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变更(碳中和的长潮与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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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中英对话机制“一带一路”金融与专业服务公使，兼任“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网信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常务董事，彼特逊国际经济研究院董事会董事，G20 为全球公共服务融资高级别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经济和发展高级别咨询委员会委员。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银行副行长，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授经济学。

内容简介

书摘1——序 碳中和的逻辑 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碳中和共识及其所引发的行动，标志着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发展范式开始落幕，新的绿色发展范式由此兴起。这一新的发展范式将为人类提供新的现代化模式，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可持续的绿色繁荣。有史以来，还从未有过像碳中和这样规模巨大、覆盖一切、穿透一切、如此完美的自我革命和自我颠覆。碳中和不只是简单的化石能源替代和技术问题，更表现为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全面和深刻的人类发展“范式转变”。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双碳”承诺，既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也是中国以碳中和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选择。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将“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为中国今后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地学习和追赶西方现代化，而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定义。这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便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碳中和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意味着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 发展范式的上述转变意味着发展底层逻辑的变化，这将彻底改变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发展方式。这些改变会深入影响资源概念、企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金融模式、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方面，具体表现为能源体系、基础设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金融体系、技术创新等领域发生的新变化。转变发展范式需要对经济学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包括价值理论、财富的内涵和测度、成本与收益概念、最优化概念、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目标及约束条件等。在碳中和的“范式转变”下，人类的生产目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都会发生变化。社会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人、生产、社会、自然将融为一体。我们需要从“范式转变”这一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思考、观察、理解碳中和带来的人类发展新逻辑。 碳中和带来的“范式转变”宣告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飞跃，提高了人均产出和收入，取得了物质指标上的巨大成功。但是，这种以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建立在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其对高碳能源和材料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及对物质资本的严重依赖，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风险与自然资本和生态恢复力的枯竭。人们为追求物质消费而过度掠夺自然，破坏了生物的栖息地与多样性，引起了严重且广泛的环境退化。除了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发展范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健康”和“平等”的持续压力，削弱社会凝聚力。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演进不能再使福祉获得相应提高。传统发展范式的不可持续性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严峻挑战。碳中和带来的“范式转变”也将重新定义发展的目标。传统的工业革命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狭隘的产出衡量标准，将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夸大了物质商品和市场化服务的消费对福祉的作用，既没有充分考虑生产和消费对社会环境方面的机会成本和收益，也未能正确阐述或理解传统发展范式对环境施加的不可持续压力、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和对社会福利的侵蚀。在碳中和开启“范式转换”后，发展的根本目的转变为提高人们的福祉。这种从“最大化物质产出”向“思考福祉”的变化需要多维度理解人类的幸福感，由此回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体现“超越GDP”的基于福祉的发展目标。 新发展范式将重新定义发展的内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狭义的物质，人类的幸福感也将逐渐与物质商品消费脱钩。因此，新的发展内容必须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产出，涵盖环境保护、健康、社会和谐等多个需求维度。整个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都将由此发生本质变化，生产和消费系统也会随之转变。在生产方面，新的发展范式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类活动置于大自然的边界之内，考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要求物质资本的使用不能削弱其他资本。此外，除了通过进入生产过程提高人类福祉，这四类资本还在其他多个方面对人类福祉作出直接贡献。 新发展范式还将改革政府的定位和功能。碳中和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种新型公共产品。碳中和的目标、碳市场和相关法规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为避免气候危机、提升整体社会和人类的福祉而人为创造的。鉴于气候变化问题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碳中和转型便是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需要其在经济管理以及资源配置方式上进行快速、深远、持久的变革。发展范式转型远不只是通过零碳技术促使排放与增长脱钩，还需要改变资源配置、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模式，并对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塑。此外，政府还需要改变城市和社区的资源利用方式，对经济活动和行为模式进行实际重组，以及使用更普遍的“福祉”定义来衡量发展政策的效果。这就要求政府在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进行更积极的战略规划指导。政府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进行战略谋划，充分融合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在转型过程中有效协调技术创新、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政府也要从发展范式转型的新视角制定公共政策，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政府还要推动形成广泛的碳中和社会共识，促进消费行为转变，形成“自我实现”的市场预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新经济的出现。 ——朱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书摘2——来自正文 气候变化与全球共识——碳中和趋势 成立于1988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1990年发布了第一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该报告揭示了“气候变化的科学”，推动联合国在 1992 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自此，这一公约成为所有气候相关讨论的基础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 本文主要讨论2015年底在巴黎举行的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和2021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 气候变化主要是由“温室效应”引起的，即大气中的一些分子，尤其是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分子，其振荡频率与从地球表面返回的红外能量相同，阻止了红外能量逃出大气层。二氧化碳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体量巨大，且存在时间可长达数百年。正是这种存量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气体效应并导致全球变暖。1990—2018年，IPCC先后发布了六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报告的内容令人越发担忧。气候变化影响的速度、规模和强度都远超预期，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在持续上升。 面对这种情况，要阻止温室气体的浓度上升，就必须实现净零排放。而且，人类越早达到净零排放，地球的稳定温度值就越低。2015年巴黎会议通过的目标是要确保地球温度上升低于2℃，并尽最大努力保持在1.5℃以内，但各国政府制定的2030年控温计划目标是升温在3℃以上。格拉斯哥会议之后，各国政府控制的升温目标有所下降，却仍远高于2℃。 图1.1显示的是格拉斯哥会议之前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各国所承诺的减排量离目标仍有很大差距。此图显示了按照现有政策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发展趋势，但为了将升温目标控制在1.5℃以内，需要全世界大幅度、快速地减少碳排放量。 2018年IPCC的报告为世界敲响了警钟。该报告显示，全球气温上升2℃的后果要比上升1.5℃的后果严重得多，两者的差异在表1.1中显露无遗。 ——尼古拉斯·斯特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书摘3——正文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支持能源低碳转型 2015年11月30日，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碳中和成为全球的政治共识。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会上表示：“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我国能源发展的方向。2020年9月22日，习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20年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主席宣布了更为具体的能源转型目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达12亿千瓦以上。”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的能源必须完成从高碳向低碳、从低效向高效、从污染到清洁的三个转型，在能源生产侧实施清洁替代，在能源消费侧实施电能替代。 2021年，世界能源消费197.7亿吨标准煤，其中化石能源约占82%。同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约46.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其中清洁能源占16.6%），占世界总量的24.3%，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早在2017年，我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到2018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天然气进口国。2021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6%。而且我国能源消费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根据中国工程院研究报告预测，2035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将达47亿吨标准煤，消费总量达57亿吨标准煤。未来，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供需矛盾将日益突出，对外依存度长期以来处于高位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同时，油气进口通道安全强烈依赖地缘政治，受地区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油气供应面临着严重威胁。综上所述，我国能源安全供给所面临的局势可谓日益严峻。 我国能源的绿色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首先，我国用能结构清洁程度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大。排放出的二氧化碳中有90%是化石能源燃烧所带来的，而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中的84%都来自化石能源。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02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19亿吨，约占世界总量30%，距离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面临的减排压力非常大。考虑到二氧化碳减排的全技术链技术可行性，在终端更多地利用电、氢是必然选择，即电能消费的电气化和氢化，因为它们都可以方便地由可再生能源获得。其次，提升用能效率和节能减排潜力巨大。我国能源效率与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21年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仅为27%。此外，我国单位GDP能耗虽不断下降，但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左右。 在国际上，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及在碳中和竞争中占据领先优势，美国、日本等国均制定了相应的能源发展战略。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就开始推进能源独立战略。2005年，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取得成功，油气产量大幅增长。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降低到20%左右，天然气从 2017 年开始实现净出口，整体能源对外依存度从峰值30.2％下降到2019年的3.6%。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取得重大突破，引发世界能源版图和政治、经济、军事等格局的变化。欧盟最早且一直坚持能源低碳发展战略。2011年，欧盟公布了《2050年能源路线图》，确定欧盟能源战略的总目标，即“2050 年可再生能源达到能源总消费量的50%，在现有基础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至少80%”。2018 年，在欧盟能源消费中油气占比达61.7%，非化石能源占比25.2%，煤炭占比13.2%。德国、英国等推进“去煤化”“弃核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海上风电等。日本能源资源匮乏，能源自给率很低，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7%，因此制定了“节能优先，发展能源新技术”的发展战略。日本“节能优先”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单位 GDP能耗降至0.81吨标准油/万美元。2018年日本单位 GDP 能耗为0.91吨标准油/万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7%。同时，日本大力发展氢能、储能等能源新技术，抢占技术制高点，以提高能源自给能力。 从能源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已经完成了两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转型是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体能源；第二次转型是石油和天然气取代煤炭成为主体能源。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将继续从“石油时代”和“天然气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型。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能源转型发展趋势，不可逆转，来势凶猛。 ——汤广福 中国工程院院士 1. 本书深入剖析碳中和革命，从政策、科技、市场到国际合作，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指南，由20余位专家倾力打造。 2. 本书探索碳中和未来，权威声音在此齐聚，解读气候挑战与经济机遇。 3. 碳中和不再模糊，数字技术的驱动、能源转型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一本书，洞察未来。 4. 本书为与碳中和发展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大众读者量身定制，从零碳金融到清洁能源，为读者解答未来之路。 5. 碳中和革命已经来临，本书将引领读者走向可持续的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一站式解读碳中和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