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中国视角的政治经济学演变（上册）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九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中央统战部联络员。主要从事价值和收入分配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土地制度和城市化问题研究。 已发表300余篇学术论文，8部学术著作，10部经济学教科书，2部经济学译著。主要学术贡献：创立了广义价值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论和垄断足够价格地租论，论证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和非物质生产领域同样创造价值以及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提出了优先发展大城市和全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参与了2019年《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设计了拆散五一黄金周、变传统节日为法定节假日、同时推行带薪休假制度的改革方案，推动了2008 年国家节假日制度调整。 曾获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入学论文奖（1988）；第八届中国图书奖（1994）；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8，1994，1996）；南开大学优秀教学质量奖（1988，1990）；南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被媒体称为“敢谏直言的政协委员”、“土地委员”和“土地代表”，全国两会“十大言者”。

内容简介

第一篇 从狭义政治经济学到广义政治经济学 导论 本篇作为全书首篇，旨在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方法论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一方面来自对政治经济学古典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范式的借鉴，另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批判和对狭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理论抽象。全篇分为四章。 第一章试图总结和概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共同秉持的理念和传统，分析这些理念和传统在尔后 200 多年经济思想史上经历了哪些变化，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如何批判地继承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第二章秉持逻辑批判的精神，揭示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逻辑悖论，强调要贯彻逻辑一致性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基本理论的统一、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科学理论的逻辑检验与经验验证的统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与实现途径多样化的统一。 第三章遵循马克思关于最一般的抽象产生于最具体的充分发展的逻辑思维路径，对狭义政治经济学诸如资源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经济剩余和资本等基本范畴，分别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逻辑层次上做了界定，以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提供可资利用的元素。 第四章在总结前三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了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 6 个方法论原则，特别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要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 捆绑在一起，不要把一般商品经济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特殊范畴而加以 摒弃，不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特征限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 的现象而加以否认，不要把实现目标的手段当作目标本身而盲目坚持。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传统与现代形态 “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在 18 世纪的法国，被广泛使用至 19 世纪末，后逐渐被“经济学”一词代替。?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政治经济学”一词在西方重现，但其含义已不同于传统意义。本章 将系统性地介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划分、代表人物以及研究传统， 并梳理政治经济学后期不同学派的演变及其理论和研究的现代形态， 以期为后续各章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经济 思想史上可以借鉴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的古典时期及其代表 马克思所认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词一般认为由马克思首创。马克思所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 17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初期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1962，第 41 页）? 马克思心目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马克思、恩格斯，1972a，第 98 页） 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分为英国和法国两个学派，他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商品》中的《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一 节中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马克思、恩 格斯，1962a，第 41 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英国代表人物还有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12—1780）、约翰·巴顿（John Barton，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和乔治·拉姆赛（George Ramsay，1800—1871）。 除了上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英法代表人物，马克思还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证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和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及历史学家施托尔希·安得列依·卡尔洛维奇（1766—1835），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模仿者。 提到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马克思认为他 “是李嘉图同时代人中创立学派来崇奉他的政治经济原理的最重要的人物”，但并未把他归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而认为他是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马克思、恩格斯，1962b，第 169 页）同样，马克思认为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也是斯密理论的庸俗化者。 而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1774—1858）因为批评了李嘉图的货币论，则被马克思称为“接近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熊彼特确认的政治经济学古典时期 熊彼特把 1790—1870 年这个时期称为经济学的“古典”时期。（熊彼特，1992，第 2 页）之所以这样划分，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后，凯恩斯用“古典”来概括他以前的经济学，“古典”开始意味着“陈旧”；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内，经济学“有了同腐朽事物做有希望的斗争的崭新活动”，出现了以约翰·穆勒为代表 的“标准的古典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一时期成熟了。（熊彼特，1992，第 2 页，3 页）按照熊彼特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划分，斯密被排除在了“古典”时期之外，而卡尔·马克思（1818—1883）、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和卡尔·门格尔（1840—1921） 则被包括在这一时期。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结项成果，理论经济学“两论”“两史”的融合 本书响应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力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新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对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界定，以此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元素和逻辑起点，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界对“两论”“两史”的吸收、融合与运用。 2. 顶尖专家领衔编写，海量文献+实地调研凝成50余万字硕果 本书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领衔40人学术团队，另外8位教授作为8个子课题负责人潜心编写，涉猎的700多篇中英文献穿越350余年、跨越欧美亚三大洲。作者团队调研100余县市区，历时超4年，在丰富详尽的思想资料和新鲜真实的一手信息基础上，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严谨的中国视角，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3. 创新理论模型，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逻辑根基 现存最有影响的经济学三大价值理论在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存在困难。对此，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为指导，通过对三大价值理论的分析比较和综合，构建了广义价值论模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体现公平与效率内在统一的国际贸易模型，初步勾勒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具有原创性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