需要更多年数的动乱，比如 1648—1653年的投石党之乱，才能将理论化为现实。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路易十四原本只是一个工具。几乎在同一时间，即查理一世死后两年的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进一步发展了博丹的主权理论。虽然身为保王派，霍布斯却强调，国民效忠的并非行使主权的个人，而是国家内在的主权。的确，霍布斯在完成《利维坦》不久以后就结束了法国的流亡生涯返回英格兰，与弑君的政权握手言和。 霍布斯在漫长的一生里不断受到激烈的批评和诽谤，但未来却印证着他在《论政体》中的权威论述。到 18世纪时新词汇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国家”稳稳地成为整个欧洲“政治论述的主导名词”。同时国家的事项还在扩大。随着权力的集中，传统的中间团体逐步失去实权，它们的财产遭到没收，职责被重新分配给中央权威。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像新教国家一样打压修道院，但那些多中心国家的存续时间是不甚长久的。贵族附庸体系、外省、市政府、交易公司、行会、大学还有最重要的教会都被利维坦无情的行进推到一旁。哪怕由虔诚的君主统治的天主教国家也未能幸免。比如，哈布斯堡君主国在玛丽亚 ?特蕾莎统治期间推行教育改革，核心便是使教育脱离教会，成为国家的责任：“教育现在是政治事务，也必须永远如此。 ”这里没有必要指出独立在哈布斯堡国家之外继续提供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组织，因为“一旦思想经历了变革，现实便难以维持”（黑格尔语）。同样的回答也适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其他地区现实中的例外情况。 这不仅是填补真空的问题。中央的决策者开始对国家的作用形成更积极的认识。仅限于解决宗教纷争和过强势力的国内政策不再满足需求。用马克 ?雷夫的话来说： “17世纪，立法以加速之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的不仅是恢复原状、修正错误和瑕疵，还要创造新环境、带来改变、引发革新。”这是更广泛思想变革的一部分，因此还是能够被称作“科学革命”。现在或许没有人相信亚历山大?蒲柏的话——“自然与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暗里，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被照亮”，可是在 16世纪和 17世纪， 欧洲受教育阶层的思想明显发生了根本改变，更加倾向于世俗理性主义。一旦人们接受地球和宇宙受限于同一套自然法则，数学和经验构成的科学方法能够描述该法则，那么政府就有办法多多关心如何改善这个世界的状况。相信人并非沾染原罪的无望生命而是环境产物，同样推进了行动主义。 伴随国家概念的发展，最明显的败者是中世纪兴盛的团体，而主要的赢家就是统治者。正如我们所见，凡尔赛宫绝对君主制的神化将路易十四提升到凡人之上唯他一人的地步。可是，国家可否是我（或者他）？抽象化的概念能否与个人结合？这种结合物是否会像骡子一样无法衍育？为了理解路易十四创造物的核心矛盾，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来自马克斯 ?韦伯。他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三种分类很有启发性。为了回答“为什么人们会服从？”的问题，他找到了三种内在原因：“传统型”权威，来自存续了很久的权力（韦伯诗意地解释为“永恒的昨日的权威”）；“法理型”权威，来自“对基于理性规则的法律法规和专业职能的效力认可”；“魅力型”权威，来自对上帝给予领袖或先知超人能力的认可。 尽管从未读过韦伯的论著，事实上路易十四的宣传者已将他们的崇拜对象与三种权威力量结合起来，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他宣称自己是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第一位国王克洛维一世的后代。他恢复了王国秩序，麾下的科尔贝改革了政府机构，这些确立了他作为立法者和理性管理者的地位。最紧要的是，他的军事胜利和凡尔赛宫的仪式将他塑造成有史以来最具魅力的国王，唯有查理大帝可与之比肩。不过，以上每一种权威来源都有瑕疵。正如我们所见，没人怀疑他是法兰西合法的国王，但是即使考虑到所有古代谱系，波旁家族直到 1589年才第一次统治这个国家。同时，绝对权威的确立牺牲了许多传统制度，尤其是贵族、省三级会议和高等法院。人们深入研究也会发现他法律权威里的严重瑕疵。路易十四给予私生子继承权的时候，圣西门公爵批评他“犯下大逆罪”。他算是少有的直言不讳之人，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认为“绝对主义”就是“专制主义”。到了 1715年，“基于理性规则的专业职能”也不太明显了。 17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尔贝的改革长期受制于战争巨大需求的压力。更要命的是，财政压力令科尔贝肃清政府贪污的计划流产。 1688年开始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迫使政府出售大量职位，旧制度再也没能摆脱这一弊病。 不过，最脆弱的权威还是路易十四的魅力。他的确很迷人。尽管没有直接使用这个词语，但圣西门公爵描述国王仪态、举止、音调的威严时的确感觉如此。另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在这片领土上，没有人能够拥有更优雅的仪态、更高贵的容貌、更自信的举止。如果将国王戏剧化的行进方式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一定会显得滑稽不堪。 ”在路易十四全盛时期，这项特殊才能起到了很大作用。对这一特质最精美的描绘也许来自皮埃尔 ?米尼亚尔在 1672年创作的《路易十四在马斯特里赫特》。路易十四身着罗马皇帝的服饰，身下的战马扬起前蹄，他毫不费力地控制马匹，散发出军事胜利带来的帝王自信。画面背景中有在他马下惨败的荷兰人，他则头戴胜利的花环。二十九年后，亚森特 ?里戈又绘制了一幅更有名的肖像。六十三岁的国王身披貂袍站在王座前，背景是帷幕和王权标志。国王不苟言笑，傲慢地直视观众。他摆出芭蕾舞的姿势，极好展示了里戈慷慨赋予他的年轻双腿，红色高跟鞋拉长了腿的比例。然而，他的脸已经是一张老人的脸，提前进入衰老期，眼窝深陷，下颌浮肿，下唇的松弛暗示牙齿已经没有了。 仰仗魅力的英雄最好早早去世，尤其是那些以年富力强吸引民众的人物。就身后的名声来说，亚历山大大帝在三十二岁离世也许是幸运的。我们也将在腓特烈大帝的例子中看到魅力可以抵抗衰老，但是必须加上极多的智慧和运气。路易十四不具备足够的智慧或是运气，在执政的最后二十多年不断受到厄运侵袭。当然，有好时候也有坏时候，有回升也有跌落，但整体趋势是下降——包括人口、经济、财政、政治和军事方面。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败给奥地利和英国的一系列战役使得凡尔赛宫标榜的胜利话语显得空洞、过时。国内的情况也令人担忧： 1693—1694年只出生了不足往年一半的婴儿，因此人口锐减； 1700—1701年致命的瘟疫及 1709—1710年极端寒冷的冬天都属于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 这样的困顿和失败自然会孕育出反抗。投石党叛乱带给路易十四的回忆过于黯淡，因此他竭力维持着与绝对君主制的蜜月期。即使类似詹森派和胡格诺派的反对群体，也在 17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条件接受了绝对主义。只有到 1685年废除《南特赦令》和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才出现了批判的声音。它们当然是不和谐的音符。以圣西门公爵为代表的人回望那个被黎塞留和他的继任者破坏了的贵族黄金时代；像布兰维利耶这样的人希望贵族免受绝对主义政策的制衡，同时宣扬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还有人像沃邦一样，期待出现甘做国家第一公仆的国王，领导着服务民众的贵族群体；费奈隆号召道德和宗教复兴；流亡国外的新教徒朱里厄关注路易十四的宗教迫害；布瓦吉耶贝希望在三级会议中加入平民代表，由高等法院控制财政，给予各省更大的自治权；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圣皮埃尔——超越社会结构，将眼光投向精英领导的乌托邦。 当然，这些不和谐的声响并未对旧制度构成真正的威胁。反对者希望第二任太子，即路易十四的孙子勃艮第公爵能够复归传统，但随着他在 1712年离世，这个想法也宣告破灭。不过，法国精英间共识的丧失预示着一种开端，最终会演变成彻底的“合法性危机”。它也揭示出路易十四绝对主义体系的根基其实很浅。为了抛弃传统、兼顾合法性，它对国王的魅力提出极高要求。正如韦伯的观察，“魅力型权威的存在本质上是极不稳定的”，因为领袖只能通过某些行为合法化自己的权威——如果他是先知，他必须实现神迹；如果他是战争之王，他必须赢得战争。路易十四在晚年没能做到其中的任何一点。为了防止丧失魅力或者出现能力不足的继位者，这种特质必须制度化。也就是说，它必须与某种价值、某个组织甚至某种抽象的概念产生联系，才可能经受住考验。换句话说，系于路易十四一人的政治体系需要实现“客观化”才能永存。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重振绝对主义政治神话的失败最终导致法国旧制度早早灭亡。然而，这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两部分将要看到的那样。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蒂莫西？C. W.布莱宁，炉火纯青集大成巨制！面向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融深刻的思辨、精辟的理论、翔实的史料、生动的记述、明了的语言于一体，呈现近代欧洲权力与文化激烈交锋与隐秘融合的时代大势与关键细节，打造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典范之作！ ★横跨法兰西、德意志、不列颠，沿着历史大路与小径的轨迹，跟随要人与公众的脚步，追踪曲折变革的过程，拼合从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腓特烈二世的开明专制、乔治三世的爱国主义训练到启蒙运动之争、公共领域兴起、民族国家登场的旧制度文化全景图，洞察现代世界如何从明暗交织的18世纪破土而出！ ★聚焦卢梭╳赫尔德╳亨德尔╳海顿╳华托╳诺伊曼、建筑╳绘画╳期刊╳小说╳歌剧╳音乐会，呈现一段别开生面、宏伟壮观的欧洲文艺史，感受杰出巨匠领衔的创作潮流，勘破不朽名作背后的权力位移，见证冲击社会政治、改变人类面貌的文化领域大革命！ ★法国史学者高毅、英国史学者陈晓律、德国史学者邢来顺联袂推荐，读懂近代欧洲历史，反观今日全球景象，应对未来全新挑战! 当代，TikTok、短视频、AI等新媒介层出不穷，权力与文化的博弈仍在上演，而政治文化始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维度。“一旦思想经历了变革，现实便难以维持”，权力唯有顺应文化变迁，方能持续强势，一旦罔顾文化变迁，只能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