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寻史琐记——从东北亚到东南亚

作者简介

华立，生长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赴日本执教，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名誉教授。 专业领域：清史。主要著作有《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等。

内容简介

日本篇长崎寻史（278-281页） 兴福寺和崇福寺在长崎市东部风头山脚，福济寺和圣福寺则在长崎市北部的筑后町。后两座寺庙由于靠近长崎原子弹投下的中心点，1945年，当蘑菇云腾起，福济寺瞬间被烈火吞噬，七堂伽蓝化为焦土。今天，在其原址上矗立着一尊由巨大神龟托起的“万国灵庙长崎观音”像。观音像身高18米，如从地面算起连同神龟部分则有34米， 以悲悯的眼神俯瞰长崎的大地和港口，仿佛时刻告诫人们：远离战争，珍惜生命！圣福寺奇迹般地逃过了重创，不过它的建筑风格融入了较多日本寺院的元素，作为唐寺，不及兴福寺和崇福寺具有代表性。 四座唐寺中，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崇福寺。寺门为通体朱色的高大山门，上部为楼阁，飞檐起翘，下部墙门浑圆厚重，山门匾额上“圣寿山”三字，即崇福寺的山号，乃著名高僧隐元所题。如此独特的山门式样，我前所未见，后来知道它有原型，在福州，是与它同名的福州崇福寺的山门。进入山门后拾级而上，眼前更是一亮——第二门匾额上的“第一峰”三字直入眼帘。原来这门本是崇福寺的第一道门，因为后来增建了前面的山门，它便成了第二门。 这道“第一峰”门为大屋檐式样，采用复杂巧妙的多层斗拱组合，檐下和门扉绘有明艳绚丽的祥云瑞图，极尽精工巧匠之能事，都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制造。我已听说崇福寺内的建筑用材都取自对岸大陆，还特意聘请了家乡的工匠来建造，但读了此门旁的说明才知，岂止建材，这整座门竟然都是先在宁波进行组装，再经海上运来的！三百多年前的长崎华人竟有如此魄力，如此不惜工本，这不简单是豪商们肯于慷慨解囊，除了宗教情怀，更多的应该是他们深厚的乡邦情结使之然。 根据记载，至少有以下福州府籍商人参与了创建崇福寺，分别是：福州府福州人王心渠（又名王三官，1594—1678）、福州府人何高材（又名毓楚，字一粟、性崇，1598—1671）、福州府福清县上迳人林太卿（字楚玉，1572—1645）及其子林守壂（即林仁兵卫，字大堂）、福州府人魏之琰（又作魏之瑗）。崇福寺因此而有“王何林魏，四大施主”的说法。这当中尤应提到林太卿、林守壂父子。林太卿来日很早，1609年（明万历三十年）先到鹿儿岛，1619年携子守壂移居长崎，是他带头捐建崇福寺，为第一大施主，但不久即去世。其子守壂1641—1662年出任唐通事中的大通事，称林仁兵卫。在任期间从中国聘请工匠营造寺庙，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卸任后出家为僧，法名性英。父子两代，对崇福寺贡献最大。 跨过第一峰门后回首，内侧门楣上方的匾额为“海天华境”（因此又称海天门），落款“七十三叟林太卿”。看到林太卿手书的这四个字，我顿然领悟：“海天华境”正是对长崎华人建寺宗旨的最好诠释。离乡背井的人们之所以竭尽全力兴建唐寺，就是希望在异国之地也能保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华境”。 崇福寺拥有多个长崎唐寺“之最”：现存最古的大雄宝殿，最多的日本国宝和国家重要文化财（即国家级文物），保存最完好的妈祖堂门和妈祖堂……此外，还有一个“大锅之最”。这口巨型大锅原来置于大雄宝殿廊下，它可不是摆设，而是寺庙实际用来施过粥的。1681年，长崎遭遇大饥馑，饿殍遍野，正担任崇福寺住持的千呆性侒禅师卖掉自己的字画筹资，赶造大锅用于赈济。大锅口径6.5尺，锅深6尺，每次可煮米4石2斗，分给3000多人吃食。锅身镌刻的“圣寿山崇福禅寺施粥巨锅天和贰年壬戌仲春望后日”22字，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历史事件，也反映了长崎的华人先贤与当地民众彼此扶助，共克时艰的友好情谊。看看我们与它的合影就知道，巨锅名不虚传！它已完成使命，现在被挪到大殿旁的专用铁架上“安度晚年”。 全书收录了500多幅实拍图片，为读者呈现了普通人鲜少抵达的目的地，或者说，是在看似耳熟能详、很多人都能轻松抵达的地方挖掘未知之处。作者总能在其中找到那些“冷门”却与我们紧密相连地方，在历史过往的交织下，这些旅行者视野之外的地方也散发出别样的光彩。 本书形似游记，却未陷入个人化、情绪化以及追求猎奇的俗套，随处可见作者的学术思考。在探寻历史细节的过程中，作者严谨缜密的推理过程和思考路径完整地呈现在眼前，读来收获颇丰，但又非严肃无趣的说教。行文笔触真诚，语言干净利落，既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真实纪录了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感所想。作者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也时刻关注关于华人的历史细节，令人感动。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学术旅行纪实作品，相信旅行爱好者和历史迷都不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