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

作者简介

程蔷 女，上海人，1944年生。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授予硕士学位，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专长是民间文学、民俗学，从事民间文学研究。 董乃斌 男，江苏扬州人，1942年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国古典文学。

内容简介

长安市井生态图景 卖卜看相和它的信奉者——从行医卖药到贩书和鉴定文物——凶肆和助人哀挽的歌者——长安小商贩种种——身居监署的工匠——私营作坊的工人——脚力、手力、日佣人、月作人等——佣作坊和纸榜招佣 如果说住于乡村山野的百姓主要是以务农、樵采或渔猎等为谋生手段，其性质基本上属于向大自然索取；那么，城市劳动居民的生计，在形式与种类上显然要繁杂得多，而其性质则大抵属于加工制作和社会服务，主要在交换流通领域内进行并从中获得生活之资。 下面简略勾勒一下以长安为代表（但不限于长安）的市井居民几种较有特色的谋生方式，并试从民俗学角度做一些论析。 一般市井居民，指既不是官员吏卒，又不是富商大贾的那一大批人。他们的生活来源和劳动性质，可粗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脑力劳动为主，他们依恃的是某种专门的知识和自身的智力；另一类则以体力劳动为主，那就是形形色色的匠人佣工等。（这里对“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概念的使用，自然与现代的科学用法有所区别，只是大略的、近似的意思。） 以卖卜、看相为生者，我们将他们算作第一类。他们一般都熟悉《周易》等典籍，并且往往富于历史知识，掌握许多前人逸闻与典故，又有过人的聪明与口才，还善体人意，能言善辩。由于在唐代科学尚不发达，人对自然、社会与自身的认识都还相当粗浅，也就无从把握命运，深感生死难料、祸福无常，因此，神灵崇拜、天道观念和宗教迷信思想还相当普遍、相当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种社会人文背景，自然给占卜观相者流开辟了相当广阔的谋生之路。 唐时长安、洛阳以及全国其他大小城镇乃至农村，到处都有卖卜看相之人。他们有时流动于各地，有时固定于某处。长安等大都市更有卜铺的存在。 《逸史·孟君》讲到长安“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昼后则闭肆下帘”。看来这位卜人是在有意学习他们这一行的老前辈东汉人严君平。严君平是扬雄的老师，于成都市中卜筮，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即闭肆下帘读书自娱。孟君潦倒，丈人赠三百文钱而将其逐出家门，遂至此卜肆算卦，“尽以所得三镮为卜资”。三百文一卦大约是当时算卜的常价。《逸史·李藩》述藩与崔氏内兄访胡芦生求卦，也是“各携钱三百”。《原化记·胡芦生》述同一故事，亦云“各携酒赍钱三锾往焉”。三锾，也就是三镮，三百文。此卜人对孟君相当客气，见他贫困，留他住一宿，并“及时为决一卦”，为他算出十日之后“合处重职，俸入（每月）七十千钱”的好运。于是卜人更加热情，将孟君留下来好生招待一番。后来果如卜人所说，孟君当上了为观察使“知表奏”的幕僚。这个故事宣扬了卖卜者预知祸福的本领，并且涉及卖卜者的生活方式及其对来卜者的态度，主客之间的关系颇有一些人情味。 卖卜者的经济收入虽然不稳定，但大抵不菲。温庭筠《乾月巽子·郑群玉》云：“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缣。”缣为双丝织物。唐制：四丈为一缣。则每算一卦收入一缣，价格不能算低廉。一天如果能有五七人来求卦，则衣食之资当不成问题。 有时还有超乎定价的收入。上述那位范生，因为卦算得准，有了名声。有一位才学甚差而富有钱财的举子郑群玉去求卦时，就“赍缗三千，并江南所出”，这就不是“每卦一缣”的问题了。范生“喜于异礼”，给他美美算了一卦，卦成，乃曰：“秀才万全矣！”然而范生的吉言并未有效，这个吃了定心丸的秀才，最后应考时“竟掣白而去”。“掣白”，就是交白卷。郑群玉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 从这则故事来看，温庭筠对打卦算命之类似乎不怎么相信，叙事中对卜者与求卜者均语含讥讽。不过，唐人中相信此事的还是居多。《逸史》《原化记》等书都曾记述过的洛阳中桥卜者胡芦生，据说就是一个极有准头的占卜者。他曾给后来位至宰相或方面大员而当时还处于贫贱地位的李藩、刘辟筮卦，以质官禄，均算得极准。 赵自勤《定命录》一书以宣扬“人之出处，无非命也”“人事固有前定”这一类宿命论思想为主旨，而故事则往往托以相面者的预言。如： 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当为相，然不得堂饭食吃。”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胀痛霍乱。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后数年，因犯堂食一顿，其夜便卒。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奈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翙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 这两位给张文瓘和李蒙看相的人，一个说张可以做宰相，但不能享受宰相会食中书的待遇，张勉强一试，马上丢了性命；一个说李蒙可以得到华阴县尉的官位，却不能实食其禄，后来在庆贺得官的游船宴上，李果然船翻而死。这种民间最乐意传闻的故事，真是神乎其神了。 至于像袁天纲、张冏（憬）藏这样著名的术士，他们相面有准的事迹就更是举不胜举。单单《定命录》中就记述了袁天纲自隋末至唐，为窦轨、杜淹、王珪、韦挺、岑文本、房玄龄、李义府、李峤等名臣看相，所做预言后皆应验的故事。袁、张的事迹并被写入国史，两《唐书》均将他们列入《方技（伎）传》，而所依据的则是笔记乃至志怪小说中所述的有关民间传说，其中尤以《新唐书》对此最津津乐道。 古人往往相信宿命，而尤其看重命途通塞的则是士子文人。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固然也有命好命坏的问题，而这对于士子文人则尤为重要。倘时运不济，难免一贫如洗，穷贱困厄；而时来运转，却可以一步登天，富贵齐临。这否泰之间的差距，真可谓霄壤之别。也许因为如此，又兼诸种笔记之作者较为熟悉、也更爱记述文人自身故事，所以唐代史料中关于文人（包括官员）求卜求相的逸闻尤多。对此类材料进行民俗学的分析，则可窥知唐人相信冥冥中有不可知力量主宰人之命运的普遍心理，窥知他们在盲目的、无法抗拒的命运主宰下深感自身无能为力，而只好顺从和听任摆布的处世态度。这其实也反映了任何时代、任何种族之人，对于未来的好奇和多方面的思考探索。 同时，这些材料也向我们揭示了唐时民俗生活之一角。占卜相面之士，既以此谋生，亦以此取名。他们的社会地位，说高不高，但说低也绝不低。他们虽处于里巷市井，却也可以登权势者之堂、富有者之室。他们是市井居民与上层文士官员乃至富豪势要沟通交流的一根重要纽带。康骈《剧谈录》的一则记载颇能说明问题：“处士丁重善相人”。他仅仅因为善于相人，所以便与宰相、驸马等人有了交往。一次他到宰相路岩家中，路岩趁机让他偷偷地相看来访的驸马于悰，并问他：“此人终作宰相否？”——路岩与于悰不睦，很怕他入相，分己之权。丁重细看一番，老实告诉路岩：“（于）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并且详细解释了理由根据。“其后浃旬，于果登台铉。”从此以后，“岩每见朝贤，大为称赏。（丁）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丁重的名气，与宰相路岩的吹嘘无疑是分不开的。 卜相之业不但可以糊口谋生，而且可以制造声名，难怪许多人要钻研此术，也难怪民间会产生出种种卜相应验的传说故事，且被有心之人记录下来。这种故事有的流传千百年，至今犹在人口；而这种笃信卜相（至少是“宁可信其有，不可谓其无”）的心理，也是至今犹存。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和任何时髦而利厚的商业行为一样，这也就不免导致浑水摸鱼者的出现。李匡乂《资暇集》述一故事，云： 非卜筮者，必话桑道茂之行。有妪一无所知，大开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妪于桑门卖卜，其神乎？”俾来复之。桑言“休”则妪言“咎”，桑言“咎”则妪言“休”。顾后中否，桑、妪各半。 桑道茂与袁天纲、张憬藏一样，都是《方技（伎）传》中的人物。《旧唐书》本传说他“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而那位对卜筮一无所知却聪明过人的老妪，竟硬是拿桑道茂充当自己的对立面，和他唱对台戏。她把自己的卜铺开到桑家门口，在那些迷信者面前造成她敢于并且完全能与桑抗衡匹敌之势，使得他们总想拿桑道茂的卜词到她这儿来验证复核一番。而老妪掌握这些人的心理和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凡来占卜算命的，她之所言必与桑道茂相反。事后比一比言中率，竟是“桑、妪各半”，从而使人对她的预言不能不信服——至少不比桑道茂差！这则故事所反映的民俗心理和老妪利用民俗心理所采取的生财之道，不是颇值得玩味与深思吗？ 大体上可算作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谋生手段，还有需要有较多专业知识、书面知识的行医、卖药、贩卖书籍、鉴定文物古董等。 行医著名者，如初唐的孙思邈、初盛唐之交的张文仲、李虔纵、韦慈藏和中唐的王彦伯等。 卖药卖出了名的，则有西市宋清。“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行医卖药往往与做善事有关，宋清就是一个典型。然而这并不妨碍他赚钱，而且获利很多。唐人小说中写到的卖药者，往往身兼术士，如《广异记·王老》所写；又往往非常有钱，如《玄怪录·张老》和裴铏《传奇·裴航》所写，前者写扬州王老的药铺同时兼为柜坊，后者写汴州卞老的药铺拥有宝物“玉杵臼”，价值二百缗。这些传说反映了民间心目中对行医卖药者的羡慕之情。 小说《李娃传》写到李娃救治荥阳生至痊愈后，一日“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所谓“鬻坟典之肆”，即书店也。为了让荥阳生重温旧业，再进考场，李娃替他买了大量的必读书、参考书。“计费百金”言其所买数量之多，但也可知唐时书价着实不低。 这种书店，东、西二京均有。中唐人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之《小序》云：“贞元十四年（798），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因用感叹而作是歌。”诗中有云：“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令人惆怅难为情。”这首诗的本意是感叹人世沧桑，所谓“神仙杳何许，遗逸满人间”，但另一重价值则在于它写到了唐时珍贵书籍的形状：“水精编帙绿钿轴，云母捣纸黄金书。”写到了名人藏书在其身后的流散，写到了经营这种旧书的洛阳书肆，从而实际上也就写到了贩书、卖书以及文人逛书铺觅书等事。 与贩卖书籍有关的是文物古董商。李绰《尚书故实》云：“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逃焉。”孙盈父子就是以书商而兼文物鉴定专家，他们买卖的范围当然也就包括名家书画在内。 唐代已有木板雕印的出版物，不过，以手抄形式传播仍是当时的主要形式。抄书者除须能识字，读过书，还须付出较多体力，姑且可以认为是一种介乎脑力与体力之间的劳动。这实际上往往就成为具有文化而又难入仕途者的一种谋生手段。靠缮写工作换取生活之资者，唐人呼为“笔生”，由于他们所抄以佛经居多，所以也叫“经生”，《法苑珠林·赵太》篇就曾提道：“唐长安市里风俗，每岁至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太，次当设之。”《新唐书·儒学中》所述王绍宗“少贫狭，嗜学，工草隶，客居僧坊，写书取庸自给，凡三十年。庸足给一月即止，不取赢，人虽厚偿，辄拒不受”。陈寅恪在此批曰：“写经。”意谓王绍宗曾为“经生”。李商隐自述少年时，因丧父贫困，曾“佣书贩舂”以养家。“贩舂”是贩运谷粮舂米出售赚取差价，“佣书”则是充当“笔生”，为人抄写文书以劳取酬。《潇湘录·乔龟年》篇所述的乔龟年，也是一位“笔生”：“乔龟年者，善篆书，养母甚孝。大历中，每为人书大篆字，得钱即供甘旨。”但笔生的收入是很少的。乔曾自诉云：“虽不惮勤苦于佣笔，其如所得资助，不足以济！” 唐时还有一种虽然无须多少体力、却被斯文之徒视为卑贱而不齿的谋生方式，即充当凶肆歌者。其实这倒是一个民俗风味极浓的职业。 凶肆是为办丧事服务的行业。婚丧嫁娶是古代社会生活中涉及人生仪礼的一大内容，其操作和进行的方式，因地区、族别、传统之不同而具有十分鲜明的民俗特征。长安的凶肆，除经营租赁方相（本为驱傩逐疫之神的扮演者，送葬时用作队伍的前导）、轜车（丧车、灵车）及各种送葬之具的业务外，还向丧家提供送葬所需的一应服务人员，其中有执穗帷、灵幡、灵旗的，有唱丧葬之歌以制造、增加哀挽之气氛的。送葬时唱挽歌，我国有悠久传统。据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薤露》引吴兢《乐府解题》和杜预语，可知这种风气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薤露》和《蒿里》就是两首著名的哭丧之歌。田横不愿受汉高祖之召，自杀之后，其门人送葬时就唱着这两首挽歌。后来《薤露》渐渐固定为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专门由挽柩者歌之，并渐渐发展为一种职业。从唐代的情况看，似乎还可以算是一门艺术。然而，这无疑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作为读书士子去干这一行，无论自己或他人，都会认为是一种沦落，甚至是耻辱。 中唐著名小说家、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杰作《李娃传》就写了一位因为迷恋烟花、耗尽资财而沦为凶肆歌者的应试举子。这一大段描写可以说就是一系列民俗生活的宝贵镜头。 小说的男主人公荥阳生床头金尽，被鸨母设计抛弃于街头，生活无着，冤愤无告，以致身染重病。“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没想到凶肆中人却颇有同情心，照料他至于“杖而能起”，并且就让他在凶肆中帮忙，混口饭吃。就在这环境中，荥阳生学会了唱挽歌，由于身世之慨，或许还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对各种挽歌词理解较深切，所以他唱起来悲怆异常。“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整个长安，数他唱得最好。小说接着写道：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 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吿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坐愕眙，莫之测也。 挽歌比赛以荥阳生的大胜告终。从这段叙述，我们了解到，长安凶肆不止一个，至少天门街东西各有一家名声相颉颃却互不服气的凶肆。凶肆之间为了显示实力、扩大影响、招徕顾客，有时还会举行规模颇大的行业比赛。先是比实物，然后比人才，比人才的技艺。小说写西肆歌师与代表东肆出场的荥阳生两者的歌唱场面、曲目和效果，均极精细而传神，令人有目睹耳闻之感。如此不惜工本地表演比赛，大概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广告活动吧。比赛具有赌博性质，输家要拿出五万钱摆酒请客，这似乎也是当时大家认可的，是一种惯例和风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安市民从上到下都对此类活动极感兴趣，比赛那天竟至于万人空巷。虽然小说的描写在这里不无夸张，但应该不是无中生有。这一笔使我们领略到长安市民那种好奇、喜热闹甚至有点爱起哄的普遍性格。因为这种性格不仅仅表现在看两凶肆的赌赛上，而且表现于其他许多类似事情，如牡丹、桃花盛开时节的满城争看，高僧名道宣讲说法时的士女竞往，新进士曲江之宴时的万人围观，等等。至于在饮食服饰、生活起居方面的追求时髦之风（如陈鸿祖《东城老父传》所谓的“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则是这种性格的又一反映。长安的民俗氛围与市民们这种普遍性格，当然是分不开的。 基本上属于以体力劳动谋生的，有各种小商贩和手工业工人。 小商贩的资本一般都不如那些开店铺的商贾，他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走街串巷或设摊买卖，把长安市民日常所需的物品轻便灵活地送到人家家门口，劳动比较辛苦，而盈利相对较少。但也有善于经营、刻苦积累，由此而发家的。如上文提到过推车卖蒸饼的邹凤炽（邹骆驼）。 很难对长安市上的小贩一一加以介绍，只需要指出，长安市上几乎贩卖什么的都有。这里有卖菜的、卖鱼的、卖柴火的、卖布匹缯帛的、卖油的、卖药的、卖钱贯的、卖胭脂花粉的、卖镜子的（或以磨镜为主，卖镜为辅）……总之，只要是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货物用品，而又适合于以担挑车推方式发卖的，都在他们经营范围之内。这种小贩的社会身份并不单一：有的本是农夫，务农为主，捎带买卖；有的则是渔樵之人，卖的也都是自家的生产物。如白居易《新乐府·卖炭翁》所写的，便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当日长安市中一股活跃的经济力量，对保证长安居民的正常生活，起着积极作用。而他们的存在，他们肩挑手推各种货物出入长安各里坊的身影，各种不同的吆喝叫卖之声，也就构成了一幅生动有趣的长安民俗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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