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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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一位来自东北的女作家，生活在民族危机的 时代并身受其苦。她写下了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丰 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回应着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危机 ，而在1942年过早离世。[1]作为小说家，萧红在文学 史家的笔下，要比另一些女作家，如凌叔华、张爱玲、 庐隐等幸运得多，因为这些女作家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 中处于边缘地位，直到最近张爱玲的命运才有所改观。 此种现象部分是由于鲁迅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因为他曾 经指导过萧红，并高度评价她在30年代的作品，除此之 外也还因为在大多数男性批评家的眼里，萧红并未将自 身局限在女性生活的“琐屑细节”之中，而是触及了民 族存亡与反帝斗争的宽广主题。这种不无裨益的解读保 证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虽然萧红的经 典地位与其他大家相比还是偏于低下，但其代价是它抹 除了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思考中的深刻张力。 我们在这里讨论萧红，并不是为了抬高这位作家的 经典地位，而是为了检讨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由男权宰制 的文学批评实践，因为它们对挪用萧红作品服务于民族 主义的目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典化并非每个人与生 俱来的权利。有关权利与“天赋人权”的话语在使批判 性思考成为可能的同时，亦同样会使之无能为力。譬如 ，女性主义批评毫无疑问地要关注在已经确立的文学经 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边缘化位置。但这种批评的切入方 式恐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中心与边缘的二元修辞其本 身并不能生发出有活力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必须正视如 下事实:有些人比如女性是被历史地逼到边缘地位，而 有些男性却有能力选择边缘位置，以更好地向中心发动 进攻。[2]文学史处于边缘位置的作家进入经典，会使 文学经典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有所改进，但是，这一做 法究竟是向经典规范化本身进行挑战，还是通过更为自 由,也更为多元的表象，反而强化了经典规范?当斯皮瓦 克说，“我们正在尝试的，不仅仅是以另类经典来扩大 经典规范，而是废黜经典规范化的方法”的时候，她也 许过于乐观了，但我认为在她的陈述背后隐含的批判性 洞识，是值得深铭于心的。[3] 萧红以她本人的一生和著述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斗争 ，可以从多方面关系到中国现代批评及其民族主义意识 形态的性别化状况。自打《生死场》作为鲁迅发起的“ 奴隶社丛书”之一种(其他两本为叶紫的《丰收》，萧 军的《八月的乡村》)发表后，对这部作品的接受与评 价，一直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这种宰制试图抹平 萧红对于民族主义的暧昧态度，以及她对男性挪用女性 身体这一-隐喻的否定。[4]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 “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 品。其结果是，我们几乎离不开这一高度发达的、体制 化的、男权中心的批评传统，去解读萧红，因为这种批 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其小说意义的理解。不过，文学 批评实践中的这种性别政治，迄今尚未引起那些身陷其 中的评论者与文学史家的注意。[5] 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