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机遇(全球新挑战与中国的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智库研究丛书

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年出生，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 “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内容简介

美国敌对情绪延续，中国该如何应对？ 逆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更开放 自2019年以来，逆全球化的呼声日渐嘹亮，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更成为焦点话题。 逆全球化暴露出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短板：在现实层面，经济与政治并未真正脱钩，所谓市场自主、贸易自由，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政治经济学仍然占统治地位。政治随时可以伸出“看得见的手”，将竞争对手清剿出局。 由此带来巨大的思想困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国人奉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而当这一思想方法与现实相乖离，我们该何去何从？是彻底否定它，转向民粹主义？还是深入思考，刷新并升级我们的认识力？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论阻力多大，中国都应坚定信心、坚持理性，继续站在风口上。 换言之，世界越封闭，中国就应越开放。 “中国道路”不是“美国道路”的克隆版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力推逆全球化，体现在三方面：其一，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其二，挑起与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战；其三，搅动民粹主义情绪。 在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下，美国政府更是加速了供应链“去中国化”操作，引起国内产业界的普遍焦虑。焦虑的产生，源于这样的误会：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是在重复“美国道路”，并因此取得快速增长，一旦失去美国背景，未来可能寸步难行。 其实“中国道路”与“美国道路”并不相同，二者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政治与经济是一个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古希腊时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也认为政治、经济不可分，与中国古人看法一致。但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出现了数千个小王国，长期并存。在如何扩张上，商人们与国王们达成共识，政治与经济从此展开合作。其结果是，经济与政治脱钩，取得独立地位。为强化此地位，资本进而赞同“保护社会”，使社会、政府相互制衡。其结果是：政府与发展分离，政治人物想推动发展，也无有效办法。随着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政府日渐被边缘化。 全球化后，资本实力陡增，贫富两极分化加速，引发社会冲突。可从“占领华尔街”，到BLM运动，西方政府始终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可见，“美国问题”是“美国道路”内生的困境，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经济一直未获得独立地位，它始终呈现为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即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中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底层才是自由的民间资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层市场。这种结构的缺点是，中国错过了大分流的机遇，未能率先实现近代化，但它也有优点——最大化地保证发展。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发展始终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正如古代中国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管子》，不谈“供需”，只谈“轻重”。“供需”的主体是市场，而“轻重”的主体是政府。 推倒重来是不负责任的想法 沿着两种不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却没有爆发重大经济危机，以及为什么中国能快速完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大规模有效扶贫等。 任何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会受到阵发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可二战后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长期的、持续的增长，奇迹的达成与儒家文化坚信“政府有义务推动经济发展”有关。 不可否认，中国政治经济学也有自身的困境。比如，怎样在三层市场中实现平等，使所有企业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从而保护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再如，如何避免国家资本独大，三层变成一层，在历史上，王莽时期、王安石新政时期、朱元璋时期、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都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反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伤害。 然而，一定要将中国政治经济学归并到西方经济学脉络上，要求它做出根本性改变，将经济与政治剥离开来，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还会付出惨重代价。更重要的是，这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 任何系统都是优劣并存的，从没有一个系统能适应所有时代、所有国家。这就需要我们面对真问题，逐步修正，而非不负责任地推倒重来。 现实的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存有巨大误会。从政治与经济分离的视角看，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常被误读成强化自身实力，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必须加以遏制。 虚构出来的“中国威胁” 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中国威胁”，却刻意忽略了几个问题：首先，在政治主张层面，中国与美国没有根本冲突；其次，在政治操作层面，中国对美国并无威胁；再次，中国政府对美国内部事务毫无兴趣，也未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 换言之，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冲突，不是政治冲突，把它升格为政治问题，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激化矛盾。 其实，早在2008年，美国政府便明确提出“逆全球化”主张，采取“制造业回流”战略，可从结果看，2008年美国制造业在GDP中尚占15%左右，到2019年反而下滑到11%。 发展靠理性，不靠激情，事实证明，“愿景治国”“口号治国”是行不通的，要发展，就要尊重市场规律。 资本天然趋利，全球化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用政治把它关上，在全球化时代，谁是效率的洼地，谁就会被淘汰，特朗普政府寄望于“效率不足政治补”，未必明智。 我们也应正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优点，即强烈的现实感、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事实是，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对美国毫无威胁，在经济上对美国也毫无威胁。美国最不可能，也最不应该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可西方政治经济学天然带有竞争基因，它开放却不包容，不允许任何一点威胁存在，这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更多关注内部完全不同。 在高度竞争时代，如何提高敏感度，如何磨炼主动竞争、主动出击的意识，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议题。 “以暴制暴”是最坏的方法 面对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操作，中国该如何应对？ 最坏的方法是以暴制暴，不自觉地接受对方塑造，结果是经济纠纷可能真的升格为政治纠纷。在历史上，“一战”前的德国便犯了这种错误，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决不能用民粹主义回击。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论是主动的民粹主义，还是应激的民粹主义，都是反历史、反文明的力量。 旁观者不会具体分辨谁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策略，大家只会指责弱势一方，并将其污名化。这种污名化最终会变成施暴的借口。 这意味着，斗智、斗勇、不斗气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不论对手如何挑衅，如何反智，中国政治经济学都应表达出其理性、克制、利他的一面。 有一个概念叫“单边开放”。就是说，不论对方是否开放，我始终保持开放。 翻开历史，英帝国以如此狭窄的国土、如此少的国民，竟一度占据人类居住面积的四分之一，成为第二个“日不落帝国”，其成功的关键就在“单边开放”。“单边开放”帮助英帝国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长时间维持了全球霸主的地位。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全球霸主，但70多年来，其地位多次受到挑战，这恰好证明，不懂“单边开放”，将事倍功半，加大成本。 从中国历史看，朝贡体制其实就是一种“单边开放”体制，从整体看，它维持了东亚世界上千年的稳定，堪称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奇迹。 这启迪着今天的中国，坚定去走开放4.0之路——将资本、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优势带向国际，通过互惠，超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利益陷阱、地缘政治竞争的狭隘语境。这才是应对逆全球化的最佳策略。 1. 作者立足于中国国情与世界局势，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变化，对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详细详述，犀利直达问题肌理。 2. 在国际方面，面对疫情这一全球发展新变量，我们需要看清局势，清晰认知，即世界越乱，中国越要稳。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才能摆脱陷阱，在西方的围堵中争取发展空间？ 3. 我们怎么解决“国际挨骂”问题？我们需要清醒认识中西方“话语权”之争实质与陷阱，为中国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且在国际治理过程中扮演一个大国应有的角色提供专业分析。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4. 文风犀利，不拖泥带水，相信能够为阅读带来一场在风浪中搏击的激荡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