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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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购买: 国际金融规则
ISBN: 9787500174134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国际财经研究专家工作室专家,国际金融30人论坛执行理事。 于1985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1995年由美国纽约人寿派往中国担任中国首席代表、总经理至2003年5月,然后进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负责日常工作至今。现为绿地集团的独立董事。 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等。 出版著作:《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去、现在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布雷顿森林会议七十周年后》《全球金融大变局》《乱局、变局和格局》。此外,还在《国际经济评论》、《比较》、《清华金融评论》、《第一财经日报》、《金融时报》中文版等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文章。
精彩文摘 序言 国际金融规则是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各主体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目的是规范各方的行为,使国际金融活动能够建立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金有效配置。 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国际金融规则的影响。我长期从事与国际金融规则协调与制定相关的工作,对国际金融规则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深有感触。这本由乔依德先生牵头编著的《国际金融规则:现状、挑战与演进》,汇集了当前全球范围内最重要和最前沿的国际金融规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这些规则的发展历史、主要功能和性质特点,提出了中国未来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协调和制定的政策建议,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利用国际金融规则非常有价值。 现有国际金融规则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IBRD,以下简称“世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是“关税贸易总协定”)构成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硬件”。由它们主导以及以后各种国际金融组织参与所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金融规则,大量半官方和非官方规则以及双边协定等构成了国际金融的“软件”。这为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依据,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益的公共产品。 推动国际金融规则形成和变迁的因素很多,我认为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特别是在二战后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带动下,跨境金融活动从基础性的货币汇兑、支付和结算逐步扩展到可以引导资源配置的各类复杂的金融交易,甚至出现了独立的金融全球化趋势,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规则的发展。二是政治因素。在国际金融活动中,主权国家一方面需要按国际金融规则办事,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相关规则的制定和协调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目前,大多数正式的国际金融规则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均依托政府间协议,最典型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章程的核心内容就是确定储备货币发行规则,防止国家间进行汇率倾销。三是技术因素。例如,近年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提升了跨境金融活动的效率,更催生了许多新的金融载体和工具,包括目前全球范围内热烈讨论的加密货币和数字金融等。四是国际议程因素。目前,国际金融活动及其规则与国际议程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第一个是解决发展外部性,涉及发展融资、普惠金融、气变融资和绿色金融等;第二个是促进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与救助、反恐融资、数据治理等。 国际金融规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多方相互博弈的结果。从历史上来看,发达国家总体上主导了大多数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协调和实施,把控了大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相比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经历了从一开始的被动接受和接轨国际金融规则,逐步到现在开始积极参与相关规则完善和制定。但应该看到,国际金融规则一旦被确定下来就会有很强的黏性,短时间内进行实质性调整的难度非常大,即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其代表性和发展利益也没有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治理和运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一相对固化的局面不仅导致各方利益失衡,也阻碍了国际金融规则更好地吸收发展中国家一些好的做法,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我非常赞成本书中提出的进行存量和增量改革的路子,即对传统领域的国际金融规则进行保留、修正、补充或扬弃,而对于新兴金融领域则采取积极参与。同时,在做好国内相关改革和政策接轨的基础上,利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南南和南北沟通合作,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和协调中反映发展中国家意见和建议,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稳定有效的国际金融规则和安排。 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可以看作是存量加增量改革的一个例子。一方面,亚投行广泛学习、借鉴了已有世界银行和区域多边开发机构的经验,包括采纳了大致相同的组织结构、功能设置、基本政策框架以及机构管理方面的通行做法和良好实践;另一方面,亚投行作为 21 世纪新型多边开发机构,并非简单照搬传统的多边机构,而是按照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原则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 在股份结构上,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股比占大多数,但西方成员的总股比超过了 25%,在需要 75% 特别多数的重大事项决策上与中国一样拥有否决权。这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一家独大,使各方在亚投行重大问题上的讨论更加平衡、理性和富有建设性。 在治理结构上,亚投行按通行做法设立了完备的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但不设常驻董事会,而是根据透明、公开、独立、问责的原则建立了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通过行长与董事会之间的合理分工以及开展行长履职年度评价等制度和机制,建立互信、推动高效决策、杜绝官僚作风。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明文规定管理层遴选应遵循“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这是一个区别于现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章程的创新之举。 在业务导向上,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以扶贫为目标的传统做法不同,亚投行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行业发展,突出绿色发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调广泛动员包括私人部门资本在内的各类资金,加强与世界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伙伴关系,项目招标采购面向世界所有国家。这些做法充分吸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和经验,也体现了发展融资的新模式。 在运营管理上,亚投行始终着眼于打造专业、高效、廉洁的 21 世纪新型多边开发机构。包括建立了“精干、廉洁和绿色”的核心价值观和以包容尊重、开放沟通、透明问责为主要内容的机构文化,对腐败零容忍;通过高标准的人才遴选机制,打造了一支来自 65 个国家和地区、以 500 个专业人员为核心骨干的高素质员工队伍,未来将根据亚投行业务的发展,继续稳步有序地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得益于亚投行良好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审慎的风险控制、高标准的内部治理和管理,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始终给予亚投行 AAA 级最高信用评级。 作为二战后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的重要国际机构,亚投行运营 7年来在各成员国的齐心努力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绩,实现了高起点上快速发展,以实际行动和丰硕成果表明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完善国际金融规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市场、技术、人才等国际金融活动的“硬件”仍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平等和有效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协调和实施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不断摸索,从而提升自身能力水平。 在这里,我期待有更多类似乔依德先生《国际金融规则:现状、挑战与演进》这样扎实、客观、前瞻的研究成果,为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理论指导,也希望各界能够支持亚投行,使其行稳致远,将亚投行打造为南南合作和南北平等合作的有效平台。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行长兼董事会主席 1.详尽阐述八个领域的国际金融规则,包括国际汇率、跨境资本流动、主权债务、国际金融监管、绿色金融、数据治理、金融科技以及数字货币,总结各个领域的现状及特点。 2.结合国际金融规则现状和我国现状,对如何系统性地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及修正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对于我们了解国际金融规则,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也适用于有兴趣、有需要了解国际金融规则的读者,由于本书涉及较多国情基础上的讨论和政策分析,也适合党校及干部培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