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作者简介

弗兰克·巴约尔，生于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目前任职于汉堡大学历史系、慕尼黑—柏林当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第三帝国与大屠杀的历史。其他作品有：《大屠杀，公开的秘密：德国人、纳粹高层与盟军》、《汉堡的“雅利安化”》、《文明与野蛮：现代性的矛盾潜能》等等。

内容简介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总的来讲，这种象征意义的、修辞上的对牺牲的 描绘绝不仅仅是宣传的一个手段，而且与纳粹党内“ 老战士”的态度和自我认识非常相符，这的确令人吃 惊。彼得·默克尔在最早的一批关于早期纳粹党人的 心态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老战士”们将自己密闭在 一个政治的、敌对主流社会的世界里，投射出对“体 制”的共同仇恨，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的边缘感” ，其表现形式为：缺乏个人的安全感、顾影自怜、偏 执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活跃的纳粹党人的社会流 动性非常惊人，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挫折，这就更促进 了他们的固有心态。这种“社会矛盾”也使得很多纳 粹党人无法在社会中找到明确属于自己的环境，而是 在一定程度上生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夹缝里”，就 像马蒂尔德·雅明从冲锋队干部和成员的例子中指出 的那样，因此特别容易受到纳粹党的团结口号的吸引 。仪式化的党组织生活不仅给党员们带来了一种集体 归属感，还给党的活跃分子们指明了他们的社会处境 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活跃的纳粹党人成了共和国“体 制”的牺牲品，他们由于献身于纳粹“运动”，持续 地遭受虐待和打击。克里斯托弗·施密特在对纳粹党 “老战士”的生平所做的研究中，把这种将纳粹党人 视为牺牲者的观点(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纳粹党演化成 了一个自怜自爱的政党)作了精妙的分析：“按照这 种描述，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因为是纳粹党员而在职场 或工作单位受到了歧视。特别是较年轻的和年纪较大 的人谈到了自己为纳粹运动所做出的‘牺牲’。讲述 自己生平故事者中有约30％的人认为，自己在一生中 遇到的经济危机是他们的纳粹党员身份造成的。其中 一部分人讲述自己在完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始终遭到 迫害和追踪，这已经接近了疯狂的妄想。”从这些故 事中也可以看出，“老战士”们已经把纳粹党官方的 观点和说辞牢记于心，滚瓜烂熟。 在“斗争年代”，这种对纳粹党员遭受迫害的描 述促进了“运动”中同志们的和衷共济，将党的活跃 分子们拧成了一股绳：而在纳粹党夺权成功之后，这 种观点更使得党员们充满了期望——简直是从世界末 日中得到拯救的希望。党员们因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而 在共和国时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现在纳粹党掌了权， 将采取政治措施对这些党员蒙受的冤屈和苦难进行补 偿，对他们精神上的投入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就是 纳粹党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3年之后，纳粹党领导层就是用这种政策来满足追 随者们的期望。在党的节庆日上，官员们要承诺为“ 老战士”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 保，不能让任何一个老同志生活上出现困难。……供 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齐备。”鲁道夫·赫斯 在一次向纳粹党各省和县书记所做的讲话中提出了这 样的要求。 但是，1933年之后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并非仅 仅源自于纳粹党人做出的牺牲和得到的“补偿”，而 是扎根于纳粹党运动的结构深层，在1933年以前很久 就已经成形。由于纳粹党没有体制化的利益表达和利 益平衡机制(它们是通过诸如讨论和表决等手段建立 起来的)，尤其是完全缺乏党内民主和选举(它们是统 治权合法化和权力监督的重要元素)，因此纳粹党运 动就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大杂烩，由各种派系和门 阀掺杂而成，既不受到任何权力监督，也不需要向任 何人负责。对一个党员的地位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与 直接上级的私人交情，以及他在党内人际关系网中的 地位。私交和派系组成的党的次级结构比正式的组织 隶属关系和等级制更能决定党员之间的关系。P15-17 <p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type: none; border: 0px; font-family: SimSun, Arial; line-height: 24px; white-space: normal;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全方位揭秘纳粹德国腐败与反腐的历史<br/>填补纳粹制度史研究的空白<br/>徐贲作序，揭示极权体制下腐败的成因</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