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翼作家笔下的“红色中国”形象：1925—1949

作者简介

黄静，女，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兴趣为异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话题。2016—2017年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访学一年，对美国左翼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书写尤为关注。

内容简介

贺龙也是一个传说，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他是哥老会“辈分”最高的，他的口才出奇的好，能迅速组织起一支部队来。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收编进红军，能“叫死人活起来打仗”。1928年，贺龙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用一把刀宰了几个国民党收税官，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 彭德怀指挥3万多军队，被国民党政府军悬赏5万到10万。令斯诺吃惊的是，他散步从不带警卫，司令部也极为简陋。他因一件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衣服感到得意，显得孩子气十足。他喜欢孩子，许多孩子充当他的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并组织起少年先锋队。“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他向斯诺归纳“红色游击队战术的原则”，并强调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依靠人民而壮大。 在没有见到彭德怀之前，史沫特莱将彭德怀塑造成为人民干革命，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起义的“白军军官”。在红军被封锁的最困难时期，彭德怀带领500人上了井冈山之后，是威震中外、艰苦奋斗、最有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司令员之一，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事家，一位共产党员，英名传遍世界，是受苦受难被压迫者的英雄，也被各国资产阶级报纸诬蔑为“土匪”“强盗”。而史沫特莱见到彭德怀之后，就不再停留在这些概念层面了，彭德怀咧嘴大笑的憨态被浓重渲染。 其中一个人满面笑容。他身着蓝色军装，嘴巴笑呵呵张得格外大。在整个八路军里就只有这么一个长着大嘴的人，他要是笑起来两边的嘴角都能扯到耳朵根。此人就是我刚才说过会成为亚洲未来最伟大的军事领袖的彭德怀。我还忘记告诉同行的人，如果有机会比赛的话——彭德怀还能当上咧嘴大笑的冠军呢。 在斯特朗的眼中，彭德怀又具有另一种风采。常跟各国政要打交道的斯特朗看问题更是高屋建瓴。1937年她在汉口参加鲁迟主教的家宴，主教同彭德怀开玩笑，讲起江西的共产党曾对几位传教士进行过“绑架”，实际上是让他们去照顾伤员，后来释放了。斯特朗原以为彭德怀会辩护传教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可“这位驰名中外的战略家却像孩子一样地涨红了脸，可怜连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我们当时没有经验，而且头脑发热。’他的这种认错态度使人对这位粗壮的汉子感到十分可亲。”因而，斯特朗认为从彭德怀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态度谦虚，不像那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政客，而是随时准备承认错误。 “大名鼎鼎”而神秘的年轻指挥员徐海东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厂做过工，被蒋介石称为文明的一大害。初次与斯诺见面的时候，他面露羞色，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有一种顽皮的孩子相。斯诺称他是“所遇到的共产党领导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 还有“好布尔什维克”指挥员李长林，是一位讲故事的好手。在他身上，斯诺发现了红军中存在的集体主义，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军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消除了人的差别，忘了自我的存在，而又存在于他人的共自由、同患难的时候。斯诺这样的理解，恐怕是对集体主义最浪漫的解释。 外貌上属于“典型的苦力”的项英身上系着整个红军主力的命运，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还实际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并获得了高级的军事与政治地位，非常刚勇与忠实。他从工厂的童工成长为正式的工人，读过俄国革命书籍后产生把同伴组织起来以改善恶劣待遇的念头。又从刚成立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那里，懂得了革命的历史与口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工人的职工会，第一个钢铁工人的工会以及别的许多工会，成为千百万工人的希望的象征。他历经了国民党的成立、改组、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最后被杀害于皖南事变中。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坚持建成抗日统一战线。从他身上，斯诺看到一位革命家对真理的坚守和自信，即便是为革命死千百次也不可磨灭的革命斗志。“延安的每个人，”他说，“都以为我是死而复生的，但谁也不觉惊异。我们革命者都有复生的习惯。你看一看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他们都已‘被杀了’几十次！当作一个个人，我们没有什么，但当作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却是不可征服的，不管中国革命‘死了’多少次，他还是要活过来，除非中国本身能被消灭，不然的话，它是决不会消灭的。” 斯特朗则很少关注谣言类的东西，她犹如一个悬置在高空的镜头，冷静而又有全局观。在叙事上，她缺乏像斯诺那样的勾起读者阅读欲的布局和设置，也不如史沫特莱用热烈情感烘烤出的有热度的文字，她在叙事上有点平铺，但是胜在逻辑性强，分析力度深刻。她具有政治敏锐性，随时捕捉可以上升到理论性的东西。 斯特朗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位主要人物的差别，“那几顿早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结实、威武的贺龙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嘴上露着若无其事的笑容；有学者风度的、戴着眼镜的刘将军弯着腰从大煤油桶里添饭；和蔼可亲的朱德，嘴上露着斯文、好客的微笑，耷拉着肩膀，从从容容地坐在那儿，双脚搁在桌子下的横档上，为的是使脚能不碰到冰冷的石头地。”这些领导人朴素而直率，没有架子，不拘礼节地跑来迎接斯特朗的汽车；他们真诚而廉洁，指挥员和士兵都削减了他们的薪金与口粮。而且他们将国民政府供给的给养和薪金，与新入伍的士兵共享，使当时部队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贺龙师长级每月的工资五元，朱德六元，连两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工资的零头。在军事战术和机能训练方面对下属毫无保留，将他们训练得一样的出色。朱德总有时间同农民、外国记者和普通士兵谈话，看上去一点也不“专横”。 红区的共产党政治及军事领袖、指挥员是“三S”笔下具备最新潮、最优秀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力的中国人。他们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武装大脑，虽然性格各异，但是他们身上的群体特质是具有中国大地农民的淳朴气质，他们与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无等级观念，不追求物质享乐，而追求穷人和被剥削阶级的生存权益，追求最基本的民主和公正，拥有顽强的革命斗志，不怕牺牲，体现了当时中国最民主地区人的素养和精神面貌。 美国左翼作家们以好奇的眼光，观察延安、观察中国革命，正面描写中国共产党和红区的生活，频繁对比红白阵营中各阶层人物的特点，讲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高层人物的故事和传奇。他们用生动的推动了“红色中国”形象闪耀于世界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