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闻学关键概念研究

作者简介

李海波，江苏赣榆人，清华大学新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新闻传播史论。曾任《体坛周报》《足球报》编辑和记者，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内容简介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前沿研究领域，尚处于探索与构建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构建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问题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已是当前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从操作层面上看，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在关键概念领域展开深耕细耘，在此基础上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本书即从关键概念入手，展开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源流研究。 中国特色新闻学绝非凭空出世，而是根植于广博的历史脉络之中，因而反观诸己的自我认知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反本溯源、继往开来，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互动中进行知识探索。具体而言，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而言，三个方面的理论源流有待爬梳总结：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新闻传播思想，三是西方新闻理论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这其中蕴含着大量尚待开掘的学术命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成果最为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中国特色新闻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无疑是理论内核和思想原点。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学的精髓，结合中国具体实情，创造性地发展了自身的新闻理论。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根据政治社会条件和新闻传播生态的变化，不断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但是仍有一些核心理念历久而弥新。例如，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党性原则、人民性、群众路线、正确舆论导向、正面宣传为主、政治家办报等，这实际上是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一以贯之的关键概念。在当前媒体市场化、商业化汹涌澎湃的情境下，对这些关键概念的宣示，显示了中国新闻传播体系与政治体系引人瞩目的特点。 鉴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础性作用，本书最终选取“延安范式”“集体组织者”“新闻大众化”“群众路线”“全党办报”“典型报道”“新型记者”“新闻通讯员”这八个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中的关键概念，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其中，前五个为整体性概念，“延安范式”对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来说具有全局性的典范意义，“集体组织者”关乎新闻业的角色和功能这样的新闻学“元问题”，“新闻大众化”和“群众路线”关乎办报的总体路线和方针，“全党办报”则是指导党报工作的重要原则；后三者则属于操作性概念，“典型报道”是党报业务领域的特色概念，“新型记者”和“新闻通讯员”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规范性要求。 在研究取向上，本书致力于在既有学术脉络中推进特定概念的研究，实施方式主要是针对一系列概念展开专题性的个案研究，每个概念的研究通常是在把握既有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锚定自己的分析角度，凭借经验材料展开论证和分析，论述上往往聚焦一点、不及其余。换言之，本书旨在增进相关知识而不是汇集既有知识。以科普性介绍和系统性综述为特征的词典或教科书模式，并非本书的目标所在。 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中的八个关键概念的专题性研究论文，因为各自所处的学术脉络不同，每个研究的切入角度、论证方式、经验材料也各不相同。不过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论文在方法论层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一种内在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的“内在视野”或“内部视野”。汪晖在论述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时提出，对历史的理解不能全凭当代的理论范畴和知识框架，真正有益的分析是进入历史肌理之中，以研究对象的知识和逻辑进行“同情与理解”式的解读和分析，即“将研究对象从对象的单一位置上解放出来”a，“只有我们将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对象才能获得解放”b。本书在方法论层面特别注重从“内在视野”出发，不以当前流行的概念、范畴、理论来比附或剪裁历史事实，尤其避免将西方话语框架直接套用于中国革命历史及其新闻专业遗产，而是努力回到历史语境与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之中进行考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中一些关键概念的复杂而深刻的内涵借此浮现出来，并有可能成为反思当代媒体状况和新闻学知识的批判性资源，由此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们在今天重新探究这些“旧概念”的意义所系。 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的一个特点是打破新闻的专业壁垒和职业垄断，动员党政干部和工农群众深度参与到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之中，从而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独立、自治、专业资质等诉求相悖。如果以这套源于西方市场新闻业的概念范畴来简单比附，很容易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统归为不符合所谓新闻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前现代”陈迹，只能作为批判的对象，以此凸显当代新闻运作模式的合理性，这也是不少时兴研究的主导性叙事。这样不假批判地将历史与思想纳入当代知识的框架之中，不但扭曲了历史图景，而且丧失了省思我们自身状况的机会。本书中的“新闻通讯员”章节，则是进入革命现代性的内在脉络之中，从群众路线的视角对这段专业遗产展开新的探讨，指出“业余通讯员”模式是政党政治与群众参与有机统一的尝试，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新闻传播思想、西方新闻理论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等多种学术资源。比较遗憾的是，本书未能涉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新闻传播思想，这当中实在蕴含着许多有待发掘的学术命题。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提供了诸多关于新闻与传播的独到思想，从而有可能构成中国特色新闻学成长发展的深厚根基。如“典型报道”“正面报道”等中国特色新闻学关键概念，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考察，有望获得别开生面的分析，欧美新闻业自我定位为“看门狗”（watchdog），重视反常、越轨、丑闻、揭秘、监督等功能，“扒粪者”（muckraker）成为西方记者普遍的职业想象，而中国新闻业则向来重视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正面报道为主，并发展出“典型报道”这一著名的新闻样式。实际上，中国新闻业的上述特点和取向，深层原因根植于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如中华传统的“乐感文化”立足“此岸”世界，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一种参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长期积淀的“乐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自然形成“乐于报喜，不乐报忧”的习俗与习惯，最典型的就是文艺作品的大团圆结局。而且，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也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如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指的感官“快乐”，即happiness），而是后天修养的人文传统，属于人生最高境界（近乎“道”），是教育教化的功效，所以儒家向来主张学习、教育、修养。a从这一文化传统出发，不仅可以深切理解中国新闻业的正面教化取向，向往六亿神州尽舜尧，讴歌遍地英雄下夕烟，而且有助于开辟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及其新闻传统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所谓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也就蕴含在其中。大干部和群众借由新闻的中介参与到政治与历史进程之中，获得新的主体性表达。与之相比，当代“新闻线人”“公民记者”“UGC（用户生成内容）”等现象，更多地服从新闻生化、市场化逻辑，与充满政治能量和政治活力的“业余记者”模式存在本质上的差异。通过这样的研究，“新闻通讯员”这个 中国特色新闻学关键概念就具有了当代的价值关联，有可能为当前主流媒体的“群众路线”实践提供思想资源。 与之相似，“延安范式”的概念建构采用了先锋队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集体组织者”以政党组织传播作为切入视角，“典型报道”的讨论引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国际共运脉络……这些研究框架和分析视角，无不结构性地内在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肌理之中，有助于将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中的一些深刻内涵揭示出来，使其获得新的理论意涵和活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尚有诸多的缺憾与不足。受限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专长、能力与时间精力，本书暂且对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中的八个关键概念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体系完备、内容丰赡，几乎在新闻理论的每一个领域都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概念，如在本书讨论的七个概念之外，还有“政治家办报”“党性原则”“耳目喉舌”“舆论导向”等重要概念，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推进。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的重新整理和开掘，或许远非单个学者所能胜任，可能需要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从关键概念入手，展开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源流研究，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