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风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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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傅雷家书》的一曲交响乐章 梗本泰子 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与夫人一起在家中卧室 悬梁自尽。在这之前的8月30日深夜，一群红卫兵冲 进傅家，搜寻了三天三夜，找出了所谓傅雷的“反党 罪证”。面对曾经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傅雷，红卫 兵们的追究自然是毫不留情，加上其子傅聪流亡英国 ，对傅雷的批判更是变本加厉。枉受不白之冤的傅雷 心中那种悲愤和绝望之情，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遗书 中痛切地感受出来。正是那个冷酷无情的世界将这个 对艺术和人生极其忠诚的文人逼上了绝路。 身处异国的傅聪得知双亲的死讯，是在两个月之 后。在纷至沓来的记者面前，傅聪缄默不语。只是在 一次音乐演奏会上，傅聪面对观众说了这样一句话： “今晚我演奏的曲目，全部都是我父母的生前所爱。 ”“文革”结束后，傅雷夫妇的名誉得到恢复。1979 年，傅聪回国参加了为双亲举行的追悼会。而这距他 流亡英国，时光已经整整流逝了二十个年头。傅雷与 他的时代 《傅雷家书》自1981年在中国首次出版以来，保 持了二十多年经久不衰的发行纪录。2003年1月辽宁 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版本，其中收录了傅雷家书 161封，夫人朱梅馥的书信39封。本书从中选译了傅 雷的书信60封和朱梅馥的书信14封。 傅雷的这些家信，最早写于1954.年。傅雷借儿 子出国留学的机会，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用书信的形式 ，而且是面对亲人，因而也是以最直截了当、最不加 掩饰的形式吐露出来，从而留下了他十多年来的这一 段精神轨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子。 在中国，傅雷以法国文学翻译家著称。在既没有 电视也没有因特网的时代，一般大众对外国缺乏了解 ，向他们介绍外国文学也非易事。因此傅雷的工作就 不仅仅是局限于语言文字上的翻译，还必须对外国的 文化、风俗也加以考证，并对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做出分析，也就是说扩充到了学者和艺术批评家的领 域中去了。从本书中所收录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傅 雷的学识涉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他称得上是一个 精通东西文化的思想家，并拥有一个极其丰富的精神 世界。 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现上海市南 汇区)。由于父亲傅鹏飞英年早逝，母子相依为命， 傅雷的幼年时代过得相当寂寞。母亲李欲振将全部心 血都放在了儿子身上，而且因为望子成龙心切，据说 有时态度还相当粗暴。日后傅雷对待自己的长子傅聪 也极其严厉，有时甚至动手，也许和他自己幼时的经 历不无关系。 傅雷跟随家庭教师熟读了四书五经之后，转入了 上海市内的学校读书。他先后就学于徐汇公学、大同 大学附属中学，并于1926年考入了上海持志大学。但 傅雷不满于该校的教学内容，翌年在姑母傅仪和表兄 顾伦布的帮助下，终于说服了母亲，得以顺利赴法国 留学。这段留学经历培养了傅雷丰富的西方文学艺术 的教养，对他的人格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秋傅雷进入了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同时还 在卢浮美术史学校学习西方美术史。在当地傅雷接触 到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并与许多日后成为中国文艺界 重镇的人才私交甚厚。在他们中间，就有中国美术界 之翘楚刘海粟。傅雷常和刘海粟等人一起去各种美术 馆参观，加上与巴黎美术界人士的交往，使他得以对 西方美术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理解和认识。 除了美术，傅雷对西方音乐也抱有极大兴趣，不 时去聆听音乐演奏，观赏歌剧表演。有一段时间，傅 雷还爱上了一个法国女子。恋爱的烦恼，加上思乡之 情和对未来的不安，傅雷患上了“青春期的、浪漫底 克的忧郁病”(见1954年8月11日致傅聪函)。就在这 个时期，傅雷阅读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深 为作品中描写的“英雄”形象所打动。贝多芬战胜艰 难困苦的人生，并创造出无数不朽名作的坚韧毅力， 成了傅雷的精神支柱。而这段经历还使傅雷日后翻译 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名作。 傅雷在法国的四年间，虽然最后没能拿到文凭， 但这段留学生活培育了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爱情和理 解，对他的后半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31年傅雷回 国后，担任了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办公 室主任，并教授法语和美术史。但是生性耿直、直言 不讳的性格，令傅雷常常与他人发生冲突，这段教师 生活并没能持续多久。傅雷从十七八岁起就尝试过小 说创作，因此这段时期他曾经希望自己以文笔成名立 业，并一度致力于美术批评。他和友人一起创办了艺 术杂志，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艺评论文章。 但在战乱逐渐升级的年代，文艺批评实在难成气候， 傅雷渐渐将精力转到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上。 傅雷在留学期间就已经显现出了出色的法语能力 。凭借着极强的语言才能和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证，以 及对译文的反复推敲，傅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 格。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莫罗阿、伏尔泰等著名 法国作家的三十多种作品，都是通过傅雷的翻译才得 以在中国广为人知。而其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 利斯朵夫》的中文译本，日后被文化史研究者推选为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约翰·克利 斯朵夫》是令作者罗曼·罗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 篇巨作，作品主人公是一个音乐家，在他身上有着贝 多芬的影子。傅雷历时五年翻译了这部巨作，于1937 年出版了第一卷，而第二卷至第四卷则是在抗日战争 期间的1941年出版。作品主人公克服种种困难成长为 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的历程，以及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的 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理念，深深打动了当时的中国 学生和知识界人士。作品中所描绘的“英雄”形象— —那种身负时代的艰难困苦，献身于社会和全人类的 伟大精神，得到了在侵华日军蹂躏下的中国人民的广 泛共鸣。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傅雷自1952年起开始着 手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从中也可以看出这部 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之重。而正如本书中的书信所 提示的那样，由于儿子出色的音乐才能，这部作品又 从另一个角度成为了傅雷的理想和希望的象征。 在傅雷的翻译事业中，巴尔扎克的一系列作品也 不能忘记。《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 》《高老头》等名作都是经傅雷之手翻译介绍给中国 读者的。最近在日本上映的中国电影《中国的小裁缝 》就生动地反映了傅雷的翻译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多大 的影响(影片根据戴思杰用法文创作的小说《巴尔扎 克和中国的小裁缝》改编，原作已由新岛进译成日文 ，由早川书房于2002年出版)。这部影片讲述了“文 化大革命”中下乡到四川山区的两个知识青年，偷偷 阅读当时被定为禁书的外国小说，并将小说内容讲述 给不识字的村民们听的故事。而其中一个小伙子的恋 人、一位漂亮的乡村小裁缝，则通过他讲述的巴尔扎 克的《于絮尔·弥罗埃》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大山 外面还有着陌生的广阔的世界，她盼望着能去看一看 那个未知的世界，终于有一天抛下小伙子们离开了山 庄。可以说，让影片里的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正是文 学所具有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而以流畅的文 笔织造出这种文学魔力的，正是傅雷的翻译。顺便提 一下，傅雷开始动笔写这些家信正是在1954年，而那 年9月至翌年4月他正好就在翻译《于絮尔·弥罗埃》 这部作品。恐怕连傅雷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翻 译作品，竟然会在半个世纪之后，又通过别人创作的 小说和影片，而广为世界各国的读者和观众所知吧。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