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作者简介

张伟保，1959年生，广东东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暨新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职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史教学）；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文献学、澳门教育史、中国经济史，著作包括《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艰难的腾飞——华北新式煤矿与中国现代化》、《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合著）、《书海指南—— 中国古籍导读》、《诗三百的形成与经典化》、《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及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内容简介

一、史家的绝唱：《资治通鉴》的编纂经过 （一）背景 司马光（一〇一九至一〇八六年），字君实，陕 州夏县人。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 州县令，于是便为其取名“光”。司马光年七岁，闻 讲《左氏春秋》，极为喜爱，从此便深嗜史学，手不 释卷。仁宗宝元元年（一〇三八年），司马光举进士 甲第，历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入为馆阁校勘、天章 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职。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 六年），司马光撰成战国迄秦八卷《通志》进呈，获 英宗皇帝的嘉许，特命设局续修。神宗即位，因其有 益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其后，王安石推行新 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复被命 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 ，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直至元丰七年（一〇八四 年）成书。哲宗嗣位，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 主持国政，数月间尽罢新法。司马光为相八个月病死 ，追封温国公。传世著作包括《司马文正公集》、《 资治通鉴》、《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 录》、《涑水纪闻》、《潜虚》、《切韵指掌图》、 《太玄集注》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兼具《左传》和《史记》 的优点，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而《通 鉴》的编写，虽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却无异是一 本私家修撰的巨著。这种情况，与历代官修史籍大相 径庭。民国史学史专家金毓黻教授曾经指出：“试考 （司马）光自言及刘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 。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实践其言；且官修诸史，皆取 禀监修，任编纂者往往搁笔相视，含毫不断，而光之 修《通鉴》则无是也。编纂之役，统由自任，上无监 修之牵制，下无同辈之推诿，二刘（刷攽）一范（祖 禹），则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济之美，无意见 之差，故撰人独署光名，而他人不得与。虽云近于官 修，而与向来之官修者异矣。”因此，这部史书并不 可以官书视之，其实是一部旷代巨著。即使后世不断 有续编和改写，但直至今天，这部著作仍可称为“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著作。 中国较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是《左传 》，它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孔子逝世后，因恐弟子们 错误理解孔子编纂《春秋》的宗旨，遂利用史官的特 殊角色，努力收集各国的历史文献，对《春秋》加上 详细的补充，终于完成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左氏 春秋》。千余年后，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年轻时已 经非常喜欢和熟习《左传》，并立志要续写一部自战 国至五代、繁简适中的编年史。 原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史部典籍急剧增加。 下及宋代，随着文化知识的日趋普及，历史典籍仍不 断膨胀。面对汗牛充栋的史籍，任何勤奋的读者，即 使终其一生，也难以全部通读一遍。特别是自班固《 汉书》出现以后，无论是纪传体的历代“正史”，或 按时间顺序撰写的编年史，绝大部分都是“断代为史 ，无复相因之义”。即使贯通数代的《南北史》或《 十六国春秋》等史籍，也都只是局限于一个较长的时 段，再没有出现如司马迁《史记》般贯通古今的历史 巨著。 （二）创作动机和前期工作 今天看来，《通鉴》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一 般的读书人读《通鉴》也会大有收获。在司马光的心 中，当时读书人的历史知识也极为贫乏。事实上，自 南北朝以来，像《史记》一般贯穿古今的著作已绝无 仅有。同时，纪传体正史在史事安排上，同一事件的 记载往往过于分散，让人难获完整的印象。若要在其 中总结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十分困难。因此，一般的 情况是只选读“前四史”。对三国以后的历史，学者 往往茫然。部分人对唐史有较大的兴趣，在当时已属 罕见。 对此，司马光反复思量，曾感慨地说：“《春秋 》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 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 ，行将泯绝。”因此，司马光“常欲删取其要，为编 年一书”。要完成这部伟大著作，在人力和图书数据 两方面都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为了实践其宿愿，力 求打破断代史的局限，以便读者能够更有效地“以史 为鉴”，司马光在四十多岁时撰写了上起战国、下迄 五代的《历年图》，并在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年）进 献宋英宗。这部书共有五卷，内容以大事年表形式展 示，把中国千百年间的历史变化加以简明扼要的介绍 。这是司马光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也标志着他的终生 事业正式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司马光开始撰写由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到秦朝灭亡的历史， 名为《通志》。这部著作事实上便是《资治通鉴》的 前八卷。到了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马光再向 英宗进呈了《通志》八卷，并表示“自少以来，略涉 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 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 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 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国家之盛衰，系生 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 依《左氏春秋传》体，编为一书，名曰《通志》”， 希望获得英宗的支持。不久，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 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进行其修史工作。稍后， 神宗嗣位，司马光多次为神宗讲述《通志》，深得这 位年轻皇帝的称许，认为司马光这部书“有资治道” ，特赐名为《资治通鉴》。他并预先写了一个序文， 命令待全书完成后收入书内。 现在看来，《通鉴》以编年史方式呈现繁复的史 事，较纪传体的史书有较多优点。首先，以时间为序 ，史事的先后本末较纪传体史籍更清晰。司马光又参 用《左传》多元化的叙事方法，故读者较易掌握事件 的发展脉络。有学者就《通鉴》编排上特别指出： 本来有若干同一事情的材料，是分见于多处的， 《资治通鉴》都依次把它们列在一起，而且有的相当 集中。例如人所共知的“赤壁鏖战”，这次战役的记 载，既有一些见于《后汉书？刘表传》，又有好些散 见于《三国志》的魏武帝纪，蜀先主传，诸葛亮、关 羽、张飞、赵云以及孙权、周瑜、鲁肃、张昭、黄盖 等传，还有些杂见于其他著作。假如我们要了解这次 战役的本末，势非遍读上述的纪传不可，而且就是都 翻看过了，由于太乱太杂，也未必立刻能清清楚楚地 知道它的详细经过。但《资治通鉴》把这个伤脑筋的 问题解决了，它不但把所有涉及“赤壁鏖战”的记载 都集中在一起，而且还加以剪裁、穿插，写成一篇整 洁而生动的故事，看起来既不觉得头绪纷繁，也毫无 厌烦之感。它这种功夫，对于读者节省翻检的时间， 帮助是很大的。 因此，当《通鉴》顺利完成后，便立即成为史学 著作的典范，受到历代学者的共同赞许。 （三）撰写分工情况 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今人评论 其政治立场多是偏于保守，深致不满。但是，若论及 其撰写的《资治通鉴》，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加以极度 的称许，以为是史家的极则。我们以他所撰写的两篇 奏章和其助手刘恕的《通鉴外纪引》追述其早年言论 为例，考察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创作历程的自述 。这类自述式资料对了解《资治通鉴》的价值有所帮 助，十分接近“口述历史”的本质。 最早出现的关于《资治通鉴》的材料是刘恕的《 通鉴外纪引》，它虽写于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 但其内容却包含了宋仁宗嘉祐（一〇五六至一〇六三 年）初年关于司马光的一则谈话。刘恕首先评论宋代 读书人疏于史学。他说： 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 ，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 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 》、《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 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堕。庄 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 不尚之，史学浸微矣！ 这段话可能是受到司马光的影响，刘恕也自称是 “司马公门生”。之后，他引述了一段司马光的话， 反映司马光早在嘉祐初年已有志撰写《通鉴》。司马 光对刘恕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 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 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 烈王命赵魏韩为诸侯，下讫（迄）五代，因丘明（《 左传》）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简要之文， 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这是有关司马光准备编纂《通鉴》的一则珍贵资 料。他的创作动机也很单纯，是希望为读书人提供一 部长短合宜的史籍。过了约十年，即宋英宗治平三年 （一〇六六年），司马光“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 ，遂以他初步完成的《通志》充当历史教材，深受英 宗的称赏。随即“诏修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 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引荐了刘 恕，并称“专精史学……唯刘恕一人而已”。司马光 又说：“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诿之， 光仰成而已。” 事实上，司马光能够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当然 非单凭个人的力量。英宗除了表示支持外，更提出让 司马光“择馆阁英才共修之”，以继续进行有关的编 纂工作。但司马光却婉拒了英宗，并选用自己认为合 适的青年史家刘恕（字道原）、赵君锡为助手［按： 因适值赵氏丧父，未能入馆，故改任精于汉史的太常 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字贡父）代替］。到了熙宁 四年（一〇七一年），攽因出为泰州通判，司马光又 荐用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字纯甫）代之。据数据显 示，刘攽其后仍继续参与《通鉴》长编的隋代以前部 分。 除刘恕外，两汉部分主要由刘攽负责，二刘亦共 同负责魏晋至隋代的长编工作，而唐代则由于史料繁 多，由范祖禹总其成。由于范氏乃后来加入者，故司 马光曾写信指导其工作，反映《通鉴》长编的编纂安 排。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说： 附注（按：指丛目）俱毕，请从（唐）高祖起兵 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 ，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 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 后者与道原，令各收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 ，若足下止修武德（唐高祖年号，六一八至六二六年 ）以后，天祐（唐哀帝年号，九〇四至九〇七年）以 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 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此书函详细交代丛目和长编的具体编纂办法，又 寄去“贡父所作长编一册”、“道原广本两卷”供祖 禹参考。由此而言，此时三人的分工十分清晰。虽然 三人各有职分，但其中以刘恕出力最多，全祖望作《 通鉴分修诸人考》有云：“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 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而实系全 局副手。” 其后，刘恕逝世，分工略有调整。司马光之子康 （字公休）曾对晁说之言： 《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 则刘贡甫（父），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 五代则范纯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纯 诚粹识、不懈昼夜，不时饮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几 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治乱，不自辜所志也。 （四）独任删削全书的大权 除了最早完成并送呈宋英宗的《通志》为司马光 独力完成外，自楚汉相争以后的部分，也均由其独任 删削工作。在与宋次道的信中他曾指出： 某自到洛阳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仅 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 尤多，托范梦得（祖禹）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 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 补。自前秋始删，至今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 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 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诚如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撰一言” 。司马光著《通鉴》也极相似，虽然长编由各助手负 责，但最后的删订全由司马光一人负全责。刘羲仲（ 刘恕之子）《通鉴问疑》曾说： 先人在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 际，一出君实笔削。 全书的初稿（长编），基本上由各协修人员负责 ，再由司马光总其成，包括“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 ，以致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等方面。此外，更 以“臣光言”对重大事件加以评论，让其历史观贯穿 全书。（按：这是继承了《左传》的“君子曰”、《 史记》的“太史公曰”的方式，凸显出作者难以替代 的地位，亦即史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这种做 法，完全避免了前代官修史书“责任不明，互相推诿 ”的毛玻 除了得到宋英宗的支持外，《通鉴》的完成和流 传也是宋神宗赐予的恩宠。神宗在“治平四年（一〇 六七年）十月初开经筵，（光）奉圣旨读《资治通鉴 》。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 日写入”。这就是著名的《资治通鉴序》。序文说：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 ，辉光日新。……《诗》、《书》、《春秋》，皆所 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英考（按：宋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 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 …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其所载明君、良臣，切 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 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 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 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博而得 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 王是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司马光视神宗赐序为极大的荣誉，遂上《谢赐资 治通鉴序表》，自述其早年立志修史的志趣，并获得 英宗皇帝的支持。他说： 臣性识驽钝，学问空浅，偶自幼龄，粗涉群史。 尝欲芟去芜杂，发辉精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 之鉴。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怀寸心，行将白首。 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徽言，俾摭旧闻，遂伸微 志。尚方纸墨，分于奏御之余；内阁图书，从其假借 之便。 未几，英宗殁，神宗继位。由于是奉诏编纂的作 品，故司马光随即将经修订的《通志》八卷送呈御览 ，再获神宗称赞，“命之进读，而又序其本原，冠于 篇秩”，对此书高度赞赏。神宗《序》赞此书“博而 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 司马光认为，这种殊荣，即使“周之南、董，汉之迁 、固，皆推高一时，播美千载。未有亲屈帝文，特纡 宸翰，曲蒙奖饰，大振辉光。如臣朴樕小才，固非先 贤之比；便蕃茂泽，独专后世之荣”。事实上，《通 鉴》因获神宗亲自赐序，后来才能避过新党的攻击， 免于毁版之灾。 二、贯穿百代的巨著 今天看来，这部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帝王，即使 是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通鉴》。正如司马光所说， 《通鉴》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删繁削 简、上下连贯，以让人君在日理万机之余，也能够广 泛阅读历史，并“以史为鉴”，丰富其治国经验；另 一方面，他更期望借用历代史事，帮助帝王学习“致 治之道”。其中，司马光多次指出，治国之道不外以 下三者：“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而德行为统 治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故提倡“人君之德三：曰仁 ；曰明；曰武”。通过不同的历史经验，以了解“治 乱存亡安危之本源”。 由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到元丰七年（一〇八 四年）十二月，这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共一千三 百六十二年的巨著终于完成。在《进书表》中，司马 光详细追述此部经历二十多年的作品的撰写经过和内 容重点。他说：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 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 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徧， 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 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 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资 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 爰诏下臣，俾之编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 奉承，惟惧不称。……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 。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赐）之 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 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 有遗－…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前后六任 ，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 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徧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 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 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 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 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 四卷，……臣今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 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 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 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 泉，志愿永毕矣！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 顿首顿首。 他如实地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部堪 与《史记》匹敌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所谓“ 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古人著述，死生以之， 观两司马在完成其巨著后，均曾发出相似的声音。《 老子》所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概正是这个 道理。 三、高超的叙事方法和“以史为鉴”的历史哲学 《通鉴》在流传过程中，在叙事方面受到极高的 推崇。《左传》、《史记》、《汉纪》等史学名著善 于叙事的优良传统，在司马光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让《通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编年体史书的限制。 事实上，《通鉴》虽然是编年体裁，但“并不是把史 事作流水账式的记载；它往往用各种叙事的方法，把 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和背景材料，较为集中地予以叙述 ，从而使编年史的写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者 曾把司马光的叙事方式归纳为四个方法： （一）提纲法：即“先提其纲而后原其详”，后 来朱熹《通鉴纲目》发展了这方法，创造了“大书为 纲，分注为目”的纲目体。 （二）追叙法：此法仿自《左传》，如《隐公元 年？郑伯克段于鄢》即以此法追述郑伯母子恶劣关系 的前因为“寤生”。司马光在追叙本事时，多用“初 ”、“先是”等笔法，追溯它的由来，使事件的始末 一览而知。 （三）连类法：为整合不同时间发生但又相关联 的史事，逐一分叙恐太繁琐，司马光会仿效《左传》 、《汉纪》的连类叙事法，把同料的事和人连类有及 ，如关于建宁二年第二次党狱后，连叙郭泰的免祸、 张俭的逃亡，以至袁闳、申屠蟠的遁世，而又旁及汝 南袁氏的富盛，为后来袁绍、袁术起事张本。 （四）带叙法：这是就人物而言。史书必载人物 ，但编年史多不载其邑里世系，学者颇费稽考。司马 光于行文中，多带叙其邑里世系。例如，贞观十年提 及“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萧锐在此 为初见，也不知名。司马光顺带提及：“锐，瑀之子 也。”原来他是唐初重臣萧瑀的儿子，其家世和邑里 便很清楚了。 通过运用以上各种不同的叙事方法，司马光“采 纪传之长，补编年之短”，使《通鉴》的叙事成为后 世史家的楷模。 当然，由于叙事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故一些前 后牵连数十载的重大史事，如武帝征伐匈奴、东汉宦 官与外戚冲突事件等，往往难以获得完整的印象。毋 庸置疑，编年史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与当时甚为流 行的纪传体史书相比较，其优点仍是十分明显的。 国史大师钱穆先生曾在一封给严耕望的信中论及 《通鉴》，对人们认识此书的价值很有帮助。钱先生 说： 古人治学，本无文史哲之分。如读温公《通鉴》 ，于两书外多增入小说笔记，不仅有关史事，其间有 甚深蕴蓄、属于义理方面者。温公书实已文史哲三者 兼顾。专论文与史，班不必不如马；若论义理，则所 差远甚。穆教人治理学，须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 及其语录，则易于启发也。悔翁诗能化，中年后极少 理学气味。阳明早年曾刻意吟咏，而中年以后反多理 学气。两家高下，于斯可见。东莱《古史》，一见便 是史；温公《通鉴》，史中兼融文哲。弟试从此两义 参入，学问必可更上一层。 钱先生是史学界巨匠，这封信写于一九七二年二 月二十日。其时严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大师，年约五 十七岁，两年前已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师 徒二人论学，甚可观。信中钱先生提及如何读《通鉴 》使学问能“更上一层”，真让人感受到“学无止境 ”的真正意义，也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与学问”的结 合。《通鉴》非一般史书，更不是一部数据书，看过 这封书函，大家对《通鉴》的学术价值更应深思！ 四、《资治通鉴》的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迈向全球化的今天，帝制早已结束，我 们是否仍需要《通鉴》呢？这样的一部经典，对我们 今天是否仍具参考意义？这个课题，实在值得读者深 思。必须肯定的是，人类社会异常复杂。一个民族的 发展，也必然受到历史的制约。《通鉴》一书，以善 于叙事为世所称许，它的内容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无论从“多识前言往行”以作为日常行事的指南， 或增加对本国民族的了解的角度，《通鉴》的内容皆 有高度价值，值得现代读者关注。 《通鉴》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记载了一千三百 六十二年的历史，合共二百九十四卷。中国疆域辽阔 、人口众多，在芸芸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它记了些什 么？是否都需要我们有所把握？根据司马光对历史的 独特眼光，《通鉴》选择史事基本上只关于以下四点 ：一、国家盛衰；二、生民休戚；三、善可为法；四 、恶可为戒。符合这个标准的便记录，不符合这个标 准的便舍弃。由此而言，这部书对今天中学或以上文 化水平的读者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 专制时代既已结束，人民便是国家的主人翁。以 往限于统治阶层的历史知识，现在却成为一个合格公 民的基本常识。我们既要当家做主，便需要对本国的 历史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通鉴》记载了“国家 盛衰、生民休戚”的种种因由，对我们参与国家的建 设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安定、防止国家的衰败灭亡 ，都有借鉴意义。至于在行事上，那些“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的言行，当然也有足资借鉴和反省的地方 。古书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鉴》 正可以帮助我们多识前言往行，以蓄积学问，培养识 见，开阔胸襟。 五、本书的编撰目的及特点 这部小书，根据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四个 标准，精选了十二个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范例。选题数 目虽少，如能使青年读者在忙碌的学习或工作生活中 ，撷取其中一些历史经验以开拓见闻、增益睿智，作 为日常行事的借鉴，本书的出版目标即算达成。 按照本套丛书的体例，本书参照传统习惯，划分 为个历史大段落。每个大段落先行撰写一篇引论， 以协助读者概要地掌握全局，为阅读各个选题提供基 础。然后，选定每篇的正文。这个步骤需要兼顾编年 体史书的特点，有一定的难度。在选定正文后，再整 理出本篇的导读、注释、译文、点评等部分。每篇的 导读，用以说明选题的背景、内容和意义。注解方面 ，如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有疑问，笔者建议立即查看译 文，以便了解文意。同时，由于本书是以推广经典阅 读为目标，故注解数量较少，目的只为辅助阅读正文 ，不涉及复杂的考订工作。其中只有一处例外，即“ 世民弑兄”一篇，因司马光编撰时多采用经唐太宗篡 改的史料，笔者参考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 补充说明。译文以习古堂国学网《资治通鉴全译》为 底本，主要是因为这个本子译文行文比较流畅，十分 合用。此外，也参考了一些国内已出版的全译本，再 加以删润、订正而成。译文以协助读者理解正文为主 ，故行文力求简洁。译文虽前有所承，但笔者在校对 时仍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评点则以新世纪的视野 去评价有关的历史案例，期望能让读者不再囿于传统 的见解，进而能对历史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P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