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中信国学大典

作者简介

导读及译注 梁万如 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副总监、人文及语言学部主管、高级讲师，任教现代中文传意、现当代文学作品欣赏、创意中文写作等科程。研究与兴趣涉及中国思想、佛教思想、文学与佛教等课程。

内容简介

《商君书》导读 以法治国的原则、推行与实践 ——《商君书》的现代意义 梁万如 《商君书》，又叫《商君》、《商子》、《商君子》，作者是谁仍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书是由商鞅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将《商君书》归入法家，称“《商君》二十九篇”，实际上存二十六篇，其中两篇只存目没有内容，也就是说，具有完整文字记录的只有二十四篇。 .............................................................. 商鞅其人 商鞅（约前三九五—前三三八）属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卫国人，所以又叫卫鞅。他曾助秦孝公伐魏有功，秦孝公把商地十五个城邑赐予他，并赐号商君，是以后世又称其为商鞅。 在战国初年，国与国之间争雄略地，为了自保和拓展国土，变法图强是各国的主要任务。当时魏、楚等国为了安邦定国，变法不断。商鞅熟谙儒家、墨家和兵家等思想，受到当时变法风潮的影响，对法家思想尤有好感。卫国是个弱小的国家，要实践治国之能，对于商鞅来说，没有太大的发挥余地。后来商鞅到了重用李悝、实行变法的魏国，投靠魏国相国公叔痤。公叔痤很赏识商鞅的才华，想将他举荐给惠王，可惜遭到拒绝。这时，秦国招纳人才，想实行改革，商鞅转而投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 《史记》之《秦本纪》及《商君列传》，都记载了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的事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订定明确的法令，赏善罚恶，强化管治。商鞅曾助秦孝公两次推行改革，建立了完整的法治制度。商鞅重视农战，即将农业和战争结合，实行全民皆兵。如此一来，耕作既可自给，也保证了军事补给，从而令秦国的对外扩张，节节胜利，在当时颇令人瞩目。 可是，《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的评价，似乎并不正面：“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太史公认为商君刻薄少恩，最终声名狼藉。这个评价与商鞅破魏时使用诡计及言而无信有关，也与商鞅的刻薄性格不无关系：商鞅得罪了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为太子时犯法，商鞅秉公执法，曾对太子的老师施刑），被秋后算账，最后身死族灭。 .............................................................. 《商君书》其书 西汉之前，并未有《商君书》一名。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开塞》与《耕战》被视为单篇的文字流传甚久，但是书仍未编，至少《耕战》一名后来不获采用；而《商君》作为定本，正式被编入经籍之中，可以说是由刘向编《汉书》开始。后来，裴松之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注释之中，曾经引述《诸葛亮集》，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可见，《商君书》辑录成书是汉以后的事情。 《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已把《商君》改称《商君书》。唐代目录书《旧唐志》则称之为《商子》，并指出：“商鞅撰。”而《新唐志》称之为《商君书》，下注：“商鞅，或作《商子》。”《群书治要》则称之为《商君子》。 到了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又称其为《商君书》；而北宋的官修目录书《崇文总目》、私人藏书家晁公武所写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称之为《商子》。 清《四库全书》指《商子》这个名称是来自《隋志》，不过翻阅《隋志》只见《商君书》一名。清人严万里著有《商君书校注》，踵事增华，他在总目中说：“隋、唐志及唐代注释家征引，并作《商君书》，不曰《商子》，今复其旧称。”及后，学者高亨也以《商君书》为通行的书名…… .............................................................. 商君书的思想特点 商鞅是个原创性很强的思想家。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他认为效法古代不一定能成功。在《更法》、《开塞》等篇章之中，他指出尧、舜、禹治国之法都不一样，可见治国无定法，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必要效法古人，只要找对自己所走的路，国家一样可以治理好。《更法》中阐明了这个意思：“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又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国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正如夏、商、周三代及春秋五霸各以不同的方式成就王道霸业一样。《开塞》中更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为什么不要效法古人呢？因为效法古人会令国家追不上社会的实际发展要求，以致拘泥于现状而困窘于形势。夏、商、周三代不互相效法都可以成就王道，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必相同。 这个理论，成为商鞅治国的理论根据，他继而摒弃儒家思想，开创了一个治国的思维格局，那就是以法治国。 以法治国的理念 以法治国，即制定不同的规章制度，管治民众，驾驭人心，由此整顿国家，达致国富兵强的目的。《去强》中说：“以法治者，强。”《慎法》中说：“法任而国治矣。”肯定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开塞》更认为法制与君主两者同样重要：“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能够把散乱的民众管治好，是天下人所乐见的。但是国家有君主而没有法制，等同于没有君主，就算有法制，若制法或执法不妥当，也等同于国家没有法制。这就把法制提高到一个颇为重要的层次，法制体系不健全等同于没有法制，也等同于国家没有君主。 商鞅为确立法制的重要地位，批评维系纲纪伦常的儒家思想，从而为立法铺路。《画策》提出：“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靳令》更大力反对儒家：“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认为儒家经典和纲常礼教是令国家积弱的主要原因。既然儒家思想不能有效管治国家，那只有确立良好的法制才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如何立法？可以因应时机和观察风俗来确立法规，《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立法也要明白易知，务必令人人都能理解。《定分》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什么人人都要懂得法制？人人皆懂，法制便容易推广，更容易为人所共守，知法犯法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以刑去刑的赏罚原则 商鞅重视赏罚，在赏善罚恶两者之中，更重视用重刑，认为重刑能有效阻止民众犯法。民众因怕严刑而不敢犯法，反过来就不需要刑罚了，这就是以刑去刑的意思。《赏刑》说：“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定立重刑的原意并非要伤害民众，而是要禁止人民干犯任何奸邪过失。所谓重刑，其实就是酷刑，《境内》说：“不能死之，千人环规，黥劓于城下。”如果怕死不上战场，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在脸上刺字和割下鼻子的刑罚。重刑之下，甚至会株连那些与犯罪者有关系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犯错，但一样会受牵连。《垦令》中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就是说，在重刑之下，急躁的人不敢争吵，凶残霸道的人不再打斗，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挥霍的人也不再浪费，谄媚、令人厌恶及变诈的人不敢行骗。 相对于施行重刑，也要论功行赏，但是要重刑少赏。为什么呢？《靳令》有这样的解释：“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刑罚重而赏赐少，这是君主爱护人民，人民会为了得到赏赐而拼死效力。赏赐重而刑罚轻，这是君主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为了赏赐而拼死效命。 商鞅不是不重视赏赐，而是主张赏赐得其法，避免滥赏；对于那些投身农战的人，赏赐就多了。《境内》更说明了爵位制度和论功行赏的具体落实方法，主要以在战争中杀人的数量作为标准，多杀多赏，受赏赐的人可以获得田宅土地，也可以任官或者减刑…… 1、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巅峰、引领国学变革 2、独一无二的权威创作团队，国学泰斗饶宗颐名誉主编，集结两岸三地空前阵容，全球汉学界的顶尖学者倾力打造 3、深具国际视野，展现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以现代眼光、世界眼光、未来眼光来抚慰人心的摩登新国学 4、贴近当代社会的解读，挖掘古代国学经典的当代意义，浮躁社会的醒世箴言，迷茫心灵的治愈良药 5、老少皆宜，修身必读、学习必备，导读、原典、注释、译文、赏析与点评、名句索引、插图等一应俱全，解读全面专业权威。真正读懂伟大思想、受益一生 6、诗书传家久、国学继世长，双色印刷，装帧典雅，用纸考究，附全彩阅读指南，馈赠佳品、传世国学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