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纪念碑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岁月1850-1859(戴大洪译)

作者简介

约瑟夫·弗兰克，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休教授。代表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1976-2002）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传记类），两次（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的）克里斯蒂安·高斯奖，两次（现代语言协会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等。 译者 戴大洪，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译有《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等。

内容简介

第十一章《穷人》 一 在俄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作家的处女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更让人们津津乐道，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什么人的处女作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述已广为人知，尽管他相当夸张和感慨地认为自己当时天真幼稚。“［一八四五年］初冬，我突然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穷人》；此前我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小说写完之后，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不知道应当把它交给谁。”[1]我们知道，实际情况完全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他想把他的小说交给谁；另外，还有一些（他的记述以及格里戈罗维奇的记述所提供的）证据否定了这样一种印象： 在把《穷人》修改得让自己满意之前，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它。“这里开始不断有人劝说我把我的作品投给《祖国纪事》，”一八四五年三月他写信告诉米哈伊尔。[2]除了格里戈罗维奇，还有谁会劝说他？如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稿一无所知，怎么可能这样做？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小说完成以后发生的事情。格里戈罗维奇被这部作品深深感动；他把拿给涅克拉索夫；接着，两个年轻文人都为小说人物的悲惨境遇而落泪。一时冲动之下，他们凌晨四点一路飞奔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处表达他们激动的心情——当时圣彼得堡正值春季的“白夜”，夜晚像白天一样明亮。第二天，涅克拉索夫带着小说去见别林斯基，后者对小说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和赞赏。当别林斯基沉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稿中时，П.В.安年科夫来看望这位批评家；结果，他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字，生动地记述了别林斯基对其新发现的狂喜。 “有一次我去看望别林斯基，时间是在午饭前，他上午写作之后正在休息，我从院子里看见他站在客厅的窗户前，手里拿着厚厚一本书稿，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他也看见了我，于是大声喊道：‘快进来，我有新的发现要告诉您。’与我握手之后他继续说道：‘您看见这部书稿了吗？我拿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已经读了快两天了。这是一个新人的小说，一个新的天才；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位先生长什么样，头脑聪明不聪明，但是，他的小说揭示了在他之前人们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俄国社会与人物的秘密。想一想吧——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用社会小说进行的第一次尝试，而且是以艺术家通常的创作方式进行的；我的意思是，他们自己也想不到会创作出什么东西来。其中的故事很简单： 涉及一些心地善良的傻瓜，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爱整个世界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而且是每个人的责任。当生活的车轮完全按照其运行法则不声不响地从他们身上碾过并且轧断他们的肢体骨骼时，他们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整个故事就是这样——但是富有戏剧性，非常典型！我忘记告诉您了，这位艺术家名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我就让您看一看他的小说中的一些别具特色的内容。’接着，别林斯基开始以不同寻常的激情朗诵最打动他的一些段落，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和神经质的语调使它们显得更加生动。”[3] 我们在一百多年以后难以充分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使别林斯基产生的狂喜。当然，一个原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作品使这部小说大为逊色；另一个原因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小说早已没有出乎我们意料的主题思想，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流行以后。就一名作家新人而言，《穷人》无疑是一部才华出众的作品；但是，除了考虑别林斯基因性情冲动而产生的广为人知的好走极端的倾向之外，只有从文学史的角度才能解释他的反应。我们必须把它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观察： 别林斯基正在与俄国的浪漫主义追随者进行斗争，他单枪匹马地试图在俄国文学界发起一场新的社会现实主义运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之前，这种努力造成了生理素描如火如荼的局面。然而，尽管已经有人开始以各种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描写城市下层俄国人的生活，他们的重点却在于表面描述而不是解说，在于照片式的逼真（生理素描也被称为“达盖尔式照片”达盖尔式照片（daguerrotype）指的是采用一八三九年面世的银版照相法拍摄的照片，这种方法是法国画家兼物理学家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 1789—1851）发明的。并附有插图）而不是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深入探索。在从自然派的主题范围内选择题材的作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个写出超越一系列生理素描的作品的作家。“我经常去别林斯基那里。”他在一八四五年秋天写信告诉米哈伊尔，“他对我好得不能再好了，他真的认为我出色地向公众证明了他的观点的正确性。”[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非常准确地说到了点子上。他已经成功地创作出别林斯基一直期待的那种作品；而《穷人》当时引起的巨大轰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为别林斯基给俄国文学指出的新方向而进行的论战。 二 《穷人》采用了两人通信的书信体小说这种形式。小职员马卡尔·杰武什金是圣彼得堡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的某个办公室所雇用的一名中年抄写员，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则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年轻姑娘。这两个人物的姓氏都有寓意。杰武什金使人想到意为年轻姑娘或少女的“杰武什卡”（девушка）一词。这种名不符实产生了使人感伤的幽默效果，暗示了杰武什金的某些性格特征。多布罗谢洛娃（Доброселова）则是“善良”（добро）和“乡村”（село）两个俄语词汇的组合。与瓦尔瓦拉沾点曲里拐弯的远亲关系的杰武什金一直试图保护她免遭某个老鸨的算计，后者伪装成家族的朋友，一度已经成功地把她卖给了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杰武什金羞羞答答地爱上了瓦尔瓦拉；但是，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使她不可能以爱情回报，因此，她的感情始终没有超出友好的关爱和衷心的感激。小说开始于春天，结束时已经快到冬天了（如同这一流派的其他作品，季节与情节平行发展），小说以熟练的技巧和诗人的敏感重点表现了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主人公细微平凡的快乐与悲伤。 两个人物都是敏感、孤独、脆弱的人，彼此之间的牵挂给他们凄凉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温暖；但是，这一段天真浪漫的短暂生活很快就在他们与其抗争的贫穷的重压之下结束了。杰武什金经常买一些他几乎买不起的糖果和水果作为礼物送给瓦尔瓦拉，为了瓦尔瓦拉，他渐渐变得一无所有。由于贫穷造成的生活困难，他还忍受着屈辱的折磨，他竭力掩饰这一点。最后，引诱瓦尔瓦拉的那个人再次出现，粗暴地提出要娶她为妻——这根本不是出于悔恨或者爱慕，只是因为他想生一个继承人以便剥夺某个侄子的继承权。她无望的处境以及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机会迫使她接受了求婚。当瓦尔瓦拉跟随她那冷酷无情的新郎贝科夫（他的名字使人联想到俄语中“公牛”一词）永远消失在干草原的深处时，杰武什金呜咽着哀诉自己的痛苦，小说到此结束。 《穷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熟练地运用书信体这种形式揭示了小说人物深藏不露、没有表达出来的想法；人们从他们的往来书信中读到的东西比表面看上去更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使我们真正察觉人物心路历程的是他们表达出来的想法与没有表达出来的想法之间的张力。乍一看，头脑简单的杰武什金一直在以各种方式与自己作斗争。首先，他对瓦尔瓦拉全心全意的爱与深知这种爱不可能甚至不相宜的意识在斗争。其次，面对因社会地位以及新近感觉到的贫困所带来的羞辱，他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及其作为人的价值而斗争。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斗争，即，与叛逆思想进行的斗争，在对瓦尔瓦拉的感情压力下突然涌上心头的这种思想与他此前一直认同的无条件顺从的信条大相径庭。 瓦尔瓦拉这个人物远远没有那么复杂，尽管她在微妙的心理状态下同样陷入了左右摇摆的境地： 她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害杰武什金的感情，可也不能对他羞怯的示爱有所回应；她因杰武什金为她陷入贫困而痛苦，但却出于少女的本能喜欢他送的礼物。“我跟您说过多少次我什么也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永远也无法报答您对我的好意。”她写道，“为什么送我这些花？……这些花实在太可爱了！鲜红色的十字小花瓣。您在哪儿买到的这么好看的天竺葵？”如此等等。（1∶1718） 尽管对杰武什金怀有柔情蜜意，但是，瓦尔瓦拉无法压抑自己的天性，作为年轻人，她也无法抑制她对失去的——或者说，如今只能通过出卖自己来交换的——舒适生活的向往。在小说的结尾，当她请求杰武什金为她的嫁妆跑腿时，她的行为甚至自私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以致让人无法宽恕。最近有一位批评家因为这一不当行为对她进行了严厉指责，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把她描写成一个自私自利的卑鄙小人；不过，这种解读似乎有点太苛刻了。[5]因为没有使瓦尔瓦拉过于感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更令人信服。毕竟，杰武什金以前经常为她跑腿，甚至不顾她的反对；何况，在那短暂的兴奋时刻，她也难免像所有为终身大事做准备的正常的年轻新娘一样表现得完全专注于自我。尽管如此，在与一个粗鲁庸俗的新郎走进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时，她对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并不抱任何幻想；而且她还在最后一封信中忧伤地表达了对她这位朋友和恩人的感激之情。在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的早期评论中，有一条关于瓦尔瓦拉性格的引人注目的评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年轻评论家瓦列里安·迈科夫发表的评论，而且可能是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讨论中产生的，所以更加令人感兴趣。 迈科夫说，读者也许不理解“作者为什么要描写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芙娜如此冷酷专横地打发杰武什金按照她的荒唐要求去各种店铺办这办那。然而，这个特点对于心理学家意味深长，而且通过异常准确地描写生活使整部作品趣味盎然。显然，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爱只能引起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反感，尽管她一直竭力掩饰这一点，甚至可能对自己也不承认。向一个我们理应感激而且还爱上——上帝保佑不要这样！——我们的人掩饰我们的厌恶情绪，世上还有比这更令人不堪忍受的事情吗？无论是谁，只要稍稍回忆一下就一定会想起，他最反感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些为他倾情奉献甚至达到自我牺牲程度的人，因为他无法用同样深厚真挚的感情给予回报。我们确信，与她的极度贫困相比，马卡尔对她的关爱使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心理负担更沉重，因此，在她感到摆脱了受他呵护的沉重负担的那一刻，她不能——她发现自己也做不到——放弃把他当作仆人折磨一下的权利。……尽管如此，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觉得难以理解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仍然可以得到安慰，因为在动身前往干草原之前……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给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了一张便条，她在便条上把他称为亲爱的朋友”。 这种心理分析具有非常明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征”，因此，人们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小说的解读有所影响。见瓦列里安·迈科夫，《批判性试验》（圣彼得堡，1891），第326页。关于瓦列里安·迈科夫，本书第十五章将会提供更多信息。 三 围绕着小说人物短暂交往的简单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些附加的内容把这个故事扩展成一部真正的社会小说。他在前面的通信之间插入了瓦尔瓦拉的日记，日记带我们回到她的少女时代，把童年幸福、单纯的乡村生活与危险、堕落的城市生活进行了经典的对比。在这一段内容中，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身无分文的女孩子遭遇了与瓦尔瓦拉相同的命运，不然就是阴险的老鸨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正准备以行善为名使她们遭遇相同的命运。这一段插入的日记还描写了患上肺结核的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后来演变成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型平民知识分子从字面意思上讲，平民知识分子指的是没有官衔的知识分子，即，不在政府部门任职也没有一定级别的官职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词通常被用来指民间的普通知识分子。所画的第一张素描；作为瓦尔瓦拉的家庭教师，波克罗夫斯基第一次唤起了少女的浪漫情感。他是贝科夫的私生子，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另一个“被保护人”生下了他，用贝科夫为保全面子而拿出的一大笔钱，费奥多罗芙娜把他母亲嫁给了一个嗜酒如命的前小职员。尽管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老波克罗夫斯基仍然满心喜欢有教养的“儿子”，对他来说，这个儿子代表着光宗耀祖的文化水平和诚实正直的道德品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堪称狄更斯式的富有同情心的悲喜剧笔调描写老波克罗夫斯基在一个居高临下轻蔑地对待他的社会里可悲而徒劳地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当然，杰武什金在稍高一点的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水平上进行着同样的努力）。瓦尔瓦拉日记的最后一段描写这个精神崩溃的老人跟随灵车去他心爱的“儿子”的长眠之地。“老人似乎对天气的寒冷和潮湿没有感觉，他哭着从马车的一边跑到另一边，破旧棉袍的下摆像一对翅膀一样在风中飘舞。书从衣服的口袋里露出来；他双手紧紧抓住一大本书。……书不断从口袋里掉到泥泞的路上。人们叫住他告诉他东西掉了，他捡起书来继续跟在灵车后面奔跑。”（1∶45）别林斯基评论道，人们无法不嘲笑老波克罗夫斯基；“但是，”他告诉读者，“如果他在您嘲笑他的同时没有使您深受感动……那么，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一点，以免某个波克罗夫斯基——某个小丑和酒鬼——不得不为您是人类的一员感到羞愧”。[6] 另一段插入的内容是贫穷的小职员戈尔什科夫一家的故事，来自外省的戈尔什科夫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因受到贪污的指控被除名。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家庭，这种家庭将一次又一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它们总是以同样可怕和不自然的寂静为特征，仿佛苦难过于深重，以致无力发出悲叹。杰武什金告诉瓦尔瓦拉，甚至听不见孩子的声音。“……一天晚上，我碰巧经过他们家门口；当时屋里异常安静；接着我听见呜咽声，他们好像在哭泣，哭的声音那么轻，听上去非常可怜，令人心碎，我整夜都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以致根本无法入睡。”（1∶24）尽管自己同样饥寒交迫，杰武什金仍然忍不住送给戈尔什科夫二十个戈比，好让他为家人买点食物。他告诉瓦尔瓦拉，“我对他好，他是一个可怜、迷茫、受到惊吓的人；他需要朋友，所以我对他好”。（1∶91）戈尔什科夫折射出另一个杰武什金，只不过是以非常暗淡的色调；他没有老波克罗夫斯基身上那种浓重强烈的荒诞喜剧色彩，而杰武什金本人身上也有这种色彩，尽管相当淡薄柔和。 所有这些叙事内容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生动的画面： 在不堪忍受的生存条件下，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不致沉沦，人们进行着同样徒劳的挣扎；完全相同的细腻、可贵的情感和道德修养出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至少从俄国文学的传统观点来看不可能。穷困和屈辱无处不在，有权有势的富人肆无忌惮地剥削贫弱、无助的穷人——这一切都发生在拥挤的圣彼得堡贫民区，那里弥漫着恶臭的气味，住宅破旧不堪，遍地垃圾杂物。“所有楼梯的过道都堆放着箱子、断腿椅子和破橱柜，”杰武什金写信向瓦尔瓦拉描述了他居住的那个地方的情况，“到处挂着破衣烂衫，窗户的玻璃全都被打碎了，还有装满各种破烂和垃圾、鸡蛋壳和鱼内脏的水桶；总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这里真是糟糕透顶。”（1∶22）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突降法M.H.艾布拉姆斯和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编著的《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对“突降法”（anticlimax）的解释是：“为了造成喜剧性或讽刺性的艺术效果，作者故意笔锋一转，从严肃高尚的格调跌落到轻浮卑贱。”见第25—26页。表现杰武什金略显可笑（不过仍然令人感动）的人品的一个精彩实例。 《穷人》把最精彩的生理素描的这些形象生动的优点与从新的角度对令人备受折磨的屈辱感的准确观察结合在一起。“穷人容易受刺激——这是理所当然的。”杰武什金向瓦尔瓦拉解释说，“我以前就感觉到了这一点。穷人总是喜欢挑剔；他用一种不同的目光看待世界，怀疑每一个过路的人，惶恐不安地注意着周围，留神别人说的每一句话，想知道人家是不是在谈论他，是不是说他长得丑，猜测他究竟会有什么感觉”，等等。（1∶68）这种“看待世界的不同目光”——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看世界——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的重大革新，后者对笔下卑微的主人公的同情从来不足以克服作为叙述者他态度中隐含的屈尊俯就的优越感。别林斯基为之欢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恰恰在于“表现了人性最大限度地包含的那么多杰出、高尚、神圣的东西”。[7]就这样，《穷人》以它的情节场景和心理描写向阶级傲慢和阶级偏见发出抗议，向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发出抗议。不过，这部小说还包含了一种更加直截了当的抗议，尽管别林斯基没有提到，但他肯定不会不感兴趣。 四 我们已经说过，杰武什金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随着小说的情节发展，他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前面的书信显示，他安于自己在生活中的卑微地位，没有嘀嘀咕咕地表示不满，甚至还以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默默无闻的工作为自豪。“当然，我很清楚，我做的就是抄抄写写；但我仍然为上班做事、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感到自豪。……我的字写得好，字迹清晰，看着舒服，因此大人很满意。”（1∶4748）杰武什金对自己的处境以及这样活在世上很满意；让他心烦意乱的并非他是一名抄写员，而是有人认为抄写员可笑又下贱。但是，由于无力保护和接济瓦尔瓦拉，他这种无条件承认现存社会秩序正当合理的态度严重动摇了。 杰武什金在最痛苦的时候——女房东催租，公寓仆人欺辱，还因为衣衫破旧显得寒酸而苦恼——彻底心灰意冷并且开始喝酒。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丢人和无用；就是在这一刻，反抗的念头甚至在他那驯顺谦恭的内心深处闪过。走在彼得堡的一条热闹时尚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豪华商店和衣着光鲜的人，这些人与他居住的贫民区里的那些苦闷悲惨的人之间的差别让他震惊；于是突然开始疑惑，当有些人出生在优裕的环境中时，他和瓦尔瓦拉为什么应当受穷。 “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这样想不对，这是自由思想；不过，老实说，说实话，命运为什么像个乌鸦似的呱呱叫着为一个还没出生的人预报好运，而另一个人则要在孤儿院里开始生活？您要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命运女神总是眷顾傻瓜伊万傻瓜伊万（Иванушкадурачок）是俄国民间故事中头脑简单的幸运儿。。”（1∶86）人的财富与人的价不相符；这种革命思想还不是杰武什金的“自由思想”的全部。随着他继续往下写，我们发现，他发表的显然是圣西门的观点： 最卑贱的劳动者更应当受到尊重，因为对于社会来说，他们比最富有和最高贵的社会寄生虫更有用。在把一位（直接来自格里戈罗维奇的生理素描的）街头手摇风琴师与“一个恣意挥霍的无耻混蛋”——他“透过一柄金边眼镜”淫荡地看着瓦尔瓦拉——进行对比之后，杰武什金得出结论，街头手摇风琴师“更值得尊敬”，因为至少“他劳动，尽管是以自己的方式，但他仍然是在劳动”。（同上） 所有这些思想导致杰武什金对富人与穷人天壤之别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尖锐的看法——就像欧仁·苏或苏利耶的通俗小说中的看法一样，这种看法揭开了掩盖着两个阶层生活的表面现象，使人们同时看到它们： 现在就让我们进去看看这些高大、阴暗、被煤烟熏得黢黑的楼房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某个烟雾弥漫的角落的一间只有穷人才会栖身的潮湿斗室里，一个劳动者从梦中醒来；比方说，他一夜梦见的都是昨天他不小心划破了个口子的一双靴子，好像一个人应当梦见这种破事儿似的！然而，他是一个手艺人，一个鞋匠；这就难怪他一心惦念着自己的活计。他的孩子在啼哭，老婆在挨饿；我的亲人，也不光是鞋匠早晨起来是这样——本来这不算什么，不值得把它写出来，但是，问题在于，瓦莲卡瓦莲卡（Варенька）是瓦尔瓦拉的小名。，就在同一幢楼房里，离得很近，上面或者下面一层，一个睡在豪华房间里的富人夜里梦见的可能也是一双靴子，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感觉梦见靴子，不过仍然是靴子，因为，就我使用的这个词的意义而言，瓦莲卡，我们每个人都有点像鞋匠，亲爱的；本来这也无所谓，令人遗憾的只不过是，没有人会在富人那边凑到他耳旁小声说：“得啦，不要再想这些事了，别再只想您自己，只想为您自己活着；您的孩子身体健康，您的太太没去讨饭。看看您周围，您难道看不见比您的靴子更重要、更值得您关心的东西吗？”（1∶8889） 有钱有势的人对他们周围的一切痛苦漠不关心使杰武什金义愤填膺——实际上，他的愤怒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有那么一刻，他甚至觉得自己不应感到自卑。“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他说，“然后再来判断一个人毫无道理地妄自菲薄从而陷入失去尊严的屈辱境地究竟是对还是错。”（1∶8889） 关于“靴子”的这一段内容显然包含着小说社会主题思想的核心，这是人们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社会小说和狄更斯的小说中看到的同类诉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变种——这种诉求针对有钱有势的人而发，敦促他们为不幸的同胞承担某种道义责任。这一主题在杰武什金部门的长官出现的那个著名场景中达到极致，当时可怜的杰武什金因为在抄写一份公文急件时疏忽大意被叫去挨训。这时几乎可以说他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衫，当他咕咕哝哝地试图请求原谅时，衣服上残留的一颗纽扣脱落了，蹦蹦跳跳地在地上滚动。他的惨状打动了仁慈的将军沙俄政府高级官员（二等至四等文官）的级别相当于军队中的将军。，将军个人给了杰武什金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当杰武什金试图亲吻将军的手表示感谢时，将军的脸涨得通红，躲开他这种自轻自贱的表示，反而平等地与他握了握手。“我发誓，无论我的心情多么沮丧，无论我们不幸的苦日子如何折磨我，”他对瓦尔瓦拉说，“面对您，面对您的贫困生活，面对我自己，面对我的落魄无能，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发誓，对我来说，大人屈尊与我这个形同草芥的人、这个一钱不值的酒鬼握手比一百卢布更珍贵。”（1∶93）将军不仅能够感觉到杰武什金悲惨的经济窘况，而且能够感觉到他对维护自尊的渴望： 这使将军行善的冲动没有让人觉得仍然不过是另一种羞辱。 这一场景给别林斯基留下深刻的印象，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别林斯基为此发出惊叹：“那颗脱落的纽扣！要去亲吻将军的手那一瞬间！——为什么，这已不再是对那个不幸者的同情，而是厌恶，极其厌恶！正是这种感恩戴德令人厌恶！”[8]不清楚别林斯基指的是杰武什金试图亲吻将军的手，还是他对将军与他握手的“感恩戴德”；如果是后者，别林斯基就误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因为握手所表现的微妙感觉——含蓄地承认卑微的杰武什金作为人的平等地位——显然是想让人看到一线希望。实际上，同样的象征性描写还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将军那个场景之前，一次是在那以后。杰武什金对自己一贫如洗的酒友叶梅利扬·伊里奇先要接受审查才能得到施舍表示不满，因为这对叶梅利扬的尊严是一种侮辱（“现在，亲爱的，人们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行善……”）。与此相似，当戈尔什科夫在赢了官司以后走来走去咕咕哝哝地说他被恢复了“名誉”时，玩世不恭的平庸作家拉塔贾耶夫说，没有饭吃的时候，钱比名誉更重要。“我觉得，”杰武什金注意到，“戈尔什科夫受到了伤害……”（1∶69，98） 强调这一主题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意识到，就减轻许多人的痛苦来说，精神与物质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因为贫穷只能把对于自尊的需要提高到病态的程度。实际上，这一主题在《穷人》中的突出地位已经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后来将产生极其重要的结果。在《穷人》中，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这种张力还隐而不见，处于某种平衡状态；强调人的精神（如果喜欢也可以说是道德心理）层面的感受只是使人更加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不得不忍受物质分配不公的人物。但是，当某种好斗、狭隘的唯物主义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渐成为俄国激进派的意识形态以后，为了捍卫广义上的“精神”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与激进派决裂。这种物质与精神——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与满足其同等的对于自尊的内在需要——的冲突有朝一日将自然而然地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达到高潮。 这部小说还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来。因为它证明，尽管将军的帮助使杰武什金得以解决燃眉之急，但它其实没有解决他作为人的任何问题。就在写信告诉瓦尔瓦拉他的状况有所改善因而心情不错（“瓦莲卡，活着真好！”）后不久，杰武什金从她那里得到消息，贝科夫回到了彼得堡，而且在瓦尔瓦拉外出时去了她的公寓。（1∶96）对于杰武什金来说，这意味着末日来临，小说的主题从贫困变成无法留住瓦尔瓦拉。实际上，瓦尔瓦拉是她的处境和她的过去的受害者；但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她也不可能继续在杰武什金的生活中扮演他希望她扮演的角色。将军仁慈的举动并没有根本解决杰武什金的任何，苏联批评界最近有人认为，这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想指出更彻底地改变社会秩序的必要性。[9]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是把小说的主题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只是更加复杂的人类困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戈尔什科夫的命运——他在被证明完全无辜从而恢复了名誉和生活保障的当天死去——再次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严格地说，人类的问题根本没有社会解决之道。 另一个主题同样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就这一点扩大主题范围。因为，尽管杰武什金最初只是明确反对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公，但是，在小说的末尾，他开始战战兢兢地质疑上帝的智慧。在瓦尔瓦拉宣布她接受贝科夫的求婚并把命运交给上帝“神圣而且神秘莫测的权力”安排后，杰武什金回信说：“当然，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既然这样，肯定应当是这样，换句话说，上帝的旨意肯定也应当体现在这件事情上；当然，神圣的造物主的天意是赐福于人而又不可预知，所以命运也是这样，它们都是相同的。……只不过，瓦莲卡，它怎么来得这么快？……我……我将孤独地被遗忘。”（1∶101102）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了未来的那个形而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超越了社会正义这个问题的局限，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只是把它当作出发点。 五 尽管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是，对《穷人》的分析解读迄今为止仍然主要局限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传统概念范围内进行。他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被欺凌与被压迫者的诗人——富有同情心地记录了深受贫困的残酷折磨和非人道的社会秩序的沉重压迫的那些圣彼得堡“穷人”的生活。这是别林斯基对他的看法，大多数评论家也一直这样看待他；无论何时都不应忽视或者贬低小说的这种人道主义精髓的重要意义。但是，除了对社会同情心的感人诉求之外，《穷人》还是一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略显复杂的作品。另外，如果我们真正想要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本质，那就必须更有条理地分析它与俄国文学传统的关系。 首先，《穷人》采用了书信体感伤小说这一形式。十九世纪初，沃尔特·司各特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小说的出现使感伤小说不再流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十年代采用这种小说形式既令人意外，又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当然，书信体小说并没有从文坛上彻底消失。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穷人》初稿的同时，乔治·桑的书信体小说《雅克》经过严厉的审查删减之后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巴尔扎克在《两个新娘的回忆》中同样采用了书信往来这种技巧。不过，这些小说在其他方面与《人》并无相似之处。另外，书信体小说其实就是篇幅明显扩大的戏剧独白，因此，凭借其戏剧性心理描写的天赋，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将一直把具有显著效果的独白作为他所保留的一种重要叙事手段继续使用。但是，他没再写过另外一部书信体小说，所以，对于他选择这种形式创作《穷人》以及通过采用这种形式所达到的特殊的艺术效果，需要进行一些阐释。 在整个十八世纪，这一类小说一直是贤惠的贞洁淑女或优雅的浪漫才子——前者如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哈洛和卢梭的朱丽，后者如歌德的维特克拉丽莎·哈洛是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1747—1748）的主人公。卢梭的《朱丽，又名新爱洛绮丝》（1761）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均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理查森的这部小说以书信体写成，朱丽和维特分别是它们的主人公。——倾诉他们的高尚情感和崇高思想的文学形式。结果，书信体小说成为抒发夸张的浪漫情怀的一种工具，小说的主人公从教养和品行来看总是一些模范人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实际上，这种形式暗含的社会目的是要显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主人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腐朽的等级特权社会的道德精神优越感。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这种形式大致出于与更卑微的社会阶层有关的相同的目的。但是，书信体感伤小说在传统上被认为描写的是一些富有教养、心灵高尚的人物，所以，采用这种形式他冒了很大的艺术风险。 用这种感伤的模式描写一个人过中年的抄写员与一个不被人尊重的年轻姑娘之间无果的恋情将违反此前公认的叙事惯例；但是，我们从一些细节可以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在杰武什金租住于其厨房一角的那一幢贫民区的公寓里，两个仆人名叫捷列扎和法尔多尼（当然，这不是他们的真名字，可能只是刻薄文人拉塔贾耶夫给他们起的绰号）。不仅卡拉姆津的《一名俄国旅行者的书简》使这一对英雄情侣在俄国家喻户晓，而且他们的故事为其提供了题材的一部法国书信体小说也在十九世纪初期被译成俄文。拉塔贾耶夫给杰武什金起的绰号是“洛夫莱斯”，就是那个强奸了克拉丽莎·哈洛并且最终被她的咒语困住的贵族浪荡子。这些绰号的名实不符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达到的效果。首先，在把捷列扎和法尔多尼贬为滑稽漫画人物（捷列扎“瘦得像一只拔了毛的鸡”；法尔多尼是“一个说话粗鲁的红发芬兰人，独眼，狮子鼻”）的同时把杰武什金和瓦尔瓦拉提升到书信体小说主人公的高度，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种方式含蓄地表示，他笔下的这些卑微的人物应当得到此前只是给予那些地位高得多的感伤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尊重和关注。（1∶23）另外，诱使读者在心中把杰武什金与洛夫莱斯进行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旨在表现小职员的道德水准高于道貌岸然但自私堕落的贵族。 В.В.维诺格拉多夫评论道，在对圣彼得堡官僚机构的抄写员（或者像俄语那样称之为办事员）的描写已经形成相当深厚的文学传统的背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书信体感伤小说这种形式匠心独具的运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0]这种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的传统只是把这一类人物当作滑稽趣闻和讽刺小品的素材；此外我们还发现，早在一八四二年就有人对不公正地丑化办事员提出抗议，而丑化办事员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文学时尚。[11]果戈理的《外套》源于这种传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其嘲讽、诙谐、充满内部轶事的风格。叙述者直接面对读者，就像在社交圈子里一样，以无比优越的口气谈论小说的主人公。“他［果戈理的小说人物］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衣着；他的制服——已经不绿色的，而是铁锈一般的土褐色。他的衣领又低又窄，以致他那并不特别长的脖子露在衣领外面，看上去就像住在俄国的一些外国人高高地顶在头上叫卖的一大摞石膏点头小猫那么长。”[12] 尽管果戈理是以某种多愁善感的怜悯语气讲述的这个滑稽趣闻，不过，这种语气仍然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与小说主人公格格不入的感觉。果戈理相当笨拙地插进来一个年轻办事员，有一天，当办公室的同事残忍地戏弄阿卡基时，这个年轻人突然对无助的受害者感到抱歉，因而提醒其他人，木讷得近乎愚笨的阿卡基毕竟也是他们的“兄弟”。这一段突兀的内容与小说其他部分对待阿卡基的轻蔑语气和态度并不协调，反而产生了某种意外的道德效果。另一方面，通过以书信体感伤小说这种形式塑造——此前只是被人当作笑柄的——寒酸可笑的办事员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破了讽刺模式并且将“博爱”的主题与他采用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杰武什金这个人物的性格及其境遇完成了同样的质变。阿卡基的生活因为添置了一件新外套而发生变化，几天来，新外套使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家伙表面上看着像个人了。使杰武什金迄今为止空虚的生活有了意义的不是一件外套，而是一个贫穷、无助的姑娘；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个人，不是裁缝精心缝制的一件漂亮衣服，而是他爱慕珍惜的一个人。阿卡基并不注意周围的世界，除了受到最严重的侮辱和刺激时，他几乎就是无意识地活着。另一方面，杰武什金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以致他的痛苦主要来自他对他所感觉到的别人对他的看法的反应。在《穷人》中，一件又一件小事以及各种各样的细节被拿来进行再创作，这是为了唤起读者对杰武什金的同情和尊重，而这种同情和尊重与果戈理恩赐式的怜悯完全不同。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而言，应当认为他是果戈理的追随者还是对手，俄国批评界为此进行了大量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主要把他视为果戈理的追随者；后来的评论者则更看重他通过“戏仿”对果戈理式的人物和主题的改造——他把风格怪异的荒诞喜剧改变成感伤悲喜剧。不过，这些观点相互之间并不排斥，围绕着它们的争论似乎更多地是由意气而非见解引起的。如果只是因为一目了然的《穷人》使用了果戈理式的素材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果戈理的追随者；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对这种素材的使用方式完全不同，甚至说这是“戏仿”也并不十分恰当。 “戏仿”——即使像维克托·特拉斯最近建议的那样更准确地改成“严肃戏仿”——这个术语并不完全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的实际关系，或者说只是部分适用。我们应当记住，“戏仿”通常意味着对被戏仿的对象的某种反转，所以，这个术语适用于《穷人》的某些形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反转了《外套》动辄嘲笑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风格特征。不过，这种反转并没有削弱果戈理的重要性，反而强化了他那明显的“人道主义”主题。果戈理的叙事技巧在人物与读者之间造成了某种喜剧性的间离效果，使他们无法产生情感共鸣；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替换其中一些要素，反转了被戏仿的对象纯粹讽刺的风格特征；他还利用书信体感伤小说这种形式重新形成了突出杰武什金的人性与情感的小说风格。我不知道有什么术语完全适用于为强化主题而在形式上进行戏仿这一过程。戏仿者与他戏仿的对象绝不是对立的关系，他更像一个具有创造力的趣味相投的评论家，为使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他重新创作了一部作品。《穷人》和《外套》都包含着同样的果戈理式的混合在一起的“泪水与笑声”，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对于果戈理来说，最重要的是“笑声”，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主要成分是“泪水”。[13] 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仅意味着他前所未有地复活了书信体感伤小说这种形式，而且就更直接的文学谱系而言，还意味着他为此前只是被嘲讽的办事员形象提供了新的表现方式。实际上，А.别列茨基早已指出，《穷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恰恰是它的“文学内涵”，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地在小说中插入了大量涉及和反映当时文坛状况的内容。[14]杰武什金和瓦尔瓦拉互送书籍阅读，而且交流读后感——杰武什金甚至梦想有朝一日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因此非常自觉地注意“风格”。他们的读后感无异于作者本人发表的评论——最精彩的评论出现在杰武什金对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这两篇小说的读后感中。 瓦尔瓦拉借给杰武什金一本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书中那篇题为《驿站长》的小说让他读得特别激动。“您知道吗，我的感受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他告诉她，“有时我就处在完全相同的境地，比如说，像可怜的萨姆松·维林一样。”（1∶59）萨姆松·维林是驿站长，由于天性善良和对上司毕恭毕敬，他使一个年轻贵族有机可乘，后者勾引了他的漂亮女儿然后带着她私奔了。老人因为没能找回出走的女儿而陷入绝望，他借酒浇愁，郁郁而终。故事讲得节制、朴实，没有果戈理式的嘲笑或者暗藏的讥讽；面对有权有势的贵族，悲痛欲绝的老人无力维护自己的权利，普希金以真诚地同情其痛苦的笔调刻画了他的形象。杰武什金为这个感伤的故事潸然泪下，它预示了他对瓦尔瓦拉和自己的命运的预感，他具有预见性地说：“是啊，这很自然。……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亲眼见过；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边。”（同上） 他对《外套》的反应截然不同，瓦尔瓦拉极力劝他读这篇小说（她大概不觉得其中有什么令人感不快的内容），但它引起了杰武什金的强烈不满。特别让他愤怒的是，果戈理以杰武什金认为带有人身侮辱而且极不真实的方式轻蔑地描写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生活和性格特征。他气愤地质问，别人凭什么“当着你的面无缘无故地嘲笑你，不管你乐意不乐意?”（1∶62）在杰武什金看来，果戈理对阿卡基的描写除了“嘲讽”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基本上是恶意的；年轻办事员请求像兄弟一样对待阿卡基那一段内容也没有感动他。他认为，作者应当补充的是，阿卡基“心地善良，是个好公民，因此不应受到同事的这般对待，他服从上级（在这方面堪称楷模），不希望任何人遭殃，他信奉上帝，死后（如果一定非要他死不可的话）大家都为他哀悼”。（1∶6263）杰武什金还认为，如果有个圆满的结局，如果阿卡基没有死而是又找到了外套并且得到大幅度加薪，于是在他那些傲慢的同事眼中成为善有善报的范例，这篇小说就好多了。 杰武什金喜欢的是结局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感伤小品而不是果戈理近乎恶意的讽刺小说；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不会迎合杰武什金这种缺乏文化品位的要求，但是，他以普希金在《驿站长》中采用的温情脉脉的感伤主义方式讲述了杰武什金的悲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还是向后者希望的方向有所偏移。在保持描写办事员的喜剧传统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细节和布景的“自然主义”，将其与可以追溯到卡拉姆津的俄国感伤主义的悲情气质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在自然派内部形成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艺术潮流——感伤自然主义潮流，这一潮流很快就有了追随者，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虽然只是一个较小的流派。“在把果戈理的表现形式与感伤主义（特别是在宣扬‘博爱’的法国文学作品中再现的那种感伤主义因素）结合起来这个方向上，”维诺格拉多夫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是艺术性地体现［自然派］思想体系中的某种显而易见的倾向的第一部作品。”[15] 在《穷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从头到尾描写了与自然派的浪漫主义对手以及那些只是利用流行趋势达到挣钱目的的文学枪手持续进行的争论。这种争论通过住在杰武什金那幢公寓里的作家拉塔贾耶夫表现。这个人物不仅想用杰武什金作为文学素材，而且利用杰武什金天真的仰慕之情让他为自己免费抄写一些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诸多栩栩如生的文人形象中，拉塔贾耶夫是第一个；于是，人们饶有兴趣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作家同行根深蒂固的反感由来已久。后来，当激进派的报纸杂志在六十年代成为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总会结合一些文人或者报人行为的典故对虚无主义者冷嘲热讽。 拉塔贾耶夫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学枪手，他能迅速写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这给杰武什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从《意大利激情》或《叶尔马克和祖列依卡》之类拉塔贾耶夫的杰作中抄录了一段段内容，用来开导启发瓦尔瓦拉。这些内容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机会戏仿马尔林斯基所写的具有上流社会格调的浪漫派小说并且嘲笑多如牛毛的司各特的拙劣模仿者：“弗拉基米尔浑身颤抖，心中激情奔涌，满腔热血沸腾。……‘我痴迷、狂热、发疯似地爱你’［他喊道］……‘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女人的丈夫］无法阻止焚毁一切的地狱之火烧灼我枯竭的心灵。’”或者：“在西伯利亚雪原父亲的帐篷里长大的可怜姑娘［祖列依卡］来到你们这个冰冷、残酷、无情、自私的世界可怎么办呀？”不过，拉塔贾耶夫也写果戈理式的“幽默”小说：“伊万·普罗科菲耶维奇是个急性子，但他是个少见的好人；另一方面，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特别喜欢吃抹上干酪的烤面包。”（1∶5253）拉塔贾耶夫对《驿站长》的评价当然不高，他对杰武什金说，因为这都“过时了”，现在“流行的全是配有插图和注解的书”例如生理素描。（1∶60）正是拉塔贾耶夫所写的生理素描让杰武什金惊恐地发现了“拉塔贾耶夫可恶的意图： 把您和我放到他的作品里，阴险地用讽刺的笔调描写我们”。（1∶70） 这些戏仿本身就饶有趣味，而且通过对比深化、充实了杰武什金的性格特征。他推崇此类品质明显低劣的作品既可悲又可怜，同时暴露了他所受教育的局限性（尽管在他告诉瓦尔瓦拉他读过的那三部文学作品中有一部是谢林在俄国的早期追随者А.加利奇所写的道德哲学专著）。不过，这也作为背景介绍提高了他的精神生活的境界。因为，杰武什金实际上一直寻求人们相互关爱的生活，他真的是在与一个酷似这些言过其实的夸张描写的“冷漠无情、卑鄙自私的社会”作斗争。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他的小说形式与文学传统的固有关系、小说人物的直接评论以及讽刺性的戏谑模仿使这个哀婉动人的感伤故事具有了某种“思想”内涵，这种内涵确立了他在四十年代社会文学潮流中引人注目的独立地位。 七 至此我们应当明白，《穷人》绝不只是一次不受约束的同情心的自然爆发，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圣彼得堡贫民区社会底层生活的抑郁感受的一种反映。确切地说，它无疑是一件复杂细致、精工制作的小型艺术品，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方面高超深湛的艺术才能。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同情心或缺乏观察力。《穷人》字里行间感人的真实性告诉我们情况恰恰相反；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觉以他的艺术目标为导向，而这些目标是由与他相关的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观念决定的。如果不是围绕着他的作品的这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弄清它们如何相互影响，那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探讨就不可能取得真正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米哈伊尔·巴赫金就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多功能性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评论，在他看来，这种多功能性始终由一个潜在的对话者所引导。在这里，巴赫金的意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叙述者和人物的言论绝不只是表达这个或者那个人物的观点的意义单一的叙事性表述或独白；他们的言谈话语总是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与可能存在的他人的反应和观点相关的含义，这些反应和观点纵横交织，彼此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始终具有“对话性”，即使在并没有实际进行对话时；他也用大量直观的细节阐明了自己的论点。[16]当然，巴赫金根据他的深刻见解得出了某些极端的结论，在我——以及许多批评家——看来，这些结论根本就站不住脚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创了一种全新的“复调小说”，不同于以前以小说形式写成的任何作品，复调小说赋予每个人物完全自主的意志，因此无法（而且在美学上也不可取）确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看法的统一观点。但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的“对话性”的分析并没有受他的其他理论的影响。实际上，我认为，这种深刻见解可以更合理地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艺术特征。因为，具有“对话性”不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的语言——同样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说明其整个创作经验的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非常健谈的“对话者”，他在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洪流中热情地投入生活，设身处地地积极思考他那个时代俄国社会出现的问题。正如我们确实已经从《穷人》这部小说所看到的那样，他的作品始终都将坚持不懈地对俄国文学传统以及各种令人痛苦的冲突与争论所造成的问题作出反应，这些冲突与争论在发生之时就对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约瑟夫·弗兰克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这本第二卷是第一卷当之无愧的后续之作。新的一卷在严谨的学术性、叙述和分析的可读性、对事件和动机的判断力以及心理洞察力等方面保持了同样的高水准。 ——勒内·韦勒克，耶鲁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 “这是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它超越了以前所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传记。弗兰克的这部专著将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作品。……其第二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进行了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的描述。” ——罗伯特·路易斯·杰克逊，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