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作者简介

薛攀皋（1927-），福建福清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1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学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1956-1966年间先后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的生物学组秘书。曾获1988年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 　　 　　熊卫民（1974-），湖南南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史研究。著有《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等。

内容简介

《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初中一度失学 　　薛：1941年4月19日，我读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福州、福清第一次沦陷。卫理公会教育部决定，将当时卫理公会在福州、福清、平潭以及还没被日军占领的古田、闽清等县办的10所初中迁到顺昌县元坑镇去，成立卫理联合初级中学。这个地方距福清很远，位于闽西，都靠近江西了。我们学校师生分几批走，先步行近千里到南平市，再从南平坐小船过去。这次依旧是父亲留龙田守护学校。 　　到了最后一批师生要转移时，我父亲都还没有透露我要不要跟着走。我父亲为人严肃，平常极少与子女交流，只是到我们去外地读书的前一天晚上，才会跟我们谈话。所以我一直等啊等，最后一批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我终于按捺不住去二楼他的工作室兼卧室找父亲。我问他：“明天大家都走，我是不是跟着走？”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脸朝外，就说了两个字：“钱呢？”然后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掉。我也跟着哭了。我一点都不怨恨他。作为老师，竟然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上学，这是怎样一种痛苦啊。从这时起，我开始体会到父母的艰难，变得懂事些了。我没能跟着最后一批师生走。直到第二年秋私立卫理联合初级中学解散，融美初中迁回龙田办学后，我才复学，重读初中二年级。 　　学校迁走了，父亲一个人留守护校。为了母亲、我与两个妹妹的安全，他坚决不许我们与他一起护校。他把我们四人安排到积库村避难。临别时，父亲叮嘱，万一日本兵来，你们就一直往西跑，西边都是山。6月中旬的一天，天不亮我们就听见打追击炮的声音——日军来扫荡了。我们就赶紧沿着父亲以前指的路一直向西走。结果刚走到山脚下，就听到机关枪从山上往下扫射。原来日军兵分三路，这边也有一路，且已占领村西的山头！我们没办法，就拼命往村南方向跑，逃到江镜村教堂暂住。教堂里有我们熟悉的人，供我们吃住。几天后日军撤走了。我们回积库村住地，发现我的卧室被日军迫击炮击中，庆幸的是那枚炮弹没爆炸。当天，我们就告别房东，迁到下和洋村，在那一直住到9月3日福州、福清光复。 　　大概是经历了失学和逃亡的磨难，我从非常无知走向成熟，开始懂得要爱自己的父亲母亲，体谅他们。我以前在家基本不劳动。逃亡中，每逢柴火不够用，我就去松林用耙子耙松针杂草；我还学会了像农民一样挑一大担井水或粪便。回到学校家中后，我保证水缸里的水总是满的。后来可能是父亲写信到上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大姐，她好不容易给家里寄封信时，给我写了一句话：“听说你有进步，很高兴。”这可能确实是我学习生活的一个新起点。 　　熊：融美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 　　薛：我们的初中和附小的教学质量都是可以保证的。融美的师资不错，教师既有大学毕业的，也有高中毕业的，多数是校友。出于对母校的爱，他们并不计较工资高低，工作普遍很认真，一方面认真教学，严格管理，另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爱护学生。学生多数是农村的，少数周围小镇的，普遍出身贫苦，因此只要有读书机会，学习就非常努力。这些因素形成了学校浓郁的学风。每次会考，这所学校的成绩都在县里其他几所中学之上。有个叫程序的校友后来参加革命，解放后做过福建省委书记。当时他家离县城很近，却非要到龙田来读书。他在我父亲的纪念文集里写了一篇文章，说融美学校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革命传统，一个是学习传统，应继续发扬这两个光荣传统。①他把这两个传统归功于我父亲办学严格。但其实是父亲的前辈奠定了这个学校的基础，在我父亲之前的培元书院老院长方鲍参，还有一个叫黄治基的监学，都很不简单。他们倾向于同情辛亥革命，严格办学。我父亲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接他们的班，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的。 　　除省委书记外，这所小小的学校还出过不少革命战士、著名学者，其中包括三位科学院院士，分别为研究大气物理的高由禧②、研究地球物理的曾融生③、研究计算机的张钹④。 　　熊：教会干涉学校的教学吗？ 　　薛：一般不干涉。课程设置与教会没有多少关系。早期宗教课是必修的，我父亲在位任校长时改成选修，后来它连选修课的资格也没了。学校设有董事会，由教会的人和一些校友组成。他们决定学校的重大事项和重要的人事任命，但不太干涉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