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文体史研究

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文体史研究
作者: 吴德利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52.20
折扣购买: 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文体史研究
ISBN: 9787020182435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从传统至现代的转换世纪。在现代文明的探索过程中,早期知识分子与革命者不断地寻求社会变革的良方;同时,作为参与历史进程的现代作家,利用文学进行社会变革,以创新的艺术形式革命引领时代,传播与宣扬时代精神。作为兼具个性表达功能与社会传播功能的文学文体,现代短篇小说在20世纪的几个重要阶段借助艺术形式的创新充分发挥了引领时代先声的艺术功能。可以说,现代短篇小说文体形式的创新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阶段。从广义上讲,形式是艺术的本质和生命,没有形式创造的文学会陷入雷同与平庸。 当然,文学的每次变革与创新都有一个酝酿期。晚清“新小说”的酝酿为五四现代小说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从外来的西方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创作思潮,到古典白话小说、晚明小品、鸳鸯蝴蝶派等传统叙事,在纵向积累和外来(或古典)艺术形式的横向借鉴的合力中催生了文学形式的不断创新。一如西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孕育了五四写实小说,西方现代主义及日本现代派催化了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古典白话小说和俄苏革命文学哺育了解放区小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教化了80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等等。 现代短篇小说是一种渗透强烈主体意识的文体形式,在整个20世纪多次承担了开拓时代新风的“尖兵”作用。五四时代作为现代小说的开端,不仅从思想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社会功效,更从形式上以崭新的文体形式发挥了传播人心、春风化雨的艺术效果。这也使得小说文体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般,迅速由末流地位攀升成为文学的先行者;及至30年代的上海,工业城市的殖民繁华造就了独特的现代都市景观。尽管它同时具有时代“偏安”和殖民化色彩的内外不同视点,但新城市文明的到来似乎也昭示着一个畸形化的工业时代。新感觉派的青年小说家们赶着潮流般,奉行拿来主义的文学创作,以敏锐而颓废的接受姿态诠释了城市病态的生存体验与前卫精神。新奇又超前,短暂而落寞;新的希望开启在另一个遥远的地域——延安及西北解放区。新的革命时代叙述的诞生仿佛不依赖外来的手段,反而利用民族地域化资源的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改造成新的“人民文艺”和革命小说话语形式,诞生了“赵树理方向”和孙犁为代表的民族、革命、地域化小说。它不仅创造了现代小说的“新酒瓶”,更创造了新的工农兵阅读群体,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性图标;待熬过长长的文学生产一体化时代,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代给文学重新带来了生机,先锋小说以全新的姿态接续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引领了文学的又一次变革,也创造了“后革命”年代里全新的表达途径。 具体而言,这种“尖兵”式的艺术功能具体表现在契合时代精神感召的新文体形式上。 五四时代是一个祈求从旧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年代,“人的发现”、个性解放、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精神的感召;于是才有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诞生。由此而产生了几种切合时代精神的短篇小说形态:一是以鲁迅、郁达夫、庐隐等为代表的日记体、自叙性小说形式大量流行。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等小说中抨击旧礼教旧道理对人的迫害和压制,郁达夫、庐隐等则大胆宣泄了个人内心情绪的苦闷与欲求。二是以关注平民生活、关注日常生活苦难的“为人生”小说家、乡土小说家们为代表,他们的小说充满着写实倾向和科学精神,反映了第一代现代作家以觉醒的主体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启蒙批判与人道关怀。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新文体形式和表达方式,才造就了新的时代精神影响出一代青年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觉醒,从而大胆地加入反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现代变革的洪流中来。五四时代培养了第一批充满文学变革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职业作家,使之抛弃了将小说当成正统之外的余事和娱乐消闲的写作态度和方式;而五四一代小说家也通过新的短篇小说文体形式铸就了他们光辉的启蒙时代。 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是伴随着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夹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培育而诞生的。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租界和沦陷区给大陆中国带来了畸形的地域化资本主义发展。以工厂制造为代表工业文明和以赌场、舞场、电影业、广告业等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开始造就了现代都市的繁荣,也形成了迥然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帝国的生活方式和猎奇、标新的前卫精神。这种新的文明方式和工业时代的到来尽管带有鲜明的海派地域色彩,但也召唤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即以现代主义创作法则表现城市生活方式及精神心理的都市文学。这种新文学样式主要体现在以“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小说及现代派小说。他们上承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叶灵凤,下启张爱玲。这些短篇文体形式注重感官书写、现代派技法、语言的快节奏感,尤其注重对现代都市青年男女的精神心理塑造。 40年代的延安及西北解放区地处特殊的区域政治环境中,在以民族大众解放为时代号召的影响下,他们创造(或者说改造更贴切)了一种“人民文艺”的新文体。就短篇小说而言,它是一种以旧化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中国叙事形式。在讲述农民觉醒、大众解放的革命意识中,利用古典白话小说叙事方式及古典抒情方式的客观化、风俗化,成功地将个体解放的启蒙叙事转换成群体解放的革命叙事,并以通俗、晓畅的叙事话语创造了解放区小说的独特革命叙事与抒情文体风格。尽管这种文体形式中断或者弱化了文学形式的全面现代化道路,但在大众化、地域化的方向上显示出其地域文学流派与民族革命书写的活力,引领了解放年代的文学书写精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地域化越显示出特色的文艺风貌。从现代化转向民族地域化,这是解放区小说开创人民文艺新时代的价值所在,也是其致命的艺术局限。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先锋小说形式的不断创新与实验并非单纯地回归五四文学或现代都市文学,而是对压抑时代的文学一体化生产环境和中断了的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艺术反映。他们追求的并非个性解放和个体精神自由,而是一种审美独立的艺术精神。形式上的革新是“后革命”年代文学叙事的策略,在不对抗大体制的环境下,以物质文明同步的节奏来发展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先锋小说文体形式的创新很少在思想意识层面进行叛逆式的反抗,不与时代构成紧张冲突;而是在技术层面和观念层面进行实验创新,从而在主体观念与读者市场的调和中顺利地转型到文化市场体制下的消费主义环境。 综而言之,从以上几个大时代的阶段中可见,短篇小说在形式创新上发挥了较好的文体功能,其文体散发出的艺术形式有效地诠释了时代精神的内涵,成为文学领域最早引领潮流的艺术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