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来谁铸币(50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精)

作者简介

王永生，1966年9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 在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领域有一定研究，在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4篇获“中国钱币学会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 出版学术专著6部，策划指导1部大型纪录片、1次丝路科考活动。

内容简介

钱币三国：钱币版三国演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临江仙》随着《三国演义》电视剧在社会上的热播而为世人所熟知。 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故事，虽然很精彩，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却有很多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一样。 下面我给大家说说钱币版的《三国演义》，就是通过对三国各自发行钱币的考察，来揭示它们以货币为武器所进行的战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吴、蜀三国之间的计谋权变、势力消长以及最后由篡魏而起的晋统一三国的历史必然。 一、三国货币流通概况 三国时期，因为政治上的分离，魏、蜀、吴三国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货币制度，它们在沿用两汉五铢钱的基础上，各自也都铸造了新的货币。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这里我先将三国时期的货币大致做一介绍。 总体上看，曹魏的货币最为简单，只有五铢一种，习称曹魏五铢；蜀汉的货币最为复杂，有直百五铢、直百、直一、定平一百等四种；东吴的货币虽然名称上也是仅有一种，但是面值却最多，也最大，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四种。 曹魏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来，社会经济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又在董卓所铸造的小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就彻底地崩溃了，基本上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多用稻谷、绢帛为交换的手段。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为了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于是大力提倡屯田，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初步安顿了北方之后，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挟天子以令诸侯，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为了筹集粮草，曾经恢复使用五铢钱。但是，曹操这次用的是旧钱，还是另外铸造了新钱，正史中没有记载，私家的记述又都相互矛盾。经过考证，我们发现曹操实际上曾经在洛阳开炉铸钱，原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留下的恶钱，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但是，因为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都毁于战乱，两汉积累的铸钱技术也都损失殆尽，缺少技术支撑，曹操所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重三铢左右，但是因为铸工低劣，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作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因此不受欢迎，只得存入库中。曹操这次铸钱的失败，原因就是铸钱技术的低劣，这是董卓之乱的直接后果。此后，整个三国时代，北方的曹魏再没有铸造过一次像样的钱。 但是，位于西南的蜀汉以及江南的东吴，几乎没有受到黄巾起义以及董卓之乱的影响，社会经济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货币经济还都在正常运行。刘备占据成都之后，为了筹措经费，就铸造了虚值的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赤壁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因为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成为交战的敌国，最后于221年爆发了夷陵之战。吴蜀两国在对抗的过程中，蜀国因为实力相对弱小，便进一步借助通货膨胀政策，铸造大钱，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东吴对此也毫不示弱，所铸造的大钱贬值的幅度更是超过了蜀汉。在两国的竞相贬值之下，吴蜀在另一条战线上引爆了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上演了一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二、刘备引爆货币战争 这场货币战争，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铸造“直百五铢”钱引爆的。《三国志》记载刘备初取巴蜀时，曾经因为军用不足而犯愁。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刘巴的部下便提出了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于是刘备铸造了直百五铢钱，直径约25毫米，重约6.4克，虽然重量仅有当时流通的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却是一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通过直百五铢大钱，用同样多的铜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难怪《三国志》记载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刘备初次尝到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因为是仓促之间决定的，随手从此前蜀地流通的五铢钱币的旧范中，拣选比较厚重的一种，加刻上“直百”二字便开始铸造。“五铢”字体为原来的小篆，分列穿口的左右；新刻的“直百”两字则为隶书，直列穿口的上下，这实际上开创了隶书用于钱文的先河。在一枚钱币上同时使用两种字体，也是从直百五铢钱币开始的。民间传说刘备当时铸钱，因为缺铜，曾经收取民间百姓家里床上用的挂蚊帐的铜钩，直接销毁后改铸成钱，当时刘备军用不足的窘况由此可见一斑。 直百五铢钱币中，另有一种在背部铸有篆书“为”字的，直径约27毫米，重约7克，比一般的直百五铢钱要厚重，尺寸也要大一点，相传这种钱币为诸葛亮所铸，篆书“为”字就是武侯的手笔。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为安抚南方，就以犍为做基地筹措军需。犍为历史上以产银著名，自西汉以来就是四川与西南夷贸易的中心。诸葛亮因此选择在犍为铸钱，背纪有“为”字，以便筹集物资。这是方孔钱中最早两面铸有文字的，也是最早纪有铸造地名的钱。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以后，曹丕于黄初二年（221）三月，亦下令“复五铢钱”。实际上曹魏这次仅仅是恢复用钱，而非铸造新钱，估计所用的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这次用钱的目的是筹措伐吴的军需，本来就没有另铸新钱的打算。因此，当物资筹集到手之后，就于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但是，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晋书·食货志》记载，百姓为了贪图小利，就往稻谷里加水，或是将绢织薄，虽然施以重刑，也不能禁止。大臣司马芝因此在朝议时曾经建议恢复用钱，他提醒大家使用货币不但能够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可以减少犯罪。于是，魏明帝曹叡于太和元年（227）再次恢复用钱，这次是另外铸造了一种新钱，称“曹魏五铢”。此后，北方直至西晋再没有铸新钱。总体上，北方的魏国政府的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上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实物经济仿佛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西晋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孙权的应对 刘备的直百五铢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影响有限，但是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两年后的赤乌元年（238）又铸造了大泉当千。另外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小轻重分别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已经膨胀了几倍。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虽然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偶尔有实物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一处孙吴铸钱遗址，出土了一批被铸废的大泉五百、大泉五千以及泥质范母一批。由此可以证明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也都是东吴铸造的钱币。 前面我们讲到东吴最早铸钱始于嘉禾五年，这个时候离孙权称帝已经有7年、称王改元也有10年，更距孙策割据江东自立长达30多年。那么大家不禁要问：孙吴为何推迟这么晚才铸钱？又为何一开始铸钱就铸造当五百的大钱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孙吴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铸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孙吴政权最初虽然没有铸钱，但是并不等于当地就不流通使用货币，实际上汉代的五铢钱仍在社会上流通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东南地区开发得还不够充分，货币经济相对不够发达，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代遗留的五铢钱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市场流通的需求。 但是第二个问题，即为何一开始铸钱就要铸造面值高达五百的大钱呢？这很难用常规的逻辑来解释。因为，依照传统的经验，发行货币最初都应该是从当一的小平钱开始，而虚值的大钱更应该是由当五、当十、当百、当五百这样的顺序逐渐展开。而孙权却是跳过了前面几个阶段，直接从当五百开始铸钱。他为何如此不循常理地一开始就发行面值高达五百的虚值大钱呢？ 以往大家因为不能理解孙权的这种行为，而视其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困惑钱币界的一大谜团。千百年来，人们都仅仅是从孙吴单方面孤立地来看待这件事，确实只能得出上述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将孙吴铸钱与刘备发行直百五铢，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分析，就能明白孙权急切地铸造当五百大钱，自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孙权这是为了应对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的无奈之举。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蜀汉咄咄逼人的通货膨胀政策面前，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刘备直百五铢的冲击之下，一百枚仅值直百五铢一枚，这样就会带动东吴的货币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因为，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当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在一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下，东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汉代五铢钱这一足值的货币即“良币”就会被迫退出流通，从而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国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用来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以及民生必需品，这样孙吴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面对蜀国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发动的这场货币战争，东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进行反击。曾经被曹操盛赞 “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选择了强力反击，其反击措施之强烈、幅度之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泉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出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货币领域不见刀枪的这场战争，其惨烈程度相比那场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也毫不逊色。 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地大幅度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名义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使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孙权强力反击刘备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用的也是第一种方法，只是膨胀的幅度更大，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回击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杜绝东吴货币的外流。 四、货币战争的升级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阴险，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实际在重量上已经贬值了许多。迫使东吴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改铸大泉二千的时候，面值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重量已经仅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不到6克。因此，在这一轮货币战争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汉，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因此导致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据史书记载，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孙权就将铸造大钱的责任诿过于谢宏，说当初是谢宏提议他铸造大钱的，“云以广货，故听之”。现在他知道老百姓认为使用大钱很不方便，因此决定停止铸造大钱，明令官府再不许投放大钱，民间有大钱的，都交官府收兑，不要使老百姓有损失。孙权在这里只说铸大钱的事，而不言减重的事，虽然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一面，但是，当识时务的孙权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于赤乌九年（246）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回收，仿效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减少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 五、蜀汉的虚道大钱 既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把双刃剑，害人又害己，那蜀国为何还要发动这场货币战争呢？ 实际上，这是由蜀国的实力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汉代共有13个州，其中曹魏差不多占有9个州，孙吴占有3个州，蜀汉只有1个州，并且地处西南边陲。小国寡民的蜀汉，虽然号称天府之地，但是以一州之地与曹魏、东吴两国抗衡，承受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刘备为了筹措物资被迫铸造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北方的曹魏，因为受到黄巾之乱以及董卓的破坏，货币经济早已崩溃，基本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因此，蜀汉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对它的影响非常小。当孙吴也仿效曹魏回归实物经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时，蜀汉的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了独角戏。因此，后主刘禅于延熙三年（240）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罢废直百五铢钱，改铸“直百”与“直一”两种新钱。 这次币制改革，是对减重的直百五铢钱的一次修复，一方面使币制简化，便于流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币值，更是对孙吴废弃大钱做法的一种回应。直百钱直径约18毫米，重2克多；直一钱直径约13毫米，重1克多。这两种钱币发行的时候，正值蒋琬、费祎、诸葛瞻执政时期，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突然开始减重，大小轻重相差较大。直百钱由2克减为1.5克，再减为1克，甚至仅有0.5克、0.4克。当直百钱减至1克以下时，直一钱就被迫退出了流通，不复存在了。因此，传世的直百钱较多，直一钱极为稀少。 “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文字均为隶书，书法庄严敦厚，应为同一人所书。这是官铸隶书钱的第一种，开以后唐宋各代铸隶书钱的先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又一个创举。“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都是光背，轮廓周正，铸工精良。直一钱早期不见踪迹，清代始有著录。因为文献记载得不详，旧谱中曾经将它归为刘备铸造。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刘备特别强调正统观念，他铸造的钱必然是五铢钱。刘禹锡《蜀先主庙》诗“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直一钱必为后主所铸无疑。 景耀、炎兴年间（258—263），后主刘禅进行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罢“直百”与“直一”，改铸“定平一百”。曾有人将“定平”释读为“平定”，说是邓艾平定蜀汉时所铸的纪念币。实际上，在这里“定”是法定的意思，“平”的意思与“值”字相通。因此，“定平一百”意即“法定作价一百文的钱”。虽然标注是法定作价，但实际上却减重得非常厉害，初铸时直径约16毫米，后减为13毫米，再减为10毫米，甚至还有仅8毫米的。这一减重趋势充分体现了蜀汉灭亡之前江河日下的惨状。 货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发展变化。我们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所发行货币的考察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三国在货币领域曾经有过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以及彼此势力的消长变化。三国最后统一于代魏而起的晋，单从货币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钱币三国：钱币版三国演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临江仙》随着《三国演义》电视剧在社会上的热播而为世人所熟知。 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故事，虽然很精彩，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却有很多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一样。 下面我给大家说说钱币版的《三国演义》，就是通过对三国各自发行钱币的考察，来揭示它们以货币为武器所进行的战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吴、蜀三国之间的计谋权变、势力消长以及最后由篡魏而起的晋统一三国的历史必然。 一、三国货币流通概况 三国时期，因为政治上的分离，魏、蜀、吴三国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货币制度，它们在沿用两汉五铢钱的基础上，各自也都铸造了新的货币。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这里我先将三国时期的货币大致做一介绍。 总体上看，曹魏的货币最为简单，只有五铢一种，习称曹魏五铢；蜀汉的货币最为复杂，有直百五铢、直百、直一、定平一百等四种；东吴的货币虽然名称上也是仅有一种，但是面值却最多，也最大，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四种。 曹魏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来，社会经济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又在董卓所铸造的小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就彻底地崩溃了，基本上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多用稻谷、绢帛为交换的手段。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为了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于是大力提倡屯田，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初步安顿了北方之后，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挟天子以令诸侯，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为了筹集粮草，曾经恢复使用五铢钱。但是，曹操这次用的是旧钱，还是另外铸造了新钱，正史中没有记载，私家的记述又都相互矛盾。经过考证，我们发现曹操实际上曾经在洛阳开炉铸钱，原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留下的恶钱，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但是，因为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都毁于战乱，两汉积累的铸钱技术也都损失殆尽，缺少技术支撑，曹操所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重三铢左右，但是因为铸工低劣，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作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因此不受欢迎，只得存入库中。曹操这次铸钱的失败，原因就是铸钱技术的低劣，这是董卓之乱的直接后果。此后，整个三国时代，北方的曹魏再没有铸造过一次像样的钱。 但是，位于西南的蜀汉以及江南的东吴，几乎没有受到黄巾起义以及卓之乱的影响，社会经济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货币经济还都在正常运行。刘备占据成都之后，为了筹措经费，就铸造了虚值的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赤壁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因为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成为交战的敌国，最后于221年爆发了夷陵之战。吴蜀两国在对抗的过程中，蜀国因为实力相对弱小，便进一步借助通货膨胀政策，铸造大钱，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东吴对此也毫不示弱，所铸造的大钱贬值的幅度更是超过了蜀汉。在两国的竞相贬值之下，吴蜀在另一条战线上引爆了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上演了一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二、刘备引爆货币战争 这场货币战争，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铸造“直百五铢”钱引爆的。《三国志》记载刘备初取巴蜀时，曾经因为军用不足而犯愁。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刘巴的部下便提出了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于是刘备铸造了直百五铢钱，直径约25毫米，重约6.4克，虽然重量仅有当时流通的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却是一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通过直百五铢大钱，用同样多的铜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难怪《三国志》记载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刘备初次尝到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因为是仓促之间决定的，随手从此前蜀地流通的五铢钱币的旧范中，拣选比较厚重的一种，加刻上“直百”二字便开始铸造。“五铢”字体为原来的小篆，分列穿口的左右；新刻的“直百”两字则为隶书，直列穿口的上下，这实际上开创了隶书用于钱文的先河。在一枚钱币上同时使用两种字体，也是从直百五铢钱币开始的。民间传说刘备当时铸钱，因为缺铜，曾经收取民间百姓家里床上用的挂蚊帐的铜钩，直接销毁后改铸成钱，当时刘备军用不足的窘况由此可见一斑。 直百五铢钱币中，另有一种在背部铸有篆书“为”字的，直径约27毫米，重约7克，比一般的直百五铢钱要厚重，尺寸也要大一点，相传这种钱币为诸葛亮所铸，篆书“为”字就是武侯的手笔。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为安抚南方，就以犍为做基地筹措军需。犍为历史上以产银著名，自西汉以来就是四川与西南夷贸易的中心。诸葛亮因此选择在犍为铸钱，背纪有“为”字，以便筹集物资。这是方孔钱中最早两面铸有文字的，也是最早纪有铸造地名的钱。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以后，曹丕于黄初二年（221）三月，亦下令“复五铢钱”。实际上曹魏这次仅仅是恢复用钱，而非铸造新钱，估计所用的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这次用钱的目的是筹措伐吴的军需，本来就没有另铸新钱的打算。因此，当物资筹集到手之后，就于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但是，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晋书·食货志》记载，百姓为了贪图小利，就往稻谷里加水，或是将绢织薄，虽然施以重刑，也不能禁止。大臣司马芝因此在朝议时曾经建议恢复用钱，他提醒大家使用货币不但能够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可以减少犯罪。于是，魏明帝曹叡于太和元年（227）再次恢复用钱，这次是另外铸造了一种新钱，称“曹魏五铢”。此后，北方直至西晋再没有铸新钱。总体上，北方的魏国政府的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上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实物经济仿佛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西晋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孙权的应对 刘备的直百五铢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影响有限，但是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两年后的赤乌元年（238）又铸造了大泉当千。另外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小轻重分别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已经膨胀了几倍。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虽然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偶尔有实物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一处孙吴铸钱遗址，出土了一批被铸废的大泉五百、大泉五千以及泥质范母一批。由此可以证明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也都是东吴铸造的钱币。 前面我们讲到东吴最早铸钱始于嘉禾五年，这个时候离孙权称帝已经有7年、称王改元也有10年，更距孙策割据江东自立长达30多年。那么大家不禁要问：孙吴为何推迟这么晚才铸钱？又为何一开始铸钱就铸造当五百的大钱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孙吴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铸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孙吴政权最初虽然没有铸钱，但是并不等于当地就不流通使用货币，实际上汉代的五铢钱仍在社会上流通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东南地区开发得还不够充分，货币经济相对不够发达，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代遗留的五铢钱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市场流通的需求。 但是第二个问题，即为何一开始铸钱就要铸造面值高达五百的大钱呢？这很难用常规的逻辑来解释。因为，依照传统的经验，发行货币最初都应该是从当一的小平钱开始，而虚值的大钱更应该是由当五、当十、当百、当五百这样的顺序逐渐展开。而孙权却是跳过了前面几个阶段，直接从当五百开始铸钱。他为何如此不循常理地一开始就发行面值高达五百的虚值大钱呢？ 以往大家因为不能理解孙权的这种行为，而视其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困惑钱币界的一大谜团。千百年来，人们都仅仅是从孙吴单方面孤立地来看待这件事，确实只能得出上述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将孙吴铸钱与刘备发行直百五铢，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分析，就能明白孙权急切地铸造当五百大钱，自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孙权这是为了应对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的无奈之举。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蜀汉咄咄逼人的通货膨胀政策面前，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刘备直百五铢的冲击之下，一百枚仅值直百五铢一枚，这样就会带动东吴的货币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因为，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当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在这一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下，东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汉代五铢钱这一足值的货币即“良币”就会被迫退出流通，从而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国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用来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以及民生必需品，这样孙吴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面对蜀国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发动的这场货币战争，东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进行反击。曾经被曹操盛赞 “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选择了强力反击，其反击措施之强烈、幅度之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泉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出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货币领域不见刀枪的这场战争，其惨烈程度相比那场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也毫不逊色。 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地大幅度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名义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使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孙权强力反击刘备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用的也是第一种方法，只是膨胀的幅度更大，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回击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杜绝东吴货币的外流。 四、货币战争的升级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阴险，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实际在重量上已经贬值了许多。迫使东吴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改铸大泉二千的时候，面值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重量已经仅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不到6克。因此，在这一轮货币战争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汉，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因此导致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据史书记载，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孙权就将铸造大钱的责任诿过于谢宏，说当初是谢宏提议他铸造大钱的，“云以广货，故听之”。现在他知道老百姓认为使用大钱很不方便，因此决定停止铸造大钱，明令官府再不许投放大钱，民间有大钱的，都交官府收兑，不要使老百姓有损失。孙权在这里只说铸大钱的事，而不言减重的事，虽然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一面，但是，当识时务的孙权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于赤乌九年（246）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回收，仿效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减少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 五、蜀汉的虚道大钱 既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把双刃剑，害人又害己，那蜀国为何还要发动这场货币战争呢？ 实际上，这是由蜀国的实力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汉代共有13个州，其中曹魏差不多占有9个州，孙吴占有3个州，蜀汉只有1个州，并且地处西南边陲。小国寡民的蜀汉，虽然号称天府之地，但是以一州之地与曹魏、东吴两国抗衡，承受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刘备为了筹措物资被迫铸造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北方的曹魏，因为受到黄巾之乱以及董卓的破坏，货币经济早已崩溃，基本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因此，蜀汉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对它的影响非常小。当孙吴也仿效曹魏回归实物经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时，蜀汉的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了独角戏。因此，后主刘禅于延熙三年（240）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罢废直百五铢钱，改铸“直百”与“直一”两种新钱。 这次币制改革，是对减重的直百五铢钱的一次修复，一方面使币制简化，便于流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币值，更是对孙吴废弃大钱做法的一种回应。直百钱直径约18毫米，重2克多；直一钱直径约13毫米，重1克多。这两种钱币发行的时候，正值蒋琬、费祎、诸葛瞻执政时期，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突然开始减重，大小轻重相差较大。直百钱由2克减为1.5克，再减为1克，甚至仅有0.5克、0.4克。当直百钱减至1克以下时，直一钱就被迫退出了流通，不复存在了。因此，传世的直百钱较多，直一钱极为稀少。 “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文字均为隶书，书法庄严敦厚，应为同一人所书。这是官铸隶书钱的第一种，开以后唐宋各代铸隶书钱的先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又一个创举。“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都是光背，轮廓周正，铸工精良。直一钱早期不见踪迹，清代始有著录。因为文献记载得不详，旧谱中曾经将它归为刘备铸造。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刘备特别强调正统观念，他铸造的钱必然是五铢钱。刘禹锡《蜀先主庙》诗“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直一钱必为后主所铸无疑。 景耀、炎兴年间（258—263），后主刘禅进行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罢“直百”与“直一”，改铸“定平一百”。曾有人将“定平”释读为“平定”，说是邓艾平定蜀汉时所铸的纪念币。实际上，在这里“定”是法定的意思，“平”的意思与“值”字相通。因此，“定平一百”意即“法定作价一百文的钱”。虽然标注是法定作价，但实际上却减重得非常厉害，初铸时直径约16毫米，后减为13毫米，再减为10毫米，甚至还有仅8毫米的。这一减重趋势充分体现了蜀汉灭亡之前江河日下的惨状。 货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发展变化。我们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所发行货币的考察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三国在货币领域曾经有过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以及彼此势力的消长变化。三国最后统一于代魏而起的晋，单从货币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半两、五铢、开元通宝、光绪元宝……这一枚枚小小的钱币，背后隐藏的故事，折射了什么样的时代？它们究竟如何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50种中国钱币串联的中国史，看到朝代变迁背后的本质 知名文化学者马未都做序，历史学家李学勤、钱币专家戴志强、丝绸之路钱币专家杜维善等力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