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

闫伊默，男，1998-2005年在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系学习，获文学学士、新闻学硕士学位；2006-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获传播学博士学位；2009年-2017年在河南日报从事深度新闻报道采编工作；2017年至今，在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与认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传播业务等。 目前已出版著作3本：《传播学纲要》（二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仪式传播与认同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党报深度报道研究》，新华出版社；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级及市厅级课题6项；曾获省级新闻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曾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三等奖1项；有3篇报告被人民日报内参和国家民委采纳等。

内容简介

第一章 新时代背景下的深度报道 超越于新闻本体之意涵，宏观而言，新闻是时代的记录和历史的见证。不论真善美或假恶丑，理论或理想意义上的新闻，应是就人类世界演化、变幻出的万千气象而秉笔直书、“有闻必录”，旨在为人类“立此存照”。新闻文体是新闻内容组织和呈现的形式或工具，意在更好地传达、理解内容以实现特定的效果诉求。谈及文体，人们常言“文无定法”，强调形式取决于内容、为内容服务。但究本溯源，“文无定法”的“法”即文体或形式之形成、演化以至相沿成习，却实在是时代造就、时势使然，自有其“一定之规”。因此，对新闻文体的考察应将其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下进行观照，方可能对其形成演化之缘由得一切近之解。 提及“新闻”，其“求真、求新、求快”之要义颇给人信息潮涌、绵延不绝、动感十足、万象缭乱之形貌和阅知感受，而“从头说起、溯源归因、娓娓道来”之散漫悠闲之文学式叙事似乎与新闻绝缘。溯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与文学何曾泾渭分明过？即便时至今日，新闻文体的变革仍不时向文学回顾甚至回归，“讲故事”“非虚构写作”“融媒产品生产”等叙事样式即是明证。新闻既强调信息传播，也强调诉诸深度或情感，因此，“深度报道”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报道形式或体裁，其所烙印的时代痕迹在实践上同样源远流长。 当下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代”。作为中国特色话语的“新时代”，意味着特定的时代变革节点，且对应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国际和国内之丰富而复杂的意涵。 但具体到新闻传播而言，面临媒介化、全球化、市场化等时代情境，作为专事信息生产、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媒业，遭遇结构重组和全流程变革。在此“新时代”背景下，作为重要新闻文体的深度报道亟须重新审视，以守正创新之定力和顺时应变之视野谋求变革和转型，而其在新时代的价值和机遇亦深蕴其间。 第一节深度报道面临的新时代情境 当下信息全球化和媒介社会化时代，中国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现代性社会并不仅仅意味着理性、进步和光明，人类社会历史早已证明启蒙本身亦存在辩证法逻辑，一味单一地张扬人类理性，就会走向启蒙的反面，从而使人类陷入异化而难以自拔。就新闻本体诉求而言，复杂交错的问题、矛盾、风险等现代化负向效应恰与基于受众信息需求心理所凝练出来的新闻价值系列标准及其所矢志承当的社会功能相契，在此意义上当下新时代可谓新闻传媒业的“黄金时代”。但同样不可否认，新时代情境下深度报道亦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发展困境，比如社会复杂性、全球化的联动效应、媒介对传受双方及舆论生态的冲击等。然而，面对现实，也只有将深度报道置于这一新时代情境下，才能对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形成较为理性、深刻且符合实际的认知。 一、现代性困境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２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时代”是对当下中国的历史定位，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结构要素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刻调整，也是我国总体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新阶段。在特定语境下，“新时代”话语是对当下时代情境和我国发展阶段、状态和整体社会面貌的高度总结、概括和界定，旨在“明时世、知国情、懂趋势”，对开启和谋划我国新阶段和新征程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意义。但就传媒而言，在明了“新时代”上述旨意的同时，还要意识到自身运作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突出矛盾、思想困境、媒介冲击等时代情境。具体到深度报道，新时代情境既是难以回避的严峻挑战，也同样蕴含着自身调整和发展的巨大机遇。 就全球范围来看，现代性问题凸显为全球性现象，现代性“所指和能指的都不是一种时间性向度，还是一种极其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文明或文化过程，一种悖论式的实践价值取向，一种交织着内在紧张和冲突的内在结构，一种看似透明却又诸多暧昧的生活样式，以及一种夹杂着乐观主义想象与悲观主义情结、确信与困顿的人类精神状态”。盲目乐观地认同表面上呈现为时间向度的“现代性”显然是肤浅而愚蠢的，更为本质的、应引起人们警觉的却是其对人类理性毫无反思和顾忌的膨胀和张扬所导致的人类异化生存困境。由马克思发展和完善的异化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对人类无羁理性带来的文明恶果进行了深入批判。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暴行、现代科技无视伦理约束的极端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失衡等，都昭示着身披进步、光明、美好、文明等外衣的“现代性”，并不必然将人类带进人间天堂。对此，法兰克福学派以“辩证法”对启蒙进行去魅：一味地理性张扬会导致启蒙走向反面。人们沉浸于现代性带来的舒适不能自拔，追求当下快感，责任伦理失重，面对现代文明恶的一面，奉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现代人深陷异化，无力摆脱，精神在矛盾中撕扯，在激动兴奋和失望无助之间徘徊游移。