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

作者简介

王斐，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共党史。编著《思政课：抗战史观这样讲》（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7月）等。

内容简介

梁漱溟对于生活非常认真。受饱读诗书的父亲影响，他什么事都讲究功利和实用，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但面对丑恶的现实他无能为力，陷入了失望，同时他对事物的思考也陷入了困境：“快乐”与“痛苦”到底是什么？ ——编者按 梁漱溟的精神危机 梁漱溟一生中曾多次强调，自己对人生持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遇事不愿随波逐流，总想提出自己的想法、思考，并希望在这些思考中寻出一条定则，来解释事物，评估价值，规范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十四五岁时，他曾一度信服于功利主义思想，后经同学启发，开始质疑这一思想，随着年龄增长，思想进一步成熟，梁漱溟开始反思构成功利主义的两大基本元素“快乐”与“痛苦”到底是什么。 梁漱溟少年时家里曾雇有女工负责家务活，他发现这些时刻忙碌于洗衣做饭等杂事的女工看上去一点也不觉得苦与累，相反经常是满脸笑容。那时他自己作为富裕人家的小儿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生活简直可以说像泡在蜜罐子中一般，找不到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心中反而充满苦闷。身边这种鲜明的反差对比，促使梁漱溟开始思索苦与乐的缘由。经过反思，他认识到其缘由并不在于外在环境，而在于一个人的主观内心，根源则在于人的欲望，欲望满足就会感到“乐”，反之则“苦”，然而人生在世，欲望是没有穷尽的，欲望也是无法全部得到满足的。 这样一来，人生在梁漱溟眼中便成了一条欲望不断翻滚的河流，所谓“乐”只是河流上短暂翻滚的浪花，最终汇入的却是一片无边的“苦”海。这是一幅十分悲观的人生图景，更可怕的还不在于人生之“苦”，而在于这个“苦”是毫无目的性、看不到希望之“苦”。如果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相信自己今世所受的折磨是为了能在彼岸或来世获得幸福得到拯救；如果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相信自己此生所冒的艰险是为了未来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如果是一个传统士人，他相信自己的“劳筋骨”“饿体肤”是成为一个大丈夫、一个君子的必要过程，那么“苦”也许还不是无法忍受的，相反可能成为历练人格、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宗教信徒、革命者和传统士人，他们对于自我的理解同一个更高的超越性价值联系在一起，自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一旦被解释成价值实现的必要阶段，就被转化成自我磨炼的过程，反而获得一种自我实现、人生充实之感。年轻的梁漱溟却将自我理解成纯粹的欲望载体，这样一来，人生之“苦”只是揭示了人生的毫无意义、自我存在的价值虚无性，而这一点正是他在《究元决疑论》中所谓的“大秘密”“大怪异”： 此世间者多忧、多恼、多病、多苦，而我所信唯法得解，则我面值于人而欲贡其诚款，唯有说法。又此世间有种忧恼病苦最大最烈，不以乏少财宝事物而致，亦非其所得解。此义云何?此世间是大秘密，是大怪异，我人遭处其间，恐怖犹疑不得安稳而住。以是故，有圣智者究宣其义，而示理法，或少或多，或似或非，我人怀次若有所主，得暂安稳。积渐此少多似非暴露省察，又滋疑怖；待更智人而示理法，如是常有嬗变。少慧之氓，蒙昧趋生，不识不知。有等聪慧之伦，善能疑议思量，于尔世理法轻蔑不取。于尔所时，旧执既失，胜义未获；忧惶烦恼，不得自拔。或生邪思邪见；或纵浪淫乐（远生《想影录》所谓苟为旦夕无聊之乐）；或成狂易；或取自经（《想影录》所谓精神病之增多缘此，自杀者亦多）。如此者非财宝事物之所得解，唯法得解。此忧恼狂易，论者身所经历（辛亥之冬壬子之冬两度几取自杀）。 由于对人生意义、自我存在价值这些“大秘密”“大怪异”存在不解与迷惑，人的精神非常容易陷入“犹疑不得安稳”的状态，一些智者对这些问题答案的宣讲，常常能说服大多数人，使其获得安稳，但对于少数聪慧之士，这种安稳常常是短暂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反思发现原有“答案”的漏洞，便“于尔世理法轻蔑不取”，遂再次陷入意义危机，“忧惶烦恼，不得自拔”，甚至选择自杀，以作了断。这段文字几乎就是其作者本人对精神危机产生与发展过程的详细自述。由此可见，青年梁漱溟找不到一个可以赋予自我存在意义的价值中心，而对生活严肃认真的他又急需这样一个中心来阐明人生的价值，并以此作为生活的规范。这种内在矛盾是其精神危机的重要诱因，而精神危机又放大了外界环境的刺激，遂使他陷入极为苦闷的状态，以致两次尝试自杀。这些痛苦经历最终促使他转向佛学，以寻求消除精神危机的良方。 ——选自王斐《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1.自我观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讨论自我观？ “个人”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是人们对自我看法的集中体现，在传统中国，个人依附于家族与群体，在践行超越性价值的过程中获得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来源，也使自我获得内在深度，而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旧时的伦常秩序与社会结构发生解体，人对自我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变，自我意识觉醒、个人主义张扬，对这一时期自我观问题的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提供较为新颖的视角。 2.新儒家派的学者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如何重新判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在社会巨变，传统观念被冲击，人们以批判宗族社会、家庭伦理为手段来张扬个性、突出个体自我地位时，新儒家学者坚持在发掘传统中重建自我观，从中国传统“自我”的精神资源中汲取营养，在新环境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我的看法进行梳理，并解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本书中，三位学者就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尝试通过重构“自我”的方式，回应时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